三年大饑荒，餓殍遍野。連朝廷都忙著躬身反省，文人卻得了機會替聖上排憂解難。那名堂大義凜然得不行，叫做《膽劍篇》。在《韓非子》里作為權謀典型提及的勾踐，略去卑躬屈膝的牽馬嘗糞，在《膽劍篇》里成了臥薪嘗膽的英雄。仿佛那場大饑荒，不過是懸掛在萬民頭頂上的一顆微不足道的苦膽，只消品嘗過後，前面就有酒足飯飽的美好前景。

不過，《蔡文姬》也罷，《膽劍篇》也罷，還不算最無聊。《李自成》一出，兩作失色。按照三突出原則寫就的《李自成》，完滿解釋了農民起義是歷史動力的造反有理。與這種歷史敘事相應的，無疑是《艷陽天》或者《金光大道》。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一層層的拔高之下，李自成終成高大全。這部歷史小說由此成為那個年代留下的笑談之一。不提不好笑，多談卻嫌太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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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樓夢》經由一個清純可愛的少女世界，達成了尋找童年的努力。一個民族的童年記憶，通常隱藏在該民族的神話里。從女媧起筆，乃無心插柳之舉，但一部可疑的歷史卻因此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質疑。以往的歷史敘事連同敘事內容，得以重新審視。這與其說是歷史批判的深刻，不如說是審美觀照的天然成果。一部由權力崇拜和等級觀念合成的歷史，最經受不起的，就是審美的觀照。美是無用的，正因為無用，才使有用的權謀事功、道德理念顯得極其可疑。以無見有，從大荒無稽反觀逐鹿天下，再悲壯也只不過是喜劇。所以情種賈寶玉會嘲笑文死諫、武死戰的荒唐。…

在《水滸傳》里，與劉備相類的忠義角色由宋江扮演，與孔明相類的智囊人物叫做吳用。孔明是儒生造型，吳用是道士打扮。至於那群英雄好漢，魚龍混雜，身世各異，心思也不盡相同，雖然都號稱是以義氣相聚的。事實上，其中真正能夠稱得上英雄者，惟林沖、魯智深。除惡懲兇，不及婦孺無辜。武松殺嫂尚且情有可原，血濺鴛鴦樓過於血腥。至於李逵的排頭砍去外加將小衙內腦袋一劈兩半，更不像英雄行徑。此處依然是個男人世界，只是更加粗鄙；婦女也更不被當人看，一不小心，就會被一刀揮作兩段。

《水滸傳》提供了一個以招安作結的造反版本，與叫化子朱元璋的改朝換代，正好遙相對照。從此，王朝更叠除了宮廷政變、諸侯發難、豪強逐鹿以及外族入侵，又多了一層江湖造反因素。就正史而言，這個因素後來構成了二十四史之後的第二十五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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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間悲情版、《孔雀東南飛》

與史書承繼孔儒觀念相反，漢代樂府詩歌，依然殘存著《詩經》痕跡。比如著名史詩《孔雀東南飛》。相比於《詩經·國風》里展示的清純浪漫，《孔雀東南飛》無疑哀婉沈郁。仿佛男女雙方突然長大了，從而不得不面對情的凝重和愛的艱辛。當年春意盎然的吟唱，變成了傷心淒惻的悲嘆。相比於同時代的史著，這首史詩提供的乃是無論在《春秋》抑或在《史記》、《漢書》里都找不到的審美內涵。這樣的敘事方式，與後來的《西廂記》、《牡丹亭》一脈相承，同樣也是《紅樓夢》敘事的一個先導。這種歷史敘事的意義在於，在男人主宰的歷史上，畫出一道以女人為主角的人文風景。男人的世界是爭奪江山，女人的天地是情愛的歌詠或哀挽。…

小引

不同於中國《山海經》神話故事或《尚書》里殘存的史官輯錄，古希臘的荷馬史詩將歷史敘事直接訴諸人神共舞的想像。那場因情愛而起的戰爭，猶如兒戲，但雙方的浴血奮戰卻毫不含糊，驚天地泣鬼神。即便天上諸神都為人間的廝殺而反目較勁，饒有意味的是，《伊里亞特》作者荷馬卻並沒有是非立場。阿喀琉斯是英雄，死於英雄劍下的赫克托耳，也同樣是英雄。史詩的敘事維度，不僅高於交戰的雙方，而且還超然於不甘寂寞的諸神之上。一場場酷烈的廝殺，非但沒有影響史詩作者的敘事立場，反而將超然物外的敘事視角，襯托得格外醒目。…

福柯認為，文藝復興以來的歷史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不同的話語模式。第一種認知型是文藝復興後期（16世紀）的“相似性”話語：“正是相似性才主要地引導著文本的注解和闡釋；正是相似性才組織著符號的運作，使人類知曉許多可見和不可見的事物，並引導著表象事物的藝術。”⑨比如，繪畫是對空間的相似性模仿。“探尋意義，也就是闡明相似性。探尋符號的規律，也就是去發現相似性的事物。……事物的性質，它們的共存，它們借以聯系在一起和交流的方式只是它們的相似性。”⑩福柯強調相似論形成了符號系統的三元結構：能指、所指和“關聯”（相似）。其中，相似性最為重要，它既是標記指稱的內容，又是其符號形式。第二種認知型是17和18世紀的表征型話語。那時人們開始尋找如何在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新的關聯，而相似被證明是虛幻的，於是一種表征的（representation，又作再現、表象等）話語確立起來…

這種區分有合理之處在於對視覺文化的理解定位在更大的社會歷史語境之中。但問題在於，這種視角的宏觀往往會忽略，甚至遮蔽視覺文化自身的歷史演變及其形態變化。所以，運用這種方法就必須注意從大到小的諸多中介環節及其相關性。前蘇聯美學家巴赫金(Mikhail Bahktin)曾經對文學研究，提出一個不同層次的結構性關係的方法論模式，對視覺文化的研究很有啟發性。他認為：

文學史所關心的是根源性的文學環境中文學作品的具體生命，以及根源性的意識形態環境中的文學環境，最後是無處不在的根源性的社會經濟背景中的意識形態環境。因此，文學史家的工作應該是考察文學與其他意識形態史和社會經濟史之間連貫的交互關係。⑥…

如今我們已經深切地感受到視覺文化的到來，用海德格爾的描述來說，這是一個“世界圖像時代”。海德格爾寫道：“從本質上看來，世界圖像並非意指一幅關於世界的圖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為圖像了。……世界圖像並非從一個以前的中世紀的世界圖像演變為一個現代的世界圖像；毋寧說，根本上世界成為圖像，這樣一回事情標誌著現代之本質。”①…

在敘事研究中，時間是一個重要指標。［12］從影像的角度來看，它是由許多設定的場景組成，是生活的戲劇化再現。簡言之，這些通過剪輯的鏡頭組合表現出電影時間的流逝。這種時間很少會和我們經歷的時間步調完全匹配。除了場面調度鏡頭之外，大多數經過剪輯的鏡頭段落都操縱真實的時間。一旦從一個鏡頭切換到另一個鏡頭，就有機會改變真實的時間歷程。對於導演而言，改變時間是因為要創造一個戲劇性的故事，在這個故事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只有對推進故事發展有用的時間會被保留下來，其他將會被拋棄。導——14演可以加快時間、減慢時間、停止時間，或者攪亂時間，甚至可以使時間回到過去或者進入未來。

如在《新中國教育紀事》第一集《大眾教育》（2008年）中，全景鏡頭是1949年12月23—31日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召開，在短短2秒鐘的靜幀畫面中，字幕出現：…

三、“微觀的”歷史敘事

從宏觀到中觀，再下來自然就是微觀。微觀的歷史敘事在這里主要是指關於視覺文化甚至更加具體的特定視覺文化領域的歷史敘事，比如藝術史或電影史或工藝史等。微觀的歷史敘事著眼於視覺文化內部的發展，著重於解析其內部各種視覺要素的歷史轉變。諸如藝術史的路徑。

顯然，藝術史討論的是各類造型藝術（繪畫、雕塑、建築等）的歷史發展，不同的藝術家、藝術品及其相應的風格類型的歷史發展和差異。顯然，藝術史模式與視覺文化研究關係更為密切。



藝術史家夏皮羅(Meyer…

記錄影像以鏡頭為工具，以影像為媒介，以人性化的視角觸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生活，深入他們的內心世界。通過影像與教育的“話語”相互——12佐證、交叉闡述，還原一個又一個中國教育的現場。因此，我們在探究過去和現在的教育體制和教育目的的同時，也給未來的教育提供樣本和啟迪。更重要的是通過影像這一媒介，刻畫出在時代進程中人們對教育的理解以及教育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影響。

因而，教育影像的研究，具有以下獨特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