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當哈羅德·布魯姆還不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更不是重要暢銷書如《西方正典》、《莎士比亞》的作者，只是一個在大學里教書的年輕教授時，他經歷過嚴重的憂郁低潮。

他所受的訓練，文學與文學批評，指示了他一條自我治療的途徑，他每天從早到晚埋首在愛默生和弗洛伊德的作品里。他甚至在研究所開了一門關於弗洛伊德的討論課。

經過了兩年和憂郁低潮的奮鬥，在1967年的一個夏日，布魯姆在恐怖的惡夢里，看見了一隻張開巨翼的怪物。那怪物絕不屬於這個世界，像是從《聖經》里或布萊克的詩里飛出來的般。惡夢中驚醒，布魯姆發現自我重新拾回了寫作的衝動與能力，他看見在西方詩學詩史上，盤踞著夢中的那隻巨翼怪獸，他要將那怪獸捕捉、記錄下來。…

想象一下：今天有一個小孩在學校里考試，考得了極為優異的成績，老師和家長都忍不住稱贊他，受到了這些稱贊之後，他下次考試的成績會如何？

相對地，有一個小孩考試考得奇爛無比，爛到家長老師看到那分數就忍不住抓狂，把他臭罵一頓，甚至施以處罰。那麽，他下次考試成績又會如何？

在日常經驗中，前一個小孩下次考試退步的可能性，超過再進步。而且就算再進步，也不太可能到達讓家長、老師那麽高興的程度。相對地，後一個小孩下次考試八成會進步，就算退步，也不會再退到讓老師、家長跳腳了。

從這兩個小孩第二次考試成績變化來看，我們會得到什麽結論？喔，原來稱贊獎勵的效果，沒有指責處罰來得好。有罵有打就會進步，又疼又捧反而讓小孩停滯不前。…

前些年過世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曾經出版過一本題名為《博愛政治學》的書，這個書名很難貼切地翻譯成中文，只好多費點篇幅解釋一下。

德里達要處理的，是法國大革命最響亮的三個訴求中的一項。我們一般在歷史書中將之翻譯為"自由、平等、博愛"。"博愛"一詞對應的法文原義是兄弟手足情感的意思，換句話說，大革命熱情地追求讓所有人都能去除人際藩籬，所有人像兄弟一般，不只和平相處，而且真誠相愛。

作為一個理想，這有什麽不好？好極了，如果一個社會，大家都能如同家人般相親相愛，那不就是人間天堂了嗎？…

在複雜、多因素交互影響的世界里，必然有許多"純屬巧合"的事。不過正如韋伯（Max Weber）申說的，人活在"意義之網"中，對於周遭發生的事，我們有一種本能，不只要問"什麽"，還要接著問"為什麽"。

在"意義之網"中，巧合是最沒有分量的。巧合意味著：發生就是發生了，沒什麽特別的因果關聯，就是這樣，沒有什麽特別的"為什麽"。巧合違反了我們追問意義、探求理由的內在沖動，難怪那麽多人不相信巧合，要在巧合現象上附會增添種種說明。

從承認巧合存在的前提出發，從專門確認巧合的特別學科——統計的角度看去，世界無非都是巧合，或者是偏差統計所能解釋的，沒有什麽怪力亂神，沒有什麽秘密魔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