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孩童們之間的這種恃強淩弱，令人想起那部德國影片《浪潮》（2008）。其中那個綽號叫做“軟腳蝦”的男孩，也被他的同學們欺負得擡不起頭來，後來在極權主義試驗中找到了歸宿。上世紀80年代有一部蘇聯影片《醜八怪》（又譯《稻草人》，1986），也將孩子之間的險惡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她）並非人們想像得那樣純潔無瑕。成年人力圖加以掩飾的惡行惡習，在孩童那里暴露得一覽無餘。

安東的小兒子大約兩三歲，在兒童遊樂場與一起玩的孩子發生爭執，這本來是常事。但是那孩子壯碩的家長走過來，不由分說在安東的臉上連扇幾次：“不要碰我的孩子。”這之後他也沒有心滿意足地離去，接著將氣撒到自己的小家夥頭上。他暴躁的身體中埋藏著太多的戾氣，恨不得將整個世界都當做他的出氣筒。…

今年的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給了丹麥女導演蘇珊娜·比爾的影片《更好的世界》（In a Better World，2010）。這部影片被認為“在每一個方面都不落俗套”。它所處理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暴力，這是一種司空見慣的現象，然而卻可能會造成重大後果。兩個人為一點瑣事吵架，結果卻鬧出人命。諸如此類的事情，在這個世界上每時每刻、每個角落都在發生。

丹麥的這部影片有一個國際化的生活背景，安東是一名外科醫生，身為瑞典人在丹麥定居，工作卻在千里之外的非洲某難民營。他穿梭在荒涼乾燥的沙漠與如景如畫的丹麥海濱城市之間，一再令觀眾陷入時空倒錯。他的手術台上，不時地躺著被切開肚子的孕婦，這只是因為當地一個叫做“大個兒”（big man）的人，與其他人打賭，看看年輕孕婦肚子里懷著的是男孩還是女孩，人們對此敢怒不敢言。作為醫生，安東的工作限於將這些女性開膛的肚子再次縫上。…

由「勞動─消費」構成的鏈條，和一個人新陳代謝的生物循環（biological cycle）是互相生發的。在消費的活動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並沒有得到發揮，佔上風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這些，在古典經濟學家的眼里，是作為其樂融融的未來世界圖景來加以讚美和歡迎的。他們的口號是「增加財富」、「物質富裕」、「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這些窮人昔日的夢想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理想」來加以實現時，阿倫特寫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就來到了。…

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之外，讓這種現象得到廣泛的允許和被視為正常，這只能說明──隔離和隔絕是普遍發生的，不只是降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並非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由此阿倫特的筆觸深入到對現代勞動─消費社會的批判，包括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時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增補的章節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中，阿倫特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按拉康的意思，我們每個人都難以逃脫誤認的陷阱，但像猶太人這樣對自身實際處境一廂情願的誤認實屬罕見，從中已經蘊涵了他們日後遭遇到的巨大災難。…

我們從哈維爾（Václav Havel）那里熟悉了一個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維爾用此來表述他稱之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個本質──你可以按你的意願裝修自己的房子，於其中擺放你「自由地」選擇來的某個牌子的洗衣機和電冰箱，但對於其他的事情，你還是走開為好。



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東嗅嗅，西嗅嗅，發現社會生活中有哪兒不對頭。



這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許多表述和那位《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初版於1951年）的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有一脈相承之處。雖然我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來證明哈維爾如何受到阿倫特的影響（他對海德格爾…

問：如何看待中國社會的主流價值呢？

答：轉型的中國一切都在形成當中，經過每個人同意的主流價值更是處於形成當中，最終出現的也應當如同“平行四邊形的合力”。主旋律價值會是形成這種合流的一種力量，但不應該只有這一種力量。包括傳統文化的力量，也將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唯一和決定性的。實事求是地說，就中國導演來說，主流價值不清晰，同時缺少價值協商的環境，缺少現成的、拿來就用的主流價值，這增添了他們工作的難度。但是他們本人也是可以參與到這個合流或創造的行列中來的，為我們社會主流價值的形成和提取發揮自己的作用。如果是那樣，也許會真正贏得更多期待中的觀眾。《阿凡達》也可以看成當今世界主流價值形成的參與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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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非暴力之外，稱之為“主流價值”的，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的開放性、流動性、包容性，可以不斷地將新的內容帶進來。《阿凡達》還是一個傳統的故事片類型，其中有好人與壞人、邪惡與善良的基本區分。

但是不同時期，好人與壞人概念的側重點不同。在“後發展”時代，那種依仗暴力和強權摧毀別人家園的人，則成了觸目的壞人壞事。而這在發展的前期，人們往往不能充分認識，受害者往往以最大善意去對待加害者，指望他們總有一天有所收斂，但最終發現不是這樣，於是人們才慢慢形成了警惕和一致的譴責。這是一個在“發展年代”，在實地漸漸浮現出來的立場眼光。…

主流電影與主旋律電影

問：《阿凡達》的觀眾是誰？…

問：中國導演為什麼拍不出這樣的影片？（這是最常見到的一個問題）

答：起先的一個原因是，他們光研究人性，不研究價值。後來，事情越來越成了上海學者朱學勤先生所說的，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了。

有關觀眾

問：這部影片引發了許多聯想。有人說，它是影射美軍入侵伊拉克，也有人說，中國才是世界上僅存的納維族。更有人驚訝，詹姆斯·卡梅隆怎麼會知道中國強拆的事？…

問：你說的“價值”與電影有什麼關係？

答：太有關係了，價值就是夢想啊，是最大的夢想。價值代表了人們向往的那些東西，比如平等、自由、多元，這些都是價值觀，盡管在現實中它們沒有能夠得到實現，但是人們繼續將它們當作夢想，不行嗎？

不要以為在人性中藏到最後的，都是難以啟齒的壞東西，所謂翻檢人性就是翻出一些深藏的齷齪。今天的情況或許相反，那麼多罪行在光天化日之下進行，那麼多邪惡是事先張揚的，人性用不著朝里面去看，在外面看看就足夠了。…

問：今天就不需要再談“人性”了嗎？

答：能不能不這麼一概而論，而將問題掰成許多切分音符？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神性力量及其光環已經消褪，人的時代來臨了，但是，並非那個大寫的人，而是各種小寫字體、小字號的人們。在今天，還有什麼事情不是以人的名義之下做的？人還有什麼不能做和沒有做的？我敢保證，那些貪官們，必定是以他自身“人性”的名義，以他自己“人性”的需要，從事不止一種腐敗活動，危害國家和人民。比如貪欲、情欲、專斷任意、結黨營私、厚顏無恥，哪一項不是可以在人性中找到出處和解釋？

問：換個問法，那我們不談“人性”談什麼？…

問：我們是報紙，能不能用更加簡單明了的語言？

答：這樣說吧。在教室里我經常對學生說，你們一不會種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手不能提籃肩不能挑，你們憑什麼在這個世界換取物質生活資料呢？那是因為你們提供夢境。當放映影廳里燈光亮起，就是你們的天下，你們是夢的主宰。夢意味著在現實里不能實現的那些東西。因為生活中不能實現，某些心理能量不能釋放，於是就投射到眼前的銀幕中去了。在生活中不能達成的，通過電影來完成。那句有名的詩句怎麼說來著？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電影更進一步，是替別人做夢。就一般情況來說，至少就商業片來說，假如你不能在電影中釋放觀眾的某些夢想，而將它完全等同於現實，與現實一模一樣，甚至低於現實，那麼觀眾到電影院里尋找什麼呢？…

為了《阿凡達》，這幾天的記者采訪比較集中。因為發表過“大片中的價值”等議論，所以問題主要集中在這方面。現根據作答內容，將它們整理出來，是希望不要再在電話里當“復讀機”。

電影是個夢，不是二人轉

問：電影有商業價值與文化價值，《阿凡達》的成功，是因為商業價值還是文化價值？…

崔衛平：這個問題非常好。舉個例子，“父母皆禍害”小組的討論里，有些成員提到他們的父母是小學老師。我一直覺得小學老師其實蠻艱難的，一般來說小學老師應該是面對15個人到25個人的課堂比較合適，我們的小學老師一堂課面對五六十個人，一個人要把五六十個孩子管好了，我覺得讓他們陷於非常疲憊的狀態當中。

再一個，小學教育是給孩子打基礎的階段，老師當然希望學生好，但是他們做起來很吃力，除了剛才說的學生太多導致疲憊以外，我們整個社會缺少良好的、正面的價值支持。他們面對基礎教育，基本的不要撒謊、不要做小動作這些看似最平淡的規範，在我們的社會當中恰恰得不到支持。…

很多父母處於恐懼當中，因為他們的生存恐懼和各種各樣的恐懼，使他們自己惶恐不安，所以對孩子沒有把握。他們自己就像在大海里溺水似的，對自己都沒有把握，對孩子也產生無法控制的恐慌。我覺得人可以踏踏實實在陸地上走啊，如果你自己不恐懼，有自信，一般也能做到培養孩子獨立。

時代周報：我們接受的教育和信息里，常常會強調母愛是完全無私的、父母對子女是無條件的愛，反過來子女也應當“百善孝為先”。你覺得這樣的表述有沒有值得反思的地方？…

PART 2  家庭教育的核心是“獨立”

時代周報：你覺得為什麼在中國的家庭里，愛和自由往往會形成一種矛盾？父母常常會下意識地以愛的名義來約束孩子，例如“因為我愛你，所以你必須聽我的，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你好”。…

訪談者：時代周報記者  喻盈

受訪嘉賓： 北京電影學院基礎部教授 崔衛平

PART 1  這些孩子很了不起

時代周報：豆瓣網“父母皆禍害”小組里有這樣一種討論的聲音：中國人所強調的在家庭中對父母的孝順，與對皇帝的臣服是同樣一種邏輯。你怎麼看？中文里孝和順這兩個字為什麼會放在一起？…

炫耀的強權與被沈埋的人們在詩人身上進行拉鋸，就像曾經不同的力量在爭奪和分割他的家鄉，他的祖國。他自己經歷的下面這個故事，同樣體現了他面前世界的分裂。1949年夏季的一個夜晚，作為錦衣玉食的外交官他去參加一個聚會，在“美好的世界”里喝酒、跳舞，直到淩晨四點才回家。夏天的夜晚很涼，他看到了幾輛滿載著犯人的吉普車。在場的士兵和守衛穿著兩層的軍大衣，而那些囚犯們身穿夾克，凍得渾身哆嗦。“那時我明白了我是誰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