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在這里回憶一下, 一九四三年末一九四四年初, 德國各類死人的喪葬活動不斷刷新記錄: 不僅陵園看守、花圈工人、祭司、地方黨組織頭頭、發表演說的市長、教師、團指揮官、企業領導人、戰友——還有奉命鳴放禮炮的警備營戰士也不得不連續朝天開槍。根據遭難者的人數、級別、死亡方式, 官職, 中央陵園每天早晨七時至傍晚六時槍聲不絕於耳。格龍奇的原話, 在以下引用:

“往往聽上去如此, 陵園好像是一個練兵場或者至少是一個射擊場。當然禮炮聲應當像一聲炮聲——在一九一七年我自己當後備軍上士時曾領導過禮炮隊——但往往這種願望不能實現, 聽上去聲音就像連珠炮, 或者像在試驗一種新式機槍。有時還有炸彈爆炸聲、高射炮的轟鳴, 使對雜音敏感的人真受不了。有時我們打開窗子, 鼻子伸出去, 確實聞到了火藥味, 盡管都是些空包彈。”…

您有沒有試過從納粹的蘇聯戰俘集中營里弄出什麽人? ( 是毫無道理的這種責備口氣, 因為筆者雖然從未試過從什麽地方弄出什麽人, 這種可能也從未有過, 但有幾次倒是有機會放著俘虜不抓或讓他們跑掉, 他也這樣做了。) 是啊, 我也花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 才能給這小子幫上一點忙。把他先從一個死亡率為百分之百的恐怖營轉到一個稍微不那麽恐怖、平均一個半人死一個的營, 再從這個不那麽恐怖的營轉到一個僅只可怕、平均兩個半人死一個的營, 從這個可怕的營再轉到一個不那麽可怕、平均三個半人死一個的營——他這樣就進了一個遠遠低於平均死亡率的營, 但他還是又換到了一個勉強可以算是正常的營。死亡率極低: 平均五點八人死一個。我把他轉送到那里, 因為我有個要好的朋友、老同學埃里希封卡姆在這個老營( 老營? 老集中營——筆者) 當少校司令官, 在斯大林格勒他丟掉了一條胳膊、一條腿和一隻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許您會想, 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嗎? 筆者什麽也沒有想, 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實事求是的消息) 不, 這事得由黨的大人物出面,…

筆者這時認為該去打擾那位高層人士了。在這里補充一點也許就夠了: 在一九○○年至一九七○年之間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的任何德國人以及同一歷史時期的任何俄國幹部和蘇聯幹部, 一聽到他的名字都會肅然起敬, 克里姆林宮的所有大門, 即使在今天, 也許甚至通向毛的書齋的那扇小門——它如果還未曾打開的話——都會隨時向他敞開。筆者已向萊尼許諾, 而且她自己也保證: 這個名字決不說出的, 即使遭到嚴刑拷問也不說。

為了使那位先生心情愉快, 也為了並非低三下四而是不卑不亢地請求他賞臉, 也許今後再進行幾次提供情況的談話, 筆者不得不坐了大約三刻鐘火車——只能將這些情況透露了——往北方和東北方向, 還掏腰包給他的夫人買了一束花, 給這位先生買了一本皮面精裝的《歐根奧涅金》。將幾杯相當不錯的茶喝過( 優於修女們的茶, 但不如赫特霍尼太太的茶) , 談談天氣和文學,…

一個名叫基特金的列寧格勒人是與波加科夫同房間的另一位, 此人老態龍鐘, 自稱害“思鄉病”。他是個沈默寡言、瘦骨嶙峋的人, “他”——又是根據他自己的話——“鄉思是簡直擺脫不了的”。這三位老人時常會爆發爭吵, 貝倫科直呼波加科夫為“你這個不信神的傢伙”, 波加科夫叫貝倫科“法西斯分子”, 基特金罵他們倆是“饒舌者”, 自己被貝倫科稱為“老自由派”, 被波加科夫稱為“反動分子”。是六個月前老婆死後貝倫科才搬來與兩人同住的, 因此算是“新來者”。

波加科夫不願當著兩個同屋夥伴的面談波利斯和自己在集中營的情況, 必須等待貝倫科去公墓、教堂或是去“找黃瓜”, 基特金出去散步, 去買“香煙”的時機是不消說的。波加科夫說一口流利的德語, 清楚明白, 只有常含糊地使用“受用”一詞例外。在夜里由於“幾十年他媽的站崗放哨, 不管天氣多冷,…

為了將沒有根據的猜測防止, 及早消除不切實際的期望, 現在必須在這里介紹第一部分的男主角。有些人——不僅是伊爾澤克雷默爾太太——曾想過( 至今幾乎所有的人都百思不得其解) , 此人為什麽, 一個名叫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的蘇聯人, 竟得天獨厚, 在一九四三年能到一家德國花圈場幹活。即使萊尼涉及波利斯也不愛多說話, 有時不過還能說上幾句, 她終於——在洛蒂、瑪格蕾特和馬爾婭共同敦促三年之後——能提供有關波利斯利沃維奇情況的兩個人的名字說出了。第一個人與波利斯交情不深, 但卻將對他的命運起到很大的作用。此君曾強有力地堅定不移地介入了他的命運, 甚至必要時不惜作出犧牲, 使他成為一個幸運兒。這是工業界一位地位很高的大人物, 他的姓名他要求千萬不能披露。筆者不得泄露絲毫秘密, 否則他就會大吃苦頭。由於筆者——當然是口頭上——一口答應過萊尼要保守秘密, 因此他想保持君子風度, 信守自己的諾言。這位大人物可惜很晚很晚, 一直到一九五二年才發現萊尼的線索, 因為在這一年他才得知波利斯是一個雙重的幸運兒:…

“我一九四五年沒有得到賠償金, 因為弄不清我是作為分離主義者還是猶太人轉入地下的。當然轉入地下的分離主義者得不到賠償——而作為猶太人, 那就請你證明你是蓄意破產以轉移人們對你的注意吧。我只拿到了一張經營園圃和花店的執照, 而這也是靠法國軍隊里的一位朋友才弄到手的。我一九四五年年底, 就把萊尼請到我的店里來工作, 她當時帶著孩子, 生活相當困難, 在我的店里她待了二十四年, 到一九七年。

我曾經不止十次或二十次, 不, 是三十多次, 提出請她主持一家分店, 和她合作經營, 她可以穿件漂亮衣裳在店堂里坐著接待顧客, 可她寧願穿上長罩衫, 站在冷冰冰的後屋編花圈、紮花束。沒有上進心, 不想高升。我有時想, 她是個幻想家。有點怪, 但很可愛。而且, 當然囉, 這我認為有點像無產階組級。她還相當嬌生慣養: 您知道, 即使當了工人,…

上等香茗, 比那些修女的要濃三倍, 還有可口的小點心, 可是筆者向銀煙盒伸手過於頻繁了, 現在已是第三次, 雖然幾乎那個並不比核桃殼大的煙灰缸已放不下第三支煙的煙灰和煙蒂。毫無疑義: 赫特霍尼是個聰明而穩健的女人, 由於筆者沒有反駁而且也不想反駁她的分離主義觀點, 因此, 他盡管抽煙喝茶( 已是第三杯!) 漫無節制, 看來她對他的好感並未減少。“您可想而知, 我那時提心吊膽, 雖然這在客觀上是沒有什麽道理的, 因為這個莉安妮的親屬從未露面, 但在佩爾策那里有可能進行嚴格的企業審查、人事審查, 外加那個該死的納粹克雷姆普、汪夫特和民族黨的策芬。我和策芬同在一張桌子上幹活。一向佩爾策的嗅覺很靈敏, 準是覺察到我有點忐忑不安, 因為當他在鮮花和綠樹上開始相當明目張膽地弄手腳時, 我倒不是怕自己會出問題, 而是怕他受連累, 就想辭職不幹。我對他說過之後, 他以一種可笑的神情瞅著我說: ‘您要辭職, 您行嗎? ’他什麽也不知道, 我肯定, 但他覺察到了——我膽怯了, 便收回辭職要求, 可他當然發現我真的膽怯了並且不會事出無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