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蒲公英開花的時候，我就邊走邊採，採完一小束就交給外祖父：

「阿公，先替我拿著。」

然後繼續採，採滿集成一大束捧回家，過不了多久，大概就任由它們枯萎在什麼地方去了吧。快樂是在採花的過程中。我在前頭，外祖父在後頭跟著，替我捧著蒲公英花的那些過程中。

外祖父和我在虹口公園散步過多少次呢？我一天天長大，外祖父一天天衰老，直到他不再要我陪他去散步，永遠也不再能一齊去虹口公園散步、採蒲公英的花。

一日，我被帶去外祖父的住所。許多大人哭泣流淚。我的阿公全身覆蓋白布，不再喊我：「阿熊」。

那一年，外祖父五十九歲，我四歲。

二

虹口公園的外側，是一條鋪著石板路的人行道，人行道外側種植著高大的法國梧桐樹。夏天，樹葉濃密，往往遮蔭半邊人行道。秋天，葉子始落，我最愛聽枯葉飄落碰觸石板路的聲音，十分清脆，也有一些些淒涼；雖然當時我還不真切懂得什麼叫做淒涼，可是那清脆的聲音，總叫我心頭突然收緊，微微疼痛。其實，是長大以後多讀了一些文學的書，才逐漸明白那種心頭微疼收緊的生理變化，就是所謂淒涼。冬天，枯葉落盡，只剩粗大的枝幹矗立於灰濛濛天空的背景裡，倒反不會令人難過。冬天的梧桐樹很好看，教人感覺十分硬挺，很可信賴的樣子。

寫到這裡，已經超過江灣路的範圍了，應該屬於北四川路，但我無法控制自己，必需提上一筆。

虹口公園的外側人行道，順著北四川路一直走下去，是我小學一年級讀書時，每日往返必經的路。

第一國民學校，在日本租界內，係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當時臺灣人在法律上屬日本公民，故我的啟蒙教育，便是給分發到那所位於北四川路的小學。

不過，我只讀一年，便又給再分發到另一頭的第八國民學校。閘北日租界的日本人子弟實在太多，所以日本學校不停地擴展，總共有九所。我後來讀到停戰的第八國民學校，便是其後增設的新學校。全校都是來自日本各地的小學生，只有我和四妹是臺灣人；後來，我弟弟也入學讀了半年的時間。

至於第九國民學校，離我們的學校並不遠，卻是一所比較特殊的日本小學，係專為韓國人的子弟而設立。那時我們都管韓國人叫做朝鮮人。朝鮮人也同臺灣人一樣，法律上隸屬日本人。可能是日租界裡的朝鮮人太多，所以才專門設置一所小學而將他們集合起來的吧。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學校修建教室，曾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借用第九國民學校的教室上課。我的日本同學都十分鄙視朝鮮學生，嫌他們有大蒜臭味兒，嘲笑他們的日語有朝鮮腔調。我和四妹也都嫌他們大蒜臭，笑他們有朝鮮腔。因為當時我們並不太了解自己跟別的日本同學有何分別。

話岔遠了，再回到北四川路來。

那北四川路上有一座日本式的上海神社。上海神社再過去一點，就是有軌電車的終點。上學要趕路，不敢分心，但放學時，我們結隊走回家，往往不約而同地佇立，等看電車到站，再掉轉車頭。

北四川路底的電車終點，是來回的電車掉換行車方向的地方。我們站在人行道上等電車噹噹噹噹地順著軌道駛入，於是有許多乘客陸續下車。所有乘客都下來了，最後，剪票員也跳下來，他肚子上繫了一個陳舊的皮包，裝著車票子，鼓鼓的。他把聯在空中電纜上的一根繩子用力往下拉，車廂上頭那一截粗鐵絲便鬆開。然後，很專心用力地拉著那繩子跑半圓的圈子到車廂的另一頭，瞄準電纜，讓那個粗鐵絲尖端的滑輪嵌進電纜裡，於是，原先的電車頭就變成車尾，駕駛員將車廂開到岔軌上，再滑駛一下，那來的車，馬上又變成了去的車。

一切的動作都很熟練順利，而這些手續進行的時候，人行道上往往都站了一排小孩子，好奇地瞪著眼睛看。

有些男童發願長大後要當電車剪票員，大概就是佩服那種英雄似的作為之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