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英雄失去名字，偶像紛紛從基座上傾頹的時代。

　　二次大戰的英雄如艾森豪、蔣委員長、麥帥、佛朗哥，都逃不掉身後立場分歧的評價。一場官司口角、一番新聞追擊，要拉下多少場面人物，證諸眼前日日在發生的事例，更是難以預測。

　　這樣的現象，直接的後果是，我們失去了對人的信念。而沒有英雄就跟沒有信仰一樣，是價值崩潰的徵兆，人的原始本能和利害考量，在這時代替了聖賢的規矩尺度，使得朱紫難分、啼笑兩非，在責備和寬貸之間我們也同樣失去了尺度。

　　當然，樂觀地說，價值崩潰也是價值重建的先兆。固有的忠孝節義、騎士精神等倫理規範，在某一個意義是對人的生物本能加以理性演繹和社會制約的結果。這些價值的崩潰，因此也可以視作是人開始從自己的生物桎梏和外在制約得到了解放。

　　然而人何嘗是真能解放的呢？人不崇拜民族英雄之後轉而崇拜載歌載舞的演藝明星；不崇拜經濟大儒後轉而追隨股市乍富的新貴；「解放」了對父母的孝道的人民，把所有的孺慕之情一古腦轉移給了「毛主席」……，我們恐怕抵賴不了，人，有極大的成分還是巴伏洛夫心理實驗裡的狗，從來沒有能逃過內在本能和外在制約的預期結果。

　　因此，在看到所有的權威都面臨挑戰，所有的英雄都岌岌然要失去他們的名字的時候，我的感覺不能不說是憂喜參半。我樂見人從習而不察的局限中覺醒；沒有這樣的覺醒，各種僵化的教條規律會成為自我腐蝕的根源。但另一方面，人類當中不需要英雄或有能力否定英雄的其實只是極少數，大多數人在高喊打倒的同時，其實是渴望有英雄可以追隨的。那麼，在我們的時代裡，舊有的權威或英雄被打倒之後，能夠取代的英雄在那裡呢？芸芸眾生真要到舞台、股市、黑道以及肢體取勝的街頭抗爭中去尋覓他們的英雄嗎？

　　歷史上，最大張旗鼓發揚英雄崇拜情結的，大概要算是英國的卡萊爾了。在卡氏著名的演講集《英雄與英雄崇拜》中，這個極端的英雄膜拜者認為捨英雄無歷史，因為歷史全是英雄創造的，是英雄為我們找到了秩序，有了秩序，才帶來了和平和紀律。

　　卡萊爾未嘗沒有他的道理。問題是，卡萊爾也是對當時正急速發展的工業主義、物質崇拜和民主浪潮極度排斥的人。而他自己，則終其生都在與貧困和病魔奮鬥。這當中透露出來的訊息也許是，卡氏一方面已經預測到了物質主義和民主體制正是摧毀傳統英雄的利器；另一方面則因為自己不幸的境遇而對不世出的救星格外懷著希望。

　　假如我們還可以往前推衍的話，那就是，在距離卡萊爾一個多世紀後的今天，時代證實了卡萊爾是對的：傳統英雄在一個工業化和民主化的社會中會越來越無容身之地。可是，卡氏所不曾預見的卻是，這樣的社會正是因為有前代的英雄一一鋪路，使得困蹇不再是我們得日日面對的常態之故──倘若我們都像卡萊爾，貧病如影隨形，說不定也就會像他一樣仰望英雄、膜拜救主了。

　　攘臂高呼的群眾其實多半是英雄主義者，在他們對英雄的排拒和尋覓之間，既印證了卡萊爾的體悟，也說明了他的體悟的根由。（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