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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30, 2022 at 11:40pm

71萊弗士估計1810年華人公司的生產總值達370萬西班牙銀元。

72 1811年,江戊伯大哥去世,宋插伯大哥繼任為第五任總制。承平之世,安享太平。

73 1812年,蘭芳三十六年,壬申歲,夏戊伯病卒,時嘉慶十七年也。眾推宋插伯嗣位,葬戊伯於東萬律上橋頭。插伯為嘉應州白渡堡(今梅州梅縣區白渡鎮)人,與芳伯、戊伯、四伯為結義兄弟,當時稱羅江闕宋四大頭人。

74 1812年,韓特調查的結果是僅從坤甸一港口出口的黃金就有三到四個布克(一布克為一百三十三又三分之一鎊)。

75 1812年,婆羅洲華人礦場出口黃金532鎊。

76 1812年,婆羅洲華人礦場生產總值約474.4萬西班牙銀元。

77 1818年,三發蘇丹阿布;巴加;達如亭(Abou bakar tadjoudin)向雅加達的荷印政府求援,要求派兵攻打獨立的華人政權。荷印政府派兵前往,但無力鎮壓,只是造成了一種休戰局面。

78 1819年,蘭芳公司在發展戰略上發生分岐。宋大哥等人主張反擊東印度公司對西婆羅洲的滲透,提議攻打荷蘭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坤甸地區。劉臺二等人主張聯合荷蘭東印度公司與番人和和順公司爭奪金礦,劉臺二得到較多支持。荷印政府特使訪問東萬律,兩國立約規定蘭芳共和國改掛荷蘭國旗,荷蘭東印度公司則支持蘭芳公司的擴展。

79 1819年,東印度公司特使Nahuys訪問東萬律,宋插伯與他簽署了在蘭芳公司礦區使用荷蘭國國旗的條約。

80 1820年,謝清高於澳門著《海錄》一書,其中昆甸國條為介紹蘭芳共和國最早的中文資料。

81 1821年,蘭芳四十五年,辛是歲,插伯病卒。劉臺二嗣位,時道光元年。臺二亦嘉應州人。時荷蘭人北上,蘭芳大總制各屬地,多為所奪。乃以利誘劉生往瓜哇巴達維亞,陽示優寵,臺二喜之,而不知遂墮其計。

82 1822年,三條溝、泰和、十五分公司又從和順總公司分出。

83 1822年,東萬律的蘭芳公司、蒙脫拉度的和順公司、西紐宜斯(seminis)的三條溝公司被荷蘭人稱為三大共和國。

84  1822年(或以為1823年),劉臺二率領使團到坤甸和南吧哇,與荷蘭東印度公司談判,約定雙方各平共處,互不進攻。

85 1822年,東印度公司特使Tobis安排劉臺二和蘭芳公司其他副頭人一起到坤甸,東印度公司授予劉蘭芳公司甲大的封號,總廳及各地副頭人受封甲必丹。Tobis有手稿,至今存於海牙國立檔案館。

86 1822年(或以為1823年),宋插伯大哥被免職,不久去世,在宋大哥的葬禮上因繼位問題,公司總廳發生混亂。劉臺二在東印度公司的幫助下繼任第六任大總制。為羅太哥同時兄弟中最年幼的。劉接受“荷蘭皇帝敕封蘭芳公司甲大”的封號,其他首領受封甲必丹。蘭芳共和國開始接受荷印政府管轄,獨立自主地位喪失,成為自治共和國。

87 1822年,荷印政府首次派軍侵略蘭芳共和國。

88 1823年,東印度公司才開始能夠在西婆羅洲立足。

89 1823年,蘭芳公司出讓全部人頭稅和一半的鴉片及其它稅收權給東印度公司。東印度公司派一支十二人的軍隊進駐蘭芳公司首府東萬律。東印度公司收取八千荷盾的人頭稅。

90 1823年,西婆洲出口的黃金價值為八千萬荷蘭盾(666萬英鎊),最低估計華人年采得的黃金在一百萬盎斯以上。

91 1823年,婆羅洲華人礦場輸出黃金值667.67美元。

92 1824年,劉臺二總制受邀到達巴達維亞與荷印總督會談。東印度公司盛情款待,試圖收買他,並展示東印度公司的武力。時荷蘭人只能控制坤甸和三發兩個地區。

93 1824年,三發民政長官Hartmann請劉臺二到巴達維亞參見荷印總督。

94 1824年,蘭芳四十八年,甲申歲,荷蘭駐巴達維亞政府,以先得劉臺二默許,始設公班牙於坤甸老鋪頭,委劉臺二為甲大,以加巴士河為界,河西割屬公班牙,河東仍屬蘭芳大總制,條約字面用三色字,聲明不相侵犯。三色字者,一漢文,一巫來由文,一荷蘭文也。依條約蘭芳大總制本非屬國,乃劉臺二妄以荷蘭三色旗代蘭芳大總制長方形黃旗,謬以屬國自待。故時人為歌謠辱之:插伯企廳大差矣,州府交分臺二企。大家兄弟無見識,桅桿扯起三色旗。

95 1824年,蘭芳公司的組織機構由傳統中國型改成東印度公司形式。

96 1824年,劉臺二接受東印度公司委任為甲太,人頭稅交由東印度公司,蘭芳公司的收入僅靠煙酒等稅。

97 1825年,125名從中國來的華人被東印度公司拒絕登陸,引起蘭芳公司反劉臺二力量的不滿,他們發動起義,將劉臺二關押了一段時間,並聯合打勞鹿公司華人進攻南吧哇的東印度公司堡壘。

98 1825年,劉臺二執行東印度公司的命令拒絕125名新客在坤甸登陸,並向東印度公司請求援兵。東印度公司的軍隊被擊退。蘭芳公司將劉臺二關押起來。

99 1826年,蘭芳公司劉臺二等人與東印度公司特使談判,東印度公司取消了上年的稅收,以示支持。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30, 2022 at 12:20pm

100 1826年,東印度公司以免除上年人頭稅為條件換得劉臺二被釋。

101 1830年,滿和公司移至萬那,和順公司僅剩大港、坑尾、新屋三公司。

102  1830年以後,為了對付東印度公司的封鎖,大港公司開始提倡種水稻,班戛(Pamangkar)一帶最多。三條溝公司甚至全改從事農業。

103 1831年,東印度公司和蘭芳公司合作控制萬那地區的金礦。東印度公司派軍將礦場從打勞鹿公司華人手中奪來交給蘭芳公司,貸款扶助蘭芳公司開礦,收購采出的黃金。

104 1834年,劉臺二陪同東印度公司坤甸副專員到kapoeas上遊考察,力求促進內陸貿易的發展。

105 1834年,新加坡的英國人接到和順公司願意互通貿易的消息,和順公司試圖以此打破荷蘭人的封鎖。英國人派通馬來語的愛爾前去談判。愛爾發現,除去三發和坤甸兩個小據點被東印度公司占據外,兩據點之間的長廣百英里的地帶上遍布華僑公司。

大港公司極有組織能力。蒙脫拉度地區有一條長達四分之三英里的大街,總督府位於市區的另一端。衣著鮮明的總督和官員都來迎接他,並鳴禮炮三響,以示禮遇。五十多個各區代表和公司官員與愛爾會談新加坡通商事宜。愛爾認為總督有極高的政治敏感性,公司這種形式是適合華人社會的。公司既不受滿清領導,也不受荷蘭人控制,有完全的獨立性。荷蘭人建立統治的企圖已完全破產。

整個大港公司被分成若干區域,每一區域由若干民選的代表處理日常行政事務,所有成年男性都有選舉權。各區代表有權處理本區內的司法案件,但死刑要得到總督的同意。只要能得到選民的信任,代表的任期無限,但選 民可以隨時撤換他們不信任的代表。各區域的代表組成公司,再選出總督,總督有權處理內政外交事務,但重大事務經預先征求公司的意見。

106 1836年2月4日,新加坡自由報轉載新月刊八月份的一篇文章,稱婆洲華人公司時用到了“獨立政府”、“中國政府”的詞匯,可能是蘭芳公司為國家的最早出處。其他英荷文獻有稱之為共和國的。

107 1837年,劉臺二去世,領導層在繼任者人選上發生分裂,有的主張推劉臺二期許的嘉應州武庠生生謝桂芳,有的反對,最後由古六伯任第七任總制。

108 1838年,兩個會講閩南方言的美國傳教士多第和波爾門到西加里曼丹,發現除沿海一些地區有閩南方言人外,內地全為客家人。大港公司仍有兩萬人,他們提出行醫辦學的要求,公司答復行醫可以,辦學則因“公司勝任,不需要幫助”。因為蒙脫拉度已有四所小學校。傳教士離開時,每人還受贈三枚金戒指,每個值八美元。傳教士到了三條溝公司,仍有萬人之巨。而蘭芳公司已近崩潰。

東萬律有兩條交錯成十字街長四分之一英里,很寬大,街邊的房屋都很整齊美觀,但人少得如同霍亂之後的美國城鎮,房屋都空著。公司領導人說人口僅四千余人。東印度公司解釋是由於華人公司之間的武裝衝突所至,但兩個傳教士卻認為是捏造,因為他們正是憑著大港公司的介紹信才得以進入蘭芳公司領域的,且因此得到了禮遇,也受贈了兩枚金戒指。田汝康認為是由於蘭芳公司向東印度公司投降得到了如此窘境。

109 1838年,蘭芳公司甲太下轄九個甲必丹:東萬律、萬那、佇喃、沙拉蠻、喃吧哇、八閣亭、淡水港、坤甸、新浦頭。

110  1841年,此前,三條溝公司已與沙撈越蘇丹的代理人談妥了石隆門金礦的開采事宜。等到布魯克被任命為拉甲之後,三條溝公司拒絕承認,也沒有讓他從中得到什麼好處。布魯克認為昔邦(Sepamg三條溝公司總部所在地)“華人政府”和他之間早晚有一場戰爭,三條溝公司會與大港公司聯合對付他。

111 1841年,蒙脫拉度的三條溝公司同沙勞越蘇丹簽定協定,派出350戶華工在沙撈越石隆門組織分公司采金,負責人是劉善邦。後來又有太平軍余部前來。

112 1842年,壬寅歲,公司與萬那蘇丹國開戰,失敗,萬那和新港兩處公館失陷,耗費巨大,公司元氣自此大傷。東印度公司斡旋停戰。

113 1842年,蘭芳六十六年,壬寅歲,萬那土人反叛,六伯與之大戰,餉械不繼,敗績。眾以六伯無能,迫之解職,六伯回國。

114 1842年,古六伯見蘭芳國勢艱難,辭職返華。謝桂芳(謝銘銓)接任第八任總制,年已老邁,且有風疾,八個月後去世。

115 1843年,蘭芳六十七年,癸卯歲,眾舉謝桂芳為大唐總長,八月後去世。

116 1842年,由於東印度公司的挑動,蘭芳公司和土番發生衝突,喪失了萬那和新港兩地。

117 1842年,東印度公司假借蘇丹之名,向大港公司勒索黃金,大港公司處決了勒索者,並將來信當眾焚毀。此堅決回擊的舉動甚至連沙撈越的布魯克都感到棘手。

118 1843年,葉騰輝繼任第九任總制,掌權者商人葉騰輝,似有義務性質,家人常住東萬律,葉有事則公辦,無事則經商。據傳說雙峰林道乾的子孫後代與部分土著達雅克人通謀作亂,往征之。雙峰離東萬律約有二日半路程。所費較巨,但葉對於此事未與他人商議,不合民治精神,被譏為獨裁。葉引咎辭職返華。葉臨行時,留信一件致管帳員劉壽山,囑為繼任者。

119 1844年,蘭芳六十八年,甲辰歲,眾舉葉騰輝為總長。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9, 2022 at 7:48pm

120 1845年,葉騰輝去職,劉乾興繼任第十任總制,他也不到總廳辦公。


121
1846年,蘭芳七十年,丙午歲,眾舉劉鼎為總長,鼎名乾興,以傳位及已,遂改元為乾興元年。即與萬那土酋大戰,為所敗績。蓋自葉騰輝不住大廳所以來,人心渙散,劉鼎效之,大廳益壞,兵備日虛,荷蘭人與土人,交為侵略反叛,而國遂不可為矣。

122 1846年,丙午年以後,蘭芳公司又與萬那蘇丹開戰,損耗頗多,而無所得。公司人口和收入也日趨減少。

123 1847年,蘭芳公司推舉劉阿生赴巴達維亞交涉,試圖恢復喪失的權利,但劉生重新走上劉臺二的道路,出賣公司利益。李添全、郭亞真為首的二百多華人發起反劉運動,占據東萬律,劉阿生出逃坤甸。但由於叛徒出賣,李添全被剌殺,起義失敗,五十多人被流放亞齊。劉阿生的地位進一步鞏固。

124 1847年,乾興二年,丁未歲,荷人放劉鼎於邦戛,劫其所守三色守條約,以劉生為甲太,時道光二十七年,公元一八四七年也。劉生又名壽山。

125 1848年,劉乾興去職,劉生繼任第十一任總制。

126 1848年,西婆羅洲出口黃金值12400英鎊。

127 1848年,婆羅洲華人礦場生產總值為130萬盾。

128 1850年7月,西婆羅洲勢力最強大的公司──大港公司,攻擊其勁敵三條溝公司(其首邑在昔邦 Sipang)的成員,並把他們逐出色米尼士鎮(Seminis),其中一些三條溝公司成員向北逃命,另外一些則逃到邦戛(Pamangat)後,派一急差到坤甸向荷蘭人求救。平時,荷蘭人已經跟大港公司發生過不少沖突,而事件發生在其境內的三發蘇丹國,卻處在荷蘭人的控制下。

於是,荷蘭人派兵馳援,卻遲了一天。個荷軍抵達邦戛時,發現三條溝公司的總廳被敵人炸毀,其部分人員越過三發河逃生,得到蘭芳公司人員的照顧。原來蘭芳公司本身是大港公司的勁敵,也是荷蘭人的盟友。其他的三條溝人員則逃往砂勞越,並與來自色米尼士鎮的同僚相會合。這批人員構成了流落於砂勞越石隆門地區的三千多名難民。有趣的是,在石隆門的三條溝首領是劉善邦。時至今日,人們相信他是石隆門的開發功臣。他的神主牌至今仍保存著,而且在石隆門舉行的一切節日慶典中,他的名字總被提到。

129 1850年,大港公司按約向東印度公司索回邦夏一帶租用的土地,這些土地位於三發海口,東印度公司不願歸還。大港公司據理力爭,東印度公司惱羞成怒,發動侵略戰爭。鄭洪領導大港公司獲得勝利,收復了邦戛,但他自己卻犧牲了,華僑在蒙脫拉度立忠臣廟(後改忠義祠)供奉。東印度公司駐坤甸縣長向被劉壽山篡奪了領導權的蘭芳公司求援,得到支持。大港公司腹背受敵,聯合十五分、霖田兩公司重新成立和順總廳苦戰。

130. 1850年,荷印殖民政府派遣軍隊征服打勞鹿的和順總廳(以大港公司為首),雙方進行了長達四年的“公司戰爭”,最終消滅了獨立自治的大港等公司,惟有東萬律的蘭芳公司得以幸存。


131
1850年,東印度公司對大港公司開戰,三條溝公司三百五十戶農民遷到沙撈越。後又能一批金礦工人遷至,加入到三條溝原來在石隆門的金礦中。對布魯克政權采取拒絕態度。

132 1850年,荷印政府在婆羅洲與華人共和國重啟戰端。

133 1850年,乾興五年,庚戌歲鹿邑大港公司與荷人大戰大捷,克復邦戛。先是邦戛與坤甸西北部,為荷人所奪,至是大港公司同胞起師與戰,大捷,克復邦戛。

134 1851年,乾興六年,辛亥歲,劉生與萬那土酋修好,以采文蘭金剛石也。先是劉生欲與萬那修好,其酋長不肯與會,至是先使通款,酋始許之,劉生遂率五百余人,前往文蘭采礦。其王牙城初無華人僑居,至是以開采金鋼石諸礦,頓成商埠。

135.1852年,乾興七年,壬子歲,劉生率兵助荷人拒大港同胞,擒其首以獻荷蘭東印度公司。先是劉生嗣位,其女婿葉湘雲(字汀帆)偽造謠言,謂加巴士河水嘗澄清,故愚者頗望其有所作為,至是始知劉氏翁婿,實皆叛徒。然國事既壞,大勢岌岌,無可挽矣。

136 1852年,布魯克政權開始在石隆門附近修築炮臺,準備侵略。

137 1854年,婆羅洲各共和國聯兵與荷蘭人血戰。華人各國戰敗滅亡,惟蘭芳國尚存,自治權喪失。國家受到戰爭的嚴重破壞,歷年積存的史料幾乎全部毀於戰火。

138 1854年,西婆羅洲華人估計有490,000人。

139 1854年7月25日,大港公司全部約六七千人,從蒙脫拉度主動撤退,並將蒙脫拉度全部焚毀,使東印度公司的侵略者一無所得。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8, 2022 at 10:27pm

蘭芳共和國年譜簡編——140.1854年,大港公司主動撤出蒙脫拉度地區,在蘭芳公司劉壽山的阻擊之後,仍到達石隆門,與三條溝公司匯合。

140 1854年,荷印政府派安特生(Andresen)領兵將婆羅洲“華人殖民地”全部消滅。

141 建立起荷印政府的霸權。遭到華人的頑強抵抗。華人表現出了高度的軍事素質。


142 1854年,荷華戰爭中,蘭芳公司站在荷印政府一邊,荷印政府同意保存蘭芳共和國獨立權到其首領劉阿生(即劉壽山)死亡為止。並且認為整個20至40年代的武裝干涉中,蘭芳公司都是配合荷印政府的。


143 1853年至1854年的戰爭中,其它公司的年冊都散失了。也可能藏在巴達維亞或陸軍部的檔案裏,假如沒有被白蟻毀壞的話。


144 其它公司的年鑒和年冊全部喪失。

145 1856年,西婆羅洲華人約237780人,很多華人遷往沙撈越。

146 1856年,乾興十一年,丙辰歲,劉生與荷官阿物思德里山往見駐巴達維亞之荷蘭總督。先是荷人已劫得三色條約字據,謂劉生曰:河東地,當屬荷國。劉生謂,依約實屬蘭芳。荷人曰:約文安在,可照約勘驗。劉生不能對,荷人復乘機以金銀等物相餌,劉生用與訂立密約,盡割所屬各地,僅留東萬律大廳地界。所得銀物,悉歸私囊,而蘭芳大總制民庶,未之知也。即劉生諸子與女婿,亦不悉私約究竟,各欲爭長其地,而趨奉荷蘭。荷蘭知其虛實,故能操縱如意,無所懼焉。


147 1857年,沙撈越華人大起義,是蒙脫拉度華人反抗的繼續。失敗後,有些人潛回蒙脫拉度地區,恢復了一部分金礦開采業。


148 1858年,克魯生將軍(General Kroesen)向荷印政府移交婆羅洲西岸政權。


149 1850年代,一些蘭芳公司和大港公司的華人逃到沙撈越石隆門。


150
19世紀50年代,在西婆羅洲華人礦業走向衰落時,沙撈越的華人采礦業卻方興未艾。人數已達十萬人。


151 1873年,乾興二十八年,乙亥歲,劉生退位,以計立其子亮官。


152
1878年,乾興三十三年,庚辰歲,劉亮官病死,不由共弟恩官繼位,而由劉生復位。


153 1880年,蒙脫拉度原來大港公司由石隆門返回的那批人,再次起義,五年後被完全鎮壓。


154 1880—1883年,蘭芳國還充滿了生機。


155 劉阿生(劉壽山)甲太,直接傳位給自己的兒子。 


156 1884年,乾興三十九年,甲申歲,秋八月初旬,劉生以事至坤甸新埠頭,沽疾數日,遂卒。荷官假思粦名加撻者,乘劉生家屬扶柩東歸,出其不備,據東萬律,折毀大廳前桅桿,撕蘭芳國旗,並迫劉氏家屬交出蘭芳大總制歷代印信,下令不得再推舉總長。人心大憤,有義士梁路義者,於九月四日,率眾與戰,斬荷將阿成堅,克復總廳,殺荷人無數。


157 甲申九月初五日,東帝隆之關都力荷官,用林粥唐言,謂東萬律梁路義無備,遂率隊深入,華人中有童子戴月蘭、丘耀郎、賴有傳者,適遊獵遇之,發鳥槍相擊,荷兵倉卒驚遁,其關都力為所擊斃。


158 巴達維亞荷人總督懼中國問罪,革加撻官職,以慰坤甸華民,不敢以為直屬領地,後見中國置若不聞,不加保護,始將蘭芳國舊屬各地,畫為坤甸土酋版圖。


159 1884年10月3日,蘭芳共和國總長廳移交荷印政府。荷印政府派駐東萬律的縣官利茲克(J.C.Rijk)在東萬律就職。


160 1884年10月23日,荷印政府派駐東萬律的縣官利茲克(J.C.Rijk)被華人殺死。蘭芳共和國人民由於不滿劉壽山與荷印政權簽定的密約。發動規模宏大的反荷起義,整個東萬律地區全部起義。荷印政府先派出府尹(Resident)、軍官、官員和五百多名軍人,後又派一個加強師組成鎮壓軍。將起義鎮壓在大屠殺中。(轉載自:百度百科))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7, 2022 at 9:20pm

蘭芳共和國年譜簡編——161劉壽山葬禮之後,東印度公司強行改變共和國的金礦、稅收、刑法案件審判權,並拆毀共和國的旗桿,占據共和國總部,該官員隨即被蘭芳共和國處死。並焚毀了東印度公司派駐共和國的官吏住所。共和國開始組織起十餘萬人的多路武裝力量準備抵抗,並囤積了足夠一年用的糧食,一部分婦孺被舒散到砂撈越,當地馬來族人和達雅克人都支持共和國的抵抗。

162 1885年1月,荷印鎮壓軍隊的援軍才派到蘭芳共和國,一接觸即為梁露二(梁路義)的共和國武裝擊退,退守坤甸。荷印政權請坤甸蘇丹說和,被共和國拒絕。後增兵二千,扭轉戰局。 


163 1886年,東印度公司再增兵三千,仍為蘭芳共和國擊退。荷師敗績,不稍退,乃賄土酋,使土番來襲,不得逞。又賄敗類引道來襲,卒以強弱懸殊不敵,議政廳旋毀,改作武帝廟。摘去旗幟牌板等,蘭芳遺物被保存在雅加達博物館中,到上個世紀初溫雄飛先生尚見到。


164 1886年,光緒十二年,梁路義率蘭芳國民,堅持抗戰兩年。為叛徒劉恩官、鄭正信、葉汀凡、吳桂三、郭亞威、余康、黃福元、陳和二、羅撒庭、林粥唐等所算,軍火不繼,眾寡不敵,戰敗。梁路義出亡吉隆坡。


165 1887年,羅義伯率軍繼續抵抗,東印度公司兵敗走高坪,不得不與羅義伯領導的蘭芳共和國軍劃界而治。


166 1888年,蘭芳共和國軍戰敗。由於黃福源、吳桂二的出賣,共和國軍被包圍,擊戰四個月後,因彈盡糧絕而大部犧牲。


167 1888年,荷蘭人拆毀東萬律蘭芳共和國總廳大廳。


168 1885年9月,施好古寫成《婆羅洲的中國公司》一文,認為一百年來,荷蘭人在婆羅洲僅享有名義上的統治權,並未真正統治過婆羅洲。認為婆羅洲華人公司是有行政管理權、司法權、政治權的組織,脫離祖國而獨立。是絕對民主的,對君主專制有可靠、有效的抵銷作用。


169 施好古說雖然鎮壓了華人的起義,但是鎮壓軍卻陷入了比公開起義更為可怕的潛伏勢力包圍之中,華人秘密社會的威脅使他們提心吊膽,甚至在辦公室中也會感覺到它的威脅。並認為華人秘密會社與中國秘密會社有同樣的徽號、宗旨(反清)、印章、名稱。婆羅洲華人公司的名稱叫義興公司,與大陸的完全一致。還有三點會。


170 施好古說,邦加、勿里洞、廖內等地幾乎全為華人。


171 退往蘇門答臘的蘭芳國民一直往西邊遷徙,並於馬來西亞半島定居。


172《年冊》由蘭芳公司最後一任首領劉阿生的女婿葉湘雲編撰。1885年,荷印政府派駐西婆羅洲的翻譯高延得到葉祥雲抄錄的《蘭芳年冊》副本,著成《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書中把華人建立的所有公司一律稱為共和國。


173 蘭芳滅國後,劉壽山之子劉恩官(年已及冠、其父欲傳位與之)逃到日里棉蘭,蘭芳國的田賦冊、審案卷宗等蘭芳國檔案材料一同被攜至,多人曾親見。


174 1894年,劉壽山之婿、劉恩官之姐夫嘉應州張煜南出任清朝駐檳榔嶼副領事,後者有《海國公餘輯錄》,卷六有《海國詠事詩婆羅洲》十二首,其一云:地辟羅江百里長,公司昔日立蘭芳。二十年客長人爭敬,碑記今猶豎道旁。


175 19世紀末,荷蘭人最終建立起對婆羅洲西部二十多個馬來王國的統治。


176 1905年,梁啟超先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發表在《新民叢報》63期上,一般認為羅芳伯和蘭芳共和國自此為眾人所知 。


177 1912年,荷蘭人正式宣布西婆羅洲為其殖民地帝國的部分領土。


178 1912年,東印度公司始正式宣布佔領西婆羅洲。


179 1912年,僑居坤甸的廣東法政學員林鳳超著《坤甸歷史》一書,記錄蘭芳公司史事。


180 1912年,馬來西亞吉隆坡有一名李玉昌的富商,原來曾任蘭芳共和國的參謀,蘭芳滅國後,逃至吉隆坡,經商致富,時年已七十餘歲,每每對人言,蘭芳不復,誓不歸中原。(原載:百度百科)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3, 2022 at 11:41am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文摘要·馬華古典詩是中國古典詩的延伸,從早期屬於中國外交、考察之用,及至十九世紀末成為官巡、士族流寓和政治流亡裏“文學情感”與“中國經驗”的產物。他們在遷徙過程中進入南洋此一“異質空間”的詩作,往往與在地景物組構成了一種存在的詩學,他們詩作中的“南洋”意象,純為“中國經驗”下的情感投射,並不具有實質的“在地內涵”。二十世紀初南來的文人,他們的創作思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詩中的生命情境,脫離了在地現實的生活和文化歷史。故憂鬱熱帶,草木有情,江山共悲,被置換成對原鄉的一種瞻望。“南洋”,在“中國經驗”的收編下,仍然揮不去華夏中心主義,而僑民、僑居地詩人的“南洋想像”,無疑又陷落於一種詩學技術的情感生產中,指向“在地”意義的空無。然而,當馬來(西)亞成了有國號、馬華古典詩人成了有國籍的國民,他們詩中除了大量複製北風金露、春華秋月、瑞雪紛飛的情景之外,是否存有對“在地”敞開生命之思?其“在地”經驗和意識如何在詩中展現? “南洋”作為古典詩的一種想像方式,又與南來的前輩有何不同? 此為本論文主要探索的核心問題。

 

前言

馬華古典詩是中國古典詩向南方傳播或移植的文學資產,其間涉及知識權力展演和文化美學傳承的理念,尤其從早期屬於中國外交、考察,及至十九世紀末英殖民時期的官巡、士宦流寓和政治流亡等,都曾經在這一片蠻荒未開、文明未啟的草萊狀態中,以古典詩書寫他們視域下的“南洋”。所以,“南洋”這個符號不只表徵著一個地理空間或方位,也隱含著權力糾結的意識。在古典詩歌的述行(Performative)中,它成了他者心境感發的經驗投射,以及一種觀看方式的選擇。   這些南來的文人士族,在進入“南洋”此一異質空間時,往往以個人的“中國經驗”,透過在地景物而組構成一種敘事或抒情式的存在詩學。易言之,處於地理時空的轉移裏,他們詩中的“南洋”意象,往往只是“中國經驗”下的情感投射,並不具有實質的“在地內涵”,符號化的“南洋”,在而“不在”的,成了詩作符號裏空洞的能指(Signifier)。二十世紀初的南來文人,在他們的創作思維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的展現;詩中的生命情境,脫離了在地現實的生活和文化歷史,而寄託於故國之思。因此,憂鬱熱帶,草木有情,江山共悲,被置換成對原鄉的瞻望。是此,本文將試圖通過《叻報》創刊(左秉隆被派駐為新加坡第一任領事)的 1881 年為起始,至日本入侵並佔據馬來亞、新加坡前的 1940 年為止,以這時期數位重要的古典詩人詩作,作為思辨與探討馬華古典詩的在地意識問題,期以作為日後馬華古典詩創作的另一類思考。

 

一、中國視域下的南洋與南洋想像

在中國視域下對“南洋”的地理與文化位置總是充滿著神秘與蠻荒的想像。從歷史學的知識指涉,“南洋”一詞向來具有曖昧和模糊的界說,如馮承鈞據陳 倫炯《海國聞見錄》一書指出,它最早見於清雍正年間,所涉範圍極廣,包含  “小西洋”的印度、歐洲,乃至東南海洋的呂宋蘇祿,並延及安南佔區馬來半島  之間。1 丘炫煜據明代胡宗憲所輯《籌海圖編》、鄭若曾《鄭開陽雜著》、茅元儀《武備誌》三部古書,將“南洋”概念的出現和形成,推延到明代中葉,認為其  源自“南海”一詞,於明清之際得到普遍使用,又經西方商人與傳教士的引入, 形構了“南洋”的指認;然而,“南海”地理位置的界定,卻是指向江南岸外海域,就地理概念而言,卻是寬廣且含糊不清的。2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881-1941)的在地意識,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二期)2018年8月(頁3-14)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新漢詩研究】)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11:23pm

(續上)清乾嘉年間,“南洋”作為專用名詞,如南洋國、南洋語、南洋人、南洋貿易、南洋商船等,已在各種文獻中出現;及至晚清民初,許多書報、刊物、社團、學校、商行,更競相以“南洋”二字冠名,成為一時潮流,可是對“南洋”的地理範圍,依舊是眾說紛紜,各自表 述。3 至 1961 年,許雲樵《南洋史》做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界說:

 

南洋者,中國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上,本為一曖昧名詞,範圍無嚴格之規定,現以華僑集中之東南亞各地為南洋。4

 

“南洋”一詞遂以東南亞為範疇,不再是“合天地”的廣漠無極。5 然而許氏所表述的“南洋”,乃“中國南方之海洋”以及“華僑”的集中地。“南洋”在中國視域下,不只是單純的地理方位概念,也是具有政治身份與文化意識的組稱,“南洋”與“華僑”更形成被中國意識化的想像共同體。一如王賡武指出,“華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通過中國人大量流寓或旅居“南洋”,也將中國版圖無形地擴展到“南洋”,並由此與中國聯結為親密的關係。6

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尚未獨立前,“南洋”的發明具有象徵性符號,混雜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地理的想像認知。它形成一套象徵系統,在中國的目光下,總脫離不了中國經驗的界說,尤其在文化上,“南洋”屬於蠻荒瘴癘之邦,經由傳統華夷之辨的文化觀照,是需要教化和改造之地。從陳倫炯《南洋記》就可窺見其對當地風土人物的視域心理,如其沿著大哖、吉連丹、丁噶呶、彭亨諸地所見的“番皆‘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禮。裸體挾刃,下圍幅幔”7。這樣一幅“無來由”(Melayu 馬來人)圖像,清楚展示了文化尊卑的差異,後來許多文人的“南洋”想像,都脫離不了這樣的文化心理認知。

古典詩與“南洋”的相遇,最早可追溯到明正統元年(1436)。費信《星槎正覽》書中記載不少與“南洋”人物、民俗風情和地理環境有關之作,如《滿剌   加國》、《九洲山》、《龍牙門》與《彭坑國》等。詩中顯現的“居民如附蟻,椎髻  似猴容”、“短衫常覆體,形貌不堪觀”、“居人為擄易,番舶往來難”、“嬴似漆膚      體,椎髻布纏頭”等,描繪出當地居民的生活樣貌與形態,也展示他們的風土習  俗與信仰,凸顯“南洋”作為異質空間的特殊色彩與意象。但在這些詩中,他們   念茲在茲的仍是“焉知施禮樂,立教序彝倫”、“採伐勞天使,回朝獻帝王”和    “蠻戎欽帝德,金錶貢神州”8 等人文教化目的,畢竟出自巡遊的官吏之筆,其政教的凝視無疑比採集異地風物更為重要。因此在這些詩作背後,自也隱含著王朝天威的弘揚意旨,以及華夏中心的文化意識,使得這些具有“南洋”面貌的古   典詩,在中國文化與政治權力空間的認知結構中,成了標準的政教風土意義的作品。這經由中國視角下所展現的異質特色,在採詩觀風的傳統中,無疑將“南洋”番人番邦圖像建構成一個足以讓人獵奇的想像世界。

是此,這樣的“南洋”想像一直成為南來士宦與官巡者在詩歌中的吟詠系譜,“南洋”的草木和景物在這些文人詩客的書寫中,常常映現一種遙遠的異國情調。當他們的身體流動到“南洋”,同時也帶來中國經驗的視覺位置,使得他們詩作中的“南洋”符號,展現為中國意識下製造的古典美學。如十九世紀末, 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領事左秉隆(1850-1924),身處“鴃舌聽他蠻作語,鵝毛寫彼蟹行文”9 的“南蠻”之地和英殖民之所,對“俗尚狉獉,人多渾噩”的“叻地”

(新加坡),冀望通過“施於德禮”10 的文化宣教,進行變風易俗的華化工作,以期華人群體在英殖民統治的境域中,仍不忘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認同。因此,左秉隆詩描寫的新加坡景象,依然不忘將它與中國緊密連結一起,如“息力新開島, 帆檣笑四方。左復中國海,酉接九州鄉。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誰憐雲水裡,孤鶴一身藏。”11 野竹常翠,幽花更香,正是引譬(僑民)族群認同與中華文化屬性的自我肯定,這也是他身為清廷外交官的職責。當“南洋”被安置於中國 經驗的內在結構裏,左秉隆也不經意地封緘“南洋”的真實圖景,遮蔽了本土情 境,例如《吉隆坡溫泉》、《遊檳榔嶼極樂寺》、《柔佛王宮早眺》等,只是徒具本土景觀題名,詩中展現的依舊是中國古典情調的感覺結構。即使較為貼近馬來亞景觀的《雪蘭莪途次作》詩,從聯邦鐵軌、採錫谷阬到萬山焦木的景象描寫,最後卻還是掉進“太息中原多曠土,諸公袞袞失經營”12 的帝國衰頹景象與對故國的關懷之中。

類此“南洋”書寫的型態,同樣出現在身職外交官的黃遵憲(1848-1905) 與楊圻(1875-1941)詩作中。尤其黃遵憲最具詩名,乃晚清詩壇大家,他於1891 年接替左秉隆新加坡總領事一職,在任三年期間,促動他寫了不少“南洋” 風土民情、時事、作物與水果花卉之作,13 如《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以清廷使節的目光透視多元族群相處一地,並在殖民者壓迫下的生活面貌與存在狀態,詩中以瓶喻示英殖民下的新加坡,以蓮、菊、桃隱喻黃種、白種與黑種人族群,在分而治之的族群階序中,形成彼此間的猜疑與矛盾現象。詩曰:

 

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慚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嗔不語,誰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14(下續)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8:39pm

(續上)黃遵憲詩中的各花形態,展現了不同社群的位階和關係,以及族群空間複雜的意識形態問題,更突顯出殖民者的孤高傲慢,以及白種人的優越地位。在這樣的情態中,殖民者的統治勢必無法長久,故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並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飆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的期許,揭示其所吟詠的位置,仍是在中國經驗與民族本位上進行思考。“蘭花”、“梅花”的意象指涉,徵示了中華民族正直積極與堅韌不拔的精神,在他們的努力下,最後一切必可歸結於中國。黃遵憲積極調動“南洋”想像,置換場景,將清廷境內面臨的列強侵迫、族 群紛擾的焦慮,投射到詩中,並期待各族群能夠相互和諧,團結一致,將列強驅逐出去。這樣的民族感知,同樣出現在《夜登近海樓》中,詩人不斷追懷往昔華夏王朝的輝煌盛景,以慰藉內心因清廷長久積弱造成的沉痾與衰蔽之創傷,“昂頭尚照秦時月,放眼猶疑禹畫州。回首宣南蘇碌墓,記聞諸國賦共球”,撫今懷古,遙想的是明王朝過往的武功盛世,南洋諸邦紛紛上貢帝朝的曩昔盛況;然而俯視現實,當今卻是“滔滔海水竟西流”15 的情勢,盛景已不再。黃遵憲此刻身處南洋,更能深刻體會華夏文化的沒落與王朝的衰微,是孤臣無力回天的局面,因此詩裏的“南洋”想像就成了慰藉憂患之心的抒發之作。16

如果深入檢驗,這些流寓“南洋”的士宦所作之“南洋”詩歌,有不少作品是借他人杯酒、澆自己胸中塊壘的敘事抒情之作,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顯然不足,中國古典詩的境外書寫--“在南洋”,似乎成了詩人對祖國寄託的召魂之喚,如楊圻(雲史)在新加坡所寫的《新加坡感懷》,曰:

 

逐隊文身俗,蠻奴雜獸蹄。種椰燒火炭,割橡掛繩梯。雲暖眠猨樹, 花明浴象溪。臣陀恩澤少,化外失鯨鯢。(四之三)

邦危猶裸逐,國小亦君臣。山是四時綠,花為終歲春。何年功不世, 此地古無人。日夕諸星出,猶知望北辰。(四之四)17

 

在詩中的“南洋”景象,只是為了鋪墊詩人的情志表現,或由傳統詩學的“目與   景遇,情由心生”所構成,是以詩中的“南洋”想像,除了盡現蠻奴獸蹄、猨樹   象溪的蠻荒景象,楊圻較關心的仍是中國對“南洋”各地勢力之影響,以及清廷 與“南洋”的外交關係;唯在西方勢力的包圍中,被想像為中國版圖延伸的“南洋”,卻也失落在“日夕諸星出,猶知望北辰”的自我慰藉之情中。

從這些詩作中大抵窺見他們身負中國外交的“南洋”情結,處身蠻荒之地,又面對清廷的內外憂患與西方殖民強權的逼迫,除了呈現頻頻北望的焦慮,或張揚民族主義外,對現實世局實也無能為力。但在他們目光所及的“南洋”敘事詩 中,卻也留下一些作為以詩證史的作品,如黃遵憲《番客篇》即為佳例。雖然如此,“南洋”的詩中想像仍然表現著他們在中國境外的失落,此與古典南洋圖像一樣,隨著他們的離職,成了身後已然被切割的一個文學軼事。

 

二、古典詩中的南洋想像

反觀生於福建海澄的邱菽園(1874-1941),八歲來到新加坡,十四歲赴鄉讀書趕考,廿一歲鄉試中舉,廿二歲因父歿而返新長住,是最能於古典詩中表現在地知識與經驗的詩人。其被譽為“南洋古典文學第一人”,承繼中國傳統詩學的美學形式與抒情表述,讓他圓熟地掌握古典詩的語言習套與技藝,同時也因較長時間的在地生活而擁有足夠的在地知識與經驗,展示內在生命與本土生活的存在意向和精神表現。此與短暫寓居的左秉隆、黃遵憲、楊圻,或流亡南洋的康有為等有別。星洲成了他的死生之地,“南洋”也不是用來觀看的,其雖自號“星洲寓公”18,但他對新加坡仍具有一定的歸屬與認同感。這從他寫了不少與新加坡景觀和物情的詩作可窺見一斑,如《星洲雜感四篇》和《星洲》等,具有在地抒情的經驗表述,“連山斷處見星洲,落日帆檣萬舶收。赤道南環分北極,怒濤西下捲東流。江天鎖鑰通溟渤,蜃蛤妖腥幻市樓。策馬鐵橋風獵獵,雲中鷹隼正憑秋”19,此詩鈎勒出新加坡佔踞東西商航要道的地理位置,描繪了英殖民在海外營造出如海市蜃樓般的島嶼繁華,且是中西商業移民伺機競逐財富的樂園。這首寫於廿三歲的作品,已然顯現出邱菽園對在地知識的充份體認與瞭解,這與中國經驗框架下的“南洋”書寫,具有可辨識的差異性。

當邱菽園百萬家財散盡後,身處貧困之境而創作的數十首《星洲竹枝詞》, 更能表現其對“南洋”內涵意識的呈示。這些參雜馬來語和英語,描繪本土現實   生活景況的詩作,頗能見其本土文化的精神結構。茲試舉三首詩論析:

 

馬干(Makan 吃)馬莫(Mabuk 醉酒)聚餐豪,馬里(Mari 來)馬寅

(Main 戲耍)任樂陶。幸勿酒狂喧馬己(Maki 辱罵),何妨三馬(Sama 一

起)吃同槽。

呼天為證緞鴉拉(Tuan Allah 上蒼),不敢巫風(Bohong 說謊)半句差。例外亞淹(Ayam 雞)遭枉死,便宜息訟去孫巴(Sumpah 發誓)。

董岸(Tangan 手)修光十爪奇,強分左右別高低。須知答禮無需左, 右手方拈加里(Kari)雞。20

 

竹枝詞一般不避俚俗,詼諧成趣,也不以莊雅為重,主要用以書寫地方風物、生活習俗,在傳統詩學中向來被視為俗調,不入詩歌雅馴之堂,但在“南洋”,它卻成了“在地”詩言主體的正聲,頗能深刻展現詩歌“在地感性”(Sense of Local)的特色。邱菽園的這一類詩,可謂翻轉了古典詩的語言,其馬來語音譯的混雜性,形成一種完全陌生的符號,若無馬來原文註記,必然讓人讀之不知所云。這樣的書寫雖以遊戲為之,不意卻也隔開了中原音韻的語言習套之束縛,並開啟馬華本土文學的奇聲異調,成了馬華古典詩另類而獨特的聲音。

在邱菽園之前,雖有一些流寓詩人曾作此類詩,如提倡詩界革命而鼓勵以“我手寫我口”、注入新語言新派詩的黃遵憲,就曾在《新嘉坡雜詩》第四首中, 滲入英語和馬來語作詩。在 1926 年,流寓詩人賴逋泓發表於邱菽園主編《南洋商報 • 商餘》版的《晚秋旅感》,就是混雜許多馬來語音的詩作,如:

 

一年拉咭(Lekas 迅速)又重陽,粦亦(Ringgit 錢)驅人盡日忙。辜負加基(Kaki 腳)空夜爛(Jalan 行走),阮郎依舊嘆哥商(Kosong 空)。

天涯浪跡感輸沙(Susah 艱難),捨影(Sayang 惋嘆)韻光兩鬢華。古打(Kuda 馬)脛皮人已老,吟鞭何日布鈴(Pulang 返回)家。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8:38pm

1  馮承鈞:《中國南洋之交通》,《東方雜誌》第 34 卷第 4 號(1937 年 9 月),頁 145。

2 邱炫煜:《中國海洋發展史上“東南亞”名詞溯源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4 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1,頁 324。

3 趙正平《南洋之定義》綜合各家觀點,分成廣義、狹義二說。廣義是含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與群島、大洋洲;狹義則指馬來半島和馬來群島。李長傅《南洋華僑史》所指則包含印度、錫蘭,並提出“裏南洋”和“外南洋”之說。(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第 30 期(2006 年 6 月),頁 113-123)

4 許雲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頁 3。

5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 南洋記》云:“南洋諸國,以中國偏東形勢,用針取向具在丁末之間,合天地,包涵大西洋。”趙正平《南洋之定義》云:“何謂南洋,其名稱至寬泛也,其範圍至廣漠也。”可見“南洋”的地理位置無一規定之範疇。至於“東南亞”一詞,自 1943 年英相邱吉爾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英美首腦會議,建議成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以對抗入侵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的日本軍隊,始被廣泛使用。(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第 30 期,頁 116-120)

6 十九世紀末大量被使用的“華僑”一詞,內含著政治意涵,並被用以召喚起革命的工程。是此,作為僑民暫居地的“南洋”,在革命意識的延伸下,也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內容。(王賡武:《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05,頁 162-163)

7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南洋記》,摘自電子版 http://www.guoxue123.com/tw/01/026/006.htm。“番”字可作二解,一為“外國”,如“番邦”,或中國以外的人、事、物;另一為“缺乏”禮儀文化,落後於原始的狀態。

8      以上引例,詳見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之《龍牙犀角》、《吉里地悶》、《龍牙門》、《滿喇加國》、《彭坑國》、《九州山》、《暹羅國》,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頁 25、32、4、19、7、21、15。

9  這是奉和衛鑄生的一首詩:“燕然雖為勒功勛,自覺平生尚可欣。鴂舌聽他蠻作語,鵝毛寫彼謝行文。有時亦共鶴鸞偶,無事還追麋鹿群。疊和詩篇多急就,不勞月斧與云斤。”原詩刊載《叻報》1889  年10 月 8 日第 5 版。

10 詳見《旅叻潮商聯送卸新加坡領事府左公秉隆屏敘》,《叻報》1891 年 11 月 12 日。

11 [ 清 ] 左秉隆:《息力》,收於《勤勉堂詩鈔》卷三,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頁 86。

12 此律詩全文:“聯邦鐵軌築初成,採錫人來消谷阬。四野積沙埋錯落,萬山焦木委縱橫。為叢驅爵各輕

咎,舍己為人豈下情。太息中原多曠土,諸公袞袞失經營。”此詩為左秉隆 1908 年之作,詳見《勤勉堂詩鈔》卷三,頁 170。

13 趙穎:《吟到中華以外天——黃遵憲南洋主題舊體詩研究》,《寧夏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頁 65-

71;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與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

(2010 年 5 月),頁 359-398。

14 陳淨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2。

15 陳淨編:《黃遵憲全集》上冊,頁 106。

16 黃遵憲其他“南洋”名作,如《新嘉坡雜詩十二首》,也是基於中國視域所形成的書寫,將當地土著視為未開化的“獠奴”,稱殖民者為“段”(馬來語 Tuan,主人之意),稱具有官階者為“悉”(英文 Sir);而原應受到中國庇護的僑民,因清廷衰微,南洋諸邦已成西方帝國的殖民地,紛紛向西而拜。

《番客篇》以四百零八行的五言古體,敘事兼抒情,深刻描繪新加坡華僑社群的生活形態與文化習俗, 詩中敘述一個富豪婚禮場景,從中西音樂、新娘服飾、各方賓客、本土化的飲食方式,並引向陳述生於本土的第五、六代僑民不回鄉的原因,以及在西方教育下多已不識中國語言和文字。(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110-111)面對此地華人番化現象,黃遵憲擬想重建中國教育、宣揚中華文化,遏止番化現象擴大,故其職責與視域位置,決定了其詩歌“南 洋”想像的內涵與表現。

17 楊圻:《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73。

18 邱菽園身處英殖民地的新加坡,卻不願成為被殖民者,而以流寓海外的中國子民自居,棲遲海外,自稱“星洲寓公”。(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廣州觀天演齋校本,2005,頁 25)

19 王盛治、丘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上卷,上海:文海出版,1949,頁 3。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1, 2022 at 3:21pm

(續上)這類詩強調南洋色彩,通過馬來語言的摻入,展現一種異調的抒情表述方式,同時也呈現本土經驗的獨特色彩;其或不免喪失古典詩的美學韻味,卻也更貼近本土的情感脈絡,演繹成另一種詩歌風情。就本土知識和經驗的反映而言,邱菽園這方面的作品,無疑是更深入地探向在地社會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內蘊,從飲食、宗教信仰、幫會鬥爭、族群職別到生活習性等,21 無不成為其詩筆下的文字風景。

就抒情主體的存在經驗而言,這類詩作與當下/ 在場 / 在地經驗息息相關,強烈展示“南洋”古典詩歌特出的語言性格與風貌。雖然這些作品在邱菽園的詩作中 非屬大宗,但若從馬華文學主體意識的書寫脈絡而言,它實際上已為本土古典詩開啟了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稍後的溫梓川(1911-1986)亦有相應的詩作。處在檳榔嶼的詩人,目睹數代土生土長的華裔子女,在島嶼上英殖民教育長久薰染下,不諳華語,滿口洋文,不禁搖起詩筆,以極其諷刺的語調寫下一首竹枝詞:“南洋娘惹貌似花,洋文熟讀向人誇。開口便道彎都帝(One Two Three),漫說倫敦是祖家。”22 詩句淺白如隨口道來,頗似打油詩而具戲謔作用,對一群崇仰殖民話語與殖民宗祖國的本土華人貶抑無遺。溫梓川素以新詩見長,偶作舊體,曾於 1926 年負笈中國,具有一定的中國經驗,23 他行遊於兩地文化空間,自能敏銳地辨認文化的認同與差異,由此轉換創作經驗表述,而成另一種“南洋”圖象的展示。


此外,邱菽園也鼓勵以粵語入詩。早在 1897 年,他曾說:“去臘余嘗以粵謳

題,後徵社星洲社友卷,作者寥寥且多不詳其出處。”24 及至 19327 月由他主編的《星洲日報 • 遊藝場》曾刊載一些粵語詩,如猿公之詩,即為一例:

幾年撈到大頭家,別號瓜爺又亞渣。蝕本忽然談縮減,茅寮躲便入山芭。 自由口岸聽船埋,油水重心有得揩。高竇莫攀低弗就,終然光棍無皮柴。

詩中大量挹入粵語,如“撈到”(賺到)、“大頭家”(大老闆)、“山芭”(叢林)、 “埋”(靠岸)、“油水”(利益)、“揩”(謀取)、“高竇”(高傲)、“光棍無皮柴”
(訛詐騙子)等,這些南音之作,無疑反映了一些“南洋”廣東僑民的生活實況與心理狀態。通過口語方言介入現實層面,達到語言感受和經驗的轉換,無疑成了詩歌在地化的一種反省,不論以馬來語、英語或粵語注輸詩中,其所展現的是一種新的抒情 / 敘事語言,進而也與傳統文化形成區隔,由此標誌出文學屬性的一份自我身份與在地位置。

這些詩作的產生,可說是深受一九二零、三零年代之際馬華文壇掀起一股“南洋色彩”論述浪潮的影響,如強調移民南洋者應以南洋為家,在創作中需重視“南洋”的本土特色,甚至試圖創造一種“南洋文化”,並以“南洋文藝”為創作使命,當時南來作家曾聖提更在其主編的《南洋商報• 文藝周刊》創刊號提出要在南洋赤道線上“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25。這些呼聲催動大量以南
洋景色和熱帶風物為內容的作品,同時也啟發一些新詩作者在詩中吸收馬來民歌的語言元素,或模仿馬來民歌的調子進行創作,以期積極地讓新詩趨向“南洋” 的獨特色彩。這種現象對嘗試以新派語詞作為古典詩創作的詩人而言,在同一時間與空間結構中,不能說完全不受影響。

何況當時的古典詩因受新文學的夾擊,在新舊語言系統交替之下,很多原本刊載古典詩作的報章副刊,逐漸被新文學作品所汰換,即使有些副刊仍然保留古典詩的版位,卻也只是作為點綴,聊備一格而已。26 在這樣的情況下,古典詩的“本土”抒情形式表述,除了少數在語言上進行方言和馬來語音的調動,餘者 則將創作目光移至本地景觀的吟咏,如遊霹靂怡保、太平湖、檳城關仔角、極樂寺、金馬崙高原等,或將本土作物橡膠、椰林、胡椒等入詩。茲舉例證如下:

當關涉稅此邊遼,高下樓臺夾道遙。半壁夕陽山著色,一灣新水海通潮。投巢鳥宿搖風樹,爭渡人歸隔岸橈。晚向沿堤閒步好,寥天舒嘯脫塵囂。(陳漢英《麻坡海濱晚眺》)

半邊殘照古皇城,橡樹椰林一列青。啼煞鷓鴣聲不斷,狗頭山上白雲亭。(曾夢筆《霹靂道上》)27


南洋的想像轉向比較具體的地誌名稱,然於古典詩的語言習套系統中,這種地方符號徵示的內容卻是空洞的。若將題目抽掉,除第二首“橡樹椰林”的物象外, 這些詩作大都可以安置在任何地方,而地方感性和經驗卻無法展示出來。它形成一種曖昧和含混的指向,在古典韻語和意境中,詩所鋪陳的景象純為心靈 / 想像的映照,但卻無法徵實,也未能建構本土特有的訊息,而所有的“地景”辨識和 意旨,必須引向標題才能得到一個客觀的認知。這些詩的空間地理想像,只是詩情的意識流動表現,而無法與當地風土進行辯證,或交錯為本土的知識系譜。


20 三首詩均引自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62)。據李慶年考證,這些作品大部份作於1933、1934 年間,乃邱菽園主編《星洲日報 • 遊藝場》星期刊的作品。

21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63。

22 此詩應屬一九三零年代末之作,當時溫梓川常將所作竹枝詞向郁達夫請益。此詩引自張少寬《南溟脞談》(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7,頁 110)。

23 溫梓川於 1926 年就讀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預科,後考入上海暨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在滬期間,多與現代詩人交往,曾出版新詩和小說,小有名聲。一九三零年代返回檳榔嶼就職。

24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頁 68。

25 郭惠芬:《戰前馬華新詩的承傳與流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 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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