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官員和學者如能多參加國際論壇，可以通過交流和交鋒，比較客觀地了解外部世界，掌握國際輿論關注焦點，為決策獲得更多參考依據。同時，也能在這些國際平臺上及時澄清看法，梳理潛在的合作和衝突點，以利於擴大戰略判斷的空間，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判風險。因此，參與國際論壇是我們加強國際傳播的捷徑之一。

不同類型的人構成不同的社會群體。國際傳播面對的許多國家與中國的社會制度存在比較大的差異，這些國家的社會輿論和國際傳播的構成也比較多元。例如美國，從白宮到國會、到智庫、院校乃至媒體，都有各自的影響方式和利害考慮，以好萊塢為代表的文化軟實力也是美國輿論和國際影響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需要根據不同對象有針對性地開展傳播工作，逐步培育多渠道傳遞信息的意識和能力，不僅需要在官方層面加強與世界各國的溝通，而且應在社會的各個層面構建傳播的能力和渠道。

這些年，外界與中國打交道的主體人群在發生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直接同中國人接觸、交往。他們不是從冷戰深處走出來的，過往的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影響淡了許多。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乃至更年輕的一代有條件擺脫冷戰思維的羈絆。這對我們是契機。

對外傳播要心里裝著“人”

溝通和傳播是有明確對象的。不論是對外演講、接受記者采訪還是出席國際論壇，對象雖然不同，但有一個基本共同點——面對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種文化習慣的人。我的體會是，開展國際傳播心中始終要裝著“人”，包括三個漸進的層次：了解、重視和尊重。

首先是了解對象，特別是“第一現場”的聽眾，即在特定時間和空間下對話的具體人。如果是演講，需要考慮臺下的聽眾主要是學生、學者、業界人士，還是政策制定者，他們對中國哪方面的政策和情況更加關注或者有疑問。如果是采訪，記者或主持人關心什麼問題？相關的新聞機構有什麼政治傾向，秉持什麼立場？如果是國際論壇，主持人或者嘉賓也會有自己側重的問題或者角度，應盡量多地了解他們的背景，論壇通常關注的重點是什麼、討論的主題又是什麼？同臺嘉賓是誰？他們關心哪些的問題？對中國采取的立場是什麼？

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了解對方，才能進行有針對性的對話。講中國故事，目的是讓對方了解自己。重要的不僅是自己想講什麼，也需要了解對方想知道什麼。“講”和“聽”這兩個管道接通了，才能達到傳播的目的。

第二是重視。這既包括同意自己觀點的人，也包括那些反對或者不認同的人。遇到對中國誤解和偏見比較深的人，需要考慮如何應對對方提出的挑釁性問題。例如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采訪者與被訪者之間是一場智慧的博弈，雙方都是要贏取鏡頭背後公眾的認可。尤其西方媒體不會輕易讓我們利用它們的平臺傳播我們的主張，總是會試圖擡高門檻、提升難度。而我們既然要登上它們的平臺，就要做好打硬仗的準備，提升自己應對尖銳問題的能力。

提尖銳問題的人，可能是出於偏見，也可能是想通過引起爭論增加新聞性。尖銳問題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就像打網球，對方打過來的球越重，越有機會借力打力。應對尖銳問題需要判斷對方的質疑是基於錯誤的事實還是錯誤的邏輯。如果“事實”存在問題，那麼真實情況是什麼？如果邏輯存在問題，如何找到其破綻，釜底抽薪地化解掉？通過回答問題贏得理解，實現傳播的目的。

第三是尊重，對人的尊重，對人性的尊重，這是我們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行為中需要一直秉持的信念。今年是周恩來總理誕辰120周年。周總理處理涉外事務的一個鮮明特色，就是他在與人交往時彰顯的那種源自內心的尊重，使得與他打交道的人，無論是朋友還是對手，都對他充滿敬意。

2016年12月我在美國紐約大學以《國際行為中“人”的因素》為題進行演講時，表達過這方面的一些思考：“多年的實踐讓我觀察到，在現代文明環境下，無論是多麼富有激情的理念、無論有什麼樣的道義目的，對國際行為的最終判斷，還是要看它對人和家庭帶來什麼樣的影響。”確實，對人性的尊重正是我們與帝國主義和強權政治的國際理念重要的區別之處。

（作者為是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外事委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全球戰略智庫首席學者。本文中部分內容源自作者即將出版的新書《我的對面是你》見：愛思想網2018-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