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應該補充說明，前文所記的對話，其實是用不同種語言發音的。例如跟外祖父，我們使用的是臺語：和小學同學，我們講日本話；至於在家裡，父母跟我們講話時是夾雜著日語、臺語，甚至還有些許滬語。我同娘姨，以及偶爾在街上碰見的「支那人」，便都講上海話了。我的日本同學和他們的家人，也都多少懂些上海話，否則上街購物極不方便。

我們有兩項頗有意義的課外活動。一是養山撥鼠，一是種番茄。學校的空地多，後面搭蓋屋棚，養了一些山撥鼠。棕色的毛、烏黑骨碌碌的眼睛，吃乾草，繁殖得快。班上同學輪流值班去割草飼餵牠們，也要清除驚人大量的糞便。一次瘟疫，山撥鼠都死光了。大家傷心地哭，合力為築一個土墳。…

六三公園大概是不准中國人進出的。

一天早上，上學途中，我們在公園門前看到一個日本兵用穿著大皮鞋的腳，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那女人想逃，又被捉回。皮鞋踢在她的大肚子上痛得她哀嚎討饒，但日本兵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

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的殘忍景象，十分恐慌，但是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萬歲！」

也跟著日本兵一齊罵：「馬鹿野郎！」

「支那人！馬鹿野郎！」後來女童也跟著歡呼拍手，我也就參加了歡呼和拍手。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為我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

那片大草地綠油油，其實是屬於公園坊。公園坊裡面共計有三十三幢三層樓的洋房，多數兩兩相毗鄰，也是父親的產業。我的父親出身清寒，苦學奮鬥，是第一位從臺灣以公費考取上海的日本同文書院高材生。他一生勤儉成習，獨對房地產的經營有特別的嗜好。那三十三幢的房子整個租與三菱株式會社，供做高級職員的宿舍。

公園坊內住著三十多個家庭，其中頗有一些男女孩童，是我家兄弟姐妹的同學。

公園坊的學區也隸屬第八國民學校。我有一個同班好友植田玲子便是住在那裡面。她品學兼優，是人人佩服的模範生，常常都做班長。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為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

三

現在再回到我家對面加油站的左邊。

老實說，這個方向是我記憶比較模糊的一方。那加油站的後頭，有一條稍窄的馬路，可以通達一所也是日本人設立的女子中學。學生夏天都穿藏青色有細褶的長裙，上身是短短齊腰的水手服。這種制服太好看了，尤其是上了中學之後都不再用背包，人人右手提一個中型手提包，裡面裝滿書，走起路來非常神氣，也很有學問的樣子。每一個女童恐怕都曾偷偷許願過，將來要考上那所女子中學。

我的二姐比我大四歲，曾經在那所中學讀了幾個月的書，但我自己終於等不及長那麼大就離開了上海。…

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阿公，先替我拿著。」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一

上海江灣路，是我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

我在那裡出生，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返臺，所以可說童年的大部分都是與江灣路息息相關的。

說息息相關，其實當時年少，家裡又管得嚴，我所認識的江灣路是極其有限的。

先說對面吧。我們家的門牌號碼是五四○號，大門與一條鐵路軌道平行，鐵軌的正對面是汽油加油站，規模不小。…

二　月◆大氣中的游虹◆王鼎鈞篇…

鄭先生的千首詩固然精深雋雅，而臺先生此詩中用「鄭箋」的典故，更是神來之筆，實在是巧妙極了。

其實，兩位老師所談並不多，有時甚至會話中斷，而呈現一種留白似的時空。大概他們平常時有電話聯繫互道消息，見面反而沒有什麼特別新鮮的話題了吧？抑或許是相知太深，許多想法盡在不言中，此時無聲勝有聲嗎？

約莫半個小時左右的會面晤談。鄭先生說：「那我走了。」「也好。」臺先生回答得也簡短。…

從溫州街七十四巷鄭先生的家到溫州街十八巷的臺先生家，中間僅隔一條辛亥路，步調快的話，大約七、八分鐘便可走到，即使漫步，最多也費不了一刻鐘的時間。但那一條車輛飆馳的道路，卻使兩位上了年紀的老師視為畏途而互不往來頗有年矣！早年的溫州街是沒有被切割的，臺灣大學的許多教員宿舍便散布其間。我們的許多老師都住在那一帶。閒時，他們經常會散步，穿過幾條人跡稀少的巷弄，互相登門造訪，談天說理。時光流逝，臺北市的人口大增，市容劇變，而我們的老師也都年紀在八十歲以上了，辛亥路遂成為咫尺天涯，鄭先生和臺先生平時以電話互相問安或傳遞消息；偶爾見面，反而是在更遠的各種餐館，兩位各由學生攙扶接送，筵席上比鄰而坐，常見到他們神情愉快地談笑。…

林文月小傳

臺灣彰化縣北斗人，誕生於上海日本租界，啟蒙教育為日文，至小學六年級返歸臺灣，始接受中文教育，故自然通曉中、日語文。自大學時期即從事中、日文學翻譯工作。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九三年在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時，專攻六朝文學、中日比較文學，並曾教授現代散文等課。一九九三年退休，次年獲聘為臺大中文系名譽教授。曾任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修員、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史丹佛大學、加州柏克萊大學、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曾獲中國時報文學獎（散文類）、國家文藝獎散文獎及翻譯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