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不理解中國，並不能完全怪罪於西方的偏見，一定程度上也是我們沒有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把中國故事講清楚——

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時代。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里，中國從一個極端貧困的國家發展成為一個中上收入水平的國家。即使未來經濟增長速度下降，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的經濟總量也定將超過世界的三分之一，即恢復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國占世界的份額。但是，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回歸。十九世紀三十年代，我國的人均收入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90%，到本世紀中葉，我國的人均收入將超過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倍，我國的科技實力也將達到世界領先水平。

中國取得這些成就，不是照搬西方教科書的結果。我們完成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但沒有采納蘇東式的休克療法，而是采納了漸進式的改革路徑。在西方學者眼里，中國的制度是不完備的，以他們構造的各種常規治理指標來衡量，中國絕對屬於治理水平最低的國家之一。因而，他們要麽驚呼發現了一個“中國之謎”（即為什麽一個治理水平如此之差的國家，能夠保持如此之高的增長速度），要麽就預測中國經濟增長即將撞上長城，甚至發生崩潰。這都源於他們沒有很好地理解中國。但是，世界不理解中國，並不能完全怪罪於西方學者的偏見，靜心自省，我們就會發現，中國學者也許沒有能夠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把中國的故事講清楚。

對於學者來說，“世界聽得懂的語言”就是學術語言。每個學科都有自己的語言。我個人認為，當代中國學者特別是人文、社科學者最激動人心的任務，是用自己學科的語言，講清楚中國的故事。這個故事當然可以從多學科、多角度來講。這里我僅從中國文化傳統及其當代表現的視角談談，如何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好中國故事。

談到文化傳統，許多人就會聯想到當下盛行的讀經、穿漢服現象。但是，讀經、穿漢服只是開端，更為重要的，是要挖掘文化傳統和當代世界的聯系，揭示我們的先哲們的思想在當代的普遍意義。儒家的中庸、“和而不同”，是否與當代政治民主之間有相通之處？羅爾斯是二十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政治哲學家，經歷無數的辯論和反思之後，他的結論是：只有建立在“重疊共識”之上的政治自由主義才是唯一可行的自由主義。然而，尋找“重疊共識”的過程，難道不是必須以“和而不同”為基礎嗎？

建立在儒家傳統之上的科舉制度，使得我國古代社會成為流動性最大的古代社會之一，“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理想，而是當時的現實。科舉制度造就了中國的士大夫階層，形成了獨特而有效的古代治理模式。從當下的角度來看，在科舉制度之上形成的“賢能體制”對於世界各國的政治和經濟治理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在中國，賢能體制體現在中國共產黨的官員選拔制度上。選拔制度給予官員強烈的正向激勵，促使他們為國家和社會服務。另一方面，選拔制度也為官員樹立了威信，使得他們能夠經受住短期民粹主義的壓力。這對當今世界的民主體制具有重要的參照意義。在美國，兩黨之爭讓政府頻頻陷入癱瘓；在歐洲，民粹主義泛濫，任何有意義的改革都無法得到實施。

西方的有識之士已經發現，成熟的民主制度發展到今天，最大的挑戰是缺乏領袖。而且，他們也意識到，缺乏領袖的根源，來自於他們曾經炫耀的選舉制度。中國的選拔制度不完美，但解決了選拔領袖的問題，同時也繼承和發揚了賢能主義的傳統。如果西方有識之士希望對民主制度加以改造的話，中國的實踐值得他們研究和借鑒。

再進一步，選拔制度的運行離不開一個中性的中央政府。放眼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我們就會發現，那里的政府要麽被少數精英集團所控制，要麽被民粹主義所裹挾，要麽是兩者的結合。和這些國家不同，中國政府在過去的三十多年間沒有受特定的社會利益集團的束縛，也沒有受到民粹主義的左右，這使得它能夠采取有利於長期經濟增長的政策，並以此激勵各級政府官員。中國政府能夠成為善治政府，和中國的社會準備以及政治結構有很大的關系。

二十世紀的中國革命，是世界從古代社會走向現代社會過程中的社會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結果是建立了一個現代社會結構，其特點是平民化和垂直的社會流動。這樣的一個社會不能容忍社會等級和固化的利益集團，因而為政府的中性打下了社會基礎。在政治層面，中國共產黨不是西方意義上的政治政黨，而是負有憲法責任的國家架構的一部分，這一性質決定了中國共產黨必須以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為己任。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政府成為一個中性政府就是必然的結果。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的實踐深深地植根在中國悠久的文化傳統特別是儒家傳統之中。盡管我是文化研究的門外漢，但我相信，即使是在當代，儒家思想以及依據儒家思想建立的國家治理模式，也具有世界意義上的普遍性。我們不需要文化自大主義，但需要文化自信。當代中國學者的任務，就是挖掘中國文化和實踐的普遍性，並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給世界聽。（作者為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