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有沒有試過從納粹的蘇聯戰俘集中營里弄出什麽人? ( 是毫無道理的這種責備口氣, 因為筆者雖然從未試過從什麽地方弄出什麽人, 這種可能也從未有過, 但有幾次倒是有機會放著俘虜不抓或讓他們跑掉, 他也這樣做了。) 是啊, 我也花了整整四個月的時間, 才能給這小子幫上一點忙。把他先從一個死亡率為百分之百的恐怖營轉到一個稍微不那麽恐怖、平均一個半人死一個的營, 再從這個不那麽恐怖的營轉到一個僅只可怕、平均兩個半人死一個的營, 從這個可怕的營再轉到一個不那麽可怕、平均三個半人死一個的營——他這樣就進了一個遠遠低於平均死亡率的營, 但他還是又換到了一個勉強可以算是正常的營。死亡率極低: 平均五點八人死一個。我把他轉送到那里, 因為我有個要好的朋友、老同學埃里希封卡姆在這個老營( 老營? 老集中營——筆者) 當少校司令官, 在斯大林格勒他丟掉了一條胳膊、一條腿和一隻眼睛。波利斯就到了他那里。也許您會想, 這事埃里希封卡姆一人能作主嗎? 筆者什麽也沒有想, 他唯一想要得到的是實事求是的消息) 不, 這事得由黨的大人物出面, 不得不向其中一個行賄——給他的情婦送了一個煤氣竈, 還送了他五百多升汽油票和三百支法國香煙, 如果您想詳細了解的話( 筆者正想詳細了解) 。這個黨內大人物最後還得找另一個黨員, 就是那個佩爾策, 略加關照, 讓他照顧波利斯——此外還有那個每天派人押送波利斯的警備隊隊長胡貝蒂上校, 他受過老式教育, 穩健, 通情達理, 不過為人小心謹慎, 因為黨衛隊曾數次想找他麻煩, 給他扣一頂‘濫施人道’的帽子。胡貝蒂上校要求給他開一張證明, 證明波利斯在花圃的活動對戰爭具有重要意義或具有‘重要情報價值’, 而且這時我們碰巧或是走運, 您如果願意( 筆者不願意——筆者) , 也可以說是天意。這個佩爾策參加過共產黨, 還雇傭了一名從前的女同黨, 她的丈夫——或者是情人, 我相信反正是非法同居之類——帶著具有重要情報價值的文件逃亡到法國去了。於是, 用行話來說, 波利斯是官方派去盯住那個女人的, 而這一點他本人或那個佩爾策或那個女共產黨都不知道——而我又是從‘東方外籍軍隊’處的一個熟人那里把這張證明搞到的——最要緊的是, 我的活動也必須保密, 否則就會適得其反: 黨衛隊會注意到波利斯的。您想想看( 筆者又沒有想什麽——筆者) , 為這樣一個小夥子做一些真正有用的事是多難啊——七月二十日, 以後風聲以後更緊了。那個黨內要人索取更多的財物——千鈞一發。誰這時候還會去關心蘇聯工兵少尉波利斯利沃維奇科爾托夫斯基的命運呢? ”

在粗略地領教了即使身居高位者為一名蘇聯戰俘做點事也是多麽難之後, 筆者又回過頭去走訪了波加科夫, 並且捎上腌黃瓜和彩色影片《賴安的女兒》的兩張入場券。這時波加科夫已配備了一個水煙筒上的橡皮管, 把它套在煙嘴上, 這樣他就能“受用地”噴雲吐霧, 因為他甚至可以用他蜷曲的手握住橡皮管( “這樣我就用不著老是撅嘴去夠煙嘴了”) , 所以簡直談起來滔滔不絕, 也不在乎即使談到波利斯的隱私乃至最隱諱的事情。

“嗯, ”波加科夫說, “根本嚴厲的維克托根利肖維奇去提醒他注意是根本用不著的, 他的命運之受用不合歷史邏輯。這小夥子最感不安的是那只明顯感覺得到但又看不到的手, 把他從一個營挪到另一個營, 最後來到了這家花圃。除了有其他好處外, 花圃還有一個好處: 那里暖烘烘的, 永遠生著爐子, 這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可不是微不足道的受用。我後來偷偷地告訴了他, 他終於得知是誰把他弄到那里去的, 但一點也沒有放下心來, 他有一段時間甚至懷疑那個可愛的姑娘, 因為他以為她是那位先生收買後安插在那里的。還有一件事使這個簡直敏感得出奇的小夥子極其緊張: 槍炮聲在他那個如此受用的工作場所附近接連不斷。這里我並沒有, 也絲毫不想有這個意思: 說這個小夥子忘恩負義。不, 這種意思一點也沒有——他心里樂得像開了花, 不過事實的確如此: 使他神經過敏的是不停的槍炮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