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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8, 2022 at 10:27pm

蘭芳共和國年譜簡編——140.1854年，大港公司主動撤出蒙脫拉度地區，在蘭芳公司劉壽山的阻擊之後，仍到達石隆門，與三條溝公司匯合。

140 1854年，荷印政府派安特生（Andresen）領兵將婆羅洲“華人殖民地”全部消滅。

141 建立起荷印政府的霸權。遭到華人的頑強抵抗。華人表現出了高度的軍事素質。

142 1854年，荷華戰爭中，蘭芳公司站在荷印政府一邊，荷印政府同意保存蘭芳共和國獨立權到其首領劉阿生（即劉壽山）死亡為止。並且認為整個20至40年代的武裝干涉中，蘭芳公司都是配合荷印政府的。

143 1853年至1854年的戰爭中，其它公司的年冊都散失了。也可能藏在巴達維亞或陸軍部的檔案裏，假如沒有被白蟻毀壞的話。

144 其它公司的年鑒和年冊全部喪失。

145 1856年，西婆羅洲華人約237780人，很多華人遷往沙撈越。

146 1856年，乾興十一年，丙辰歲，劉生與荷官阿物思德里山往見駐巴達維亞之荷蘭總督。先是荷人已劫得三色條約字據，謂劉生曰：河東地，當屬荷國。劉生謂，依約實屬蘭芳。荷人曰：約文安在，可照約勘驗。劉生不能對，荷人復乘機以金銀等物相餌，劉生用與訂立密約，盡割所屬各地，僅留東萬律大廳地界。所得銀物，悉歸私囊，而蘭芳大總制民庶，未之知也。即劉生諸子與女婿，亦不悉私約究竟，各欲爭長其地，而趨奉荷蘭。荷蘭知其虛實，故能操縱如意，無所懼焉。

147 1857年，沙撈越華人大起義，是蒙脫拉度華人反抗的繼續。失敗後，有些人潛回蒙脫拉度地區，恢復了一部分金礦開采業。

148 1858年，克魯生將軍（General Kroesen）向荷印政府移交婆羅洲西岸政權。

149 1850年代，一些蘭芳公司和大港公司的華人逃到沙撈越石隆門。

150 19世紀50年代，在西婆羅洲華人礦業走向衰落時，沙撈越的華人采礦業卻方興未艾。人數已達十萬人。

151 1873年，乾興二十八年，乙亥歲，劉生退位，以計立其子亮官。

152 1878年，乾興三十三年，庚辰歲，劉亮官病死，不由共弟恩官繼位，而由劉生復位。

153 1880年，蒙脫拉度原來大港公司由石隆門返回的那批人，再次起義，五年後被完全鎮壓。

154 1880—1883年，蘭芳國還充滿了生機。

155 劉阿生（劉壽山）甲太，直接傳位給自己的兒子。 

156 1884年，乾興三十九年，甲申歲，秋八月初旬，劉生以事至坤甸新埠頭，沽疾數日，遂卒。荷官假思粦名加撻者，乘劉生家屬扶柩東歸，出其不備，據東萬律，折毀大廳前桅桿，撕蘭芳國旗，並迫劉氏家屬交出蘭芳大總制歷代印信，下令不得再推舉總長。人心大憤，有義士梁路義者，於九月四日，率眾與戰，斬荷將阿成堅，克復總廳，殺荷人無數。

157 甲申九月初五日，東帝隆之關都力荷官，用林粥唐言，謂東萬律梁路義無備，遂率隊深入，華人中有童子戴月蘭、丘耀郎、賴有傳者，適遊獵遇之，發鳥槍相擊，荷兵倉卒驚遁，其關都力為所擊斃。

158 巴達維亞荷人總督懼中國問罪，革加撻官職，以慰坤甸華民，不敢以為直屬領地，後見中國置若不聞，不加保護，始將蘭芳國舊屬各地，畫為坤甸土酋版圖。

159 1884年10月3日，蘭芳共和國總長廳移交荷印政府。荷印政府派駐東萬律的縣官利茲克（J.C.Rijk）在東萬律就職。

160 1884年10月23日，荷印政府派駐東萬律的縣官利茲克（J.C.Rijk）被華人殺死。蘭芳共和國人民由於不滿劉壽山與荷印政權簽定的密約。發動規模宏大的反荷起義，整個東萬律地區全部起義。荷印政府先派出府尹（Resident）、軍官、官員和五百多名軍人，後又派一個加強師組成鎮壓軍。將起義鎮壓在大屠殺中。(轉載自：百度百科）)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7, 2022 at 9:20pm

蘭芳共和國年譜簡編——161劉壽山葬禮之後，東印度公司強行改變共和國的金礦、稅收、刑法案件審判權，並拆毀共和國的旗桿，占據共和國總部，該官員隨即被蘭芳共和國處死。並焚毀了東印度公司派駐共和國的官吏住所。共和國開始組織起十餘萬人的多路武裝力量準備抵抗，並囤積了足夠一年用的糧食，一部分婦孺被舒散到砂撈越，當地馬來族人和達雅克人都支持共和國的抵抗。

162 1885年1月，荷印鎮壓軍隊的援軍才派到蘭芳共和國，一接觸即為梁露二（梁路義）的共和國武裝擊退，退守坤甸。荷印政權請坤甸蘇丹說和，被共和國拒絕。後增兵二千，扭轉戰局。 

163 1886年，東印度公司再增兵三千，仍為蘭芳共和國擊退。荷師敗績，不稍退，乃賄土酋，使土番來襲，不得逞。又賄敗類引道來襲，卒以強弱懸殊不敵，議政廳旋毀，改作武帝廟。摘去旗幟牌板等，蘭芳遺物被保存在雅加達博物館中，到上個世紀初溫雄飛先生尚見到。

164 1886年，光緒十二年，梁路義率蘭芳國民，堅持抗戰兩年。為叛徒劉恩官、鄭正信、葉汀凡、吳桂三、郭亞威、余康、黃福元、陳和二、羅撒庭、林粥唐等所算，軍火不繼，眾寡不敵，戰敗。梁路義出亡吉隆坡。

165 1887年，羅義伯率軍繼續抵抗，東印度公司兵敗走高坪，不得不與羅義伯領導的蘭芳共和國軍劃界而治。

166 1888年，蘭芳共和國軍戰敗。由於黃福源、吳桂二的出賣，共和國軍被包圍，擊戰四個月後，因彈盡糧絕而大部犧牲。

167 1888年，荷蘭人拆毀東萬律蘭芳共和國總廳大廳。

168 1885年9月，施好古寫成《婆羅洲的中國公司》一文，認為一百年來，荷蘭人在婆羅洲僅享有名義上的統治權，並未真正統治過婆羅洲。認為婆羅洲華人公司是有行政管理權、司法權、政治權的組織，脫離祖國而獨立。是絕對民主的，對君主專制有可靠、有效的抵銷作用。

169 施好古說雖然鎮壓了華人的起義，但是鎮壓軍卻陷入了比公開起義更為可怕的潛伏勢力包圍之中，華人秘密社會的威脅使他們提心吊膽，甚至在辦公室中也會感覺到它的威脅。並認為華人秘密會社與中國秘密會社有同樣的徽號、宗旨（反清）、印章、名稱。婆羅洲華人公司的名稱叫義興公司，與大陸的完全一致。還有三點會。

170 施好古說，邦加、勿里洞、廖內等地幾乎全為華人。

171 退往蘇門答臘的蘭芳國民一直往西邊遷徙，並於馬來西亞半島定居。

172《年冊》由蘭芳公司最後一任首領劉阿生的女婿葉湘雲編撰。1885年，荷印政府派駐西婆羅洲的翻譯高延得到葉祥雲抄錄的《蘭芳年冊》副本，著成《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書中把華人建立的所有公司一律稱為共和國。

173 蘭芳滅國後，劉壽山之子劉恩官（年已及冠、其父欲傳位與之）逃到日里棉蘭，蘭芳國的田賦冊、審案卷宗等蘭芳國檔案材料一同被攜至，多人曾親見。

174 1894年，劉壽山之婿、劉恩官之姐夫嘉應州張煜南出任清朝駐檳榔嶼副領事，後者有《海國公餘輯錄》，卷六有《海國詠事詩婆羅洲》十二首，其一云：地辟羅江百里長，公司昔日立蘭芳。二十年客長人爭敬，碑記今猶豎道旁。

175 19世紀末，荷蘭人最終建立起對婆羅洲西部二十多個馬來王國的統治。

176 1905年，梁啟超先生作《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發表在《新民叢報》63期上，一般認為羅芳伯和蘭芳共和國自此為眾人所知 。

177 1912年，荷蘭人正式宣布西婆羅洲為其殖民地帝國的部分領土。

178 1912年，東印度公司始正式宣布佔領西婆羅洲。

179 1912年，僑居坤甸的廣東法政學員林鳳超著《坤甸歷史》一書，記錄蘭芳公司史事。

180 1912年，馬來西亞吉隆坡有一名李玉昌的富商，原來曾任蘭芳共和國的參謀，蘭芳滅國後，逃至吉隆坡，經商致富，時年已七十餘歲，每每對人言，蘭芳不復，誓不歸中原。（原載：百度百科）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3, 2022 at 11:41am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文摘要·馬華古典詩是中國古典詩的延伸，從早期屬於中國外交、考察之用，及至十九世紀末成為官巡、士族流寓和政治流亡裏“文學情感”與“中國經驗”的產物。他們在遷徙過程中進入南洋此一“異質空間”的詩作，往往與在地景物組構成了一種存在的詩學，他們詩作中的“南洋”意象，純為“中國經驗”下的情感投射，並不具有實質的“在地內涵”。二十世紀初南來的文人，他們的創作思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詩中的生命情境，脫離了在地現實的生活和文化歷史。故憂鬱熱帶，草木有情，江山共悲，被置換成對原鄉的一種瞻望。“南洋”，在“中國經驗”的收編下，仍然揮不去華夏中心主義，而僑民、僑居地詩人的“南洋想像”，無疑又陷落於一種詩學技術的情感生產中，指向“在地”意義的空無。然而，當馬來（西）亞成了有國號、馬華古典詩人成了有國籍的國民，他們詩中除了大量複製北風金露、春華秋月、瑞雪紛飛的情景之外，是否存有對“在地”敞開生命之思？其“在地”經驗和意識如何在詩中展現？ “南洋”作為古典詩的一種想像方式，又與南來的前輩有何不同? 此為本論文主要探索的核心問題。

 

前言

馬華古典詩是中國古典詩向南方傳播或移植的文學資產，其間涉及知識權力展演和文化美學傳承的理念，尤其從早期屬於中國外交、考察，及至十九世紀末英殖民時期的官巡、士宦流寓和政治流亡等，都曾經在這一片蠻荒未開、文明未啟的草萊狀態中，以古典詩書寫他們視域下的“南洋”。所以，“南洋”這個符號不只表徵著一個地理空間或方位，也隱含著權力糾結的意識。在古典詩歌的述行（Performative）中，它成了他者心境感發的經驗投射，以及一種觀看方式的選擇。   這些南來的文人士族，在進入“南洋”此一異質空間時，往往以個人的“中國經驗”，透過在地景物而組構成一種敘事或抒情式的存在詩學。易言之，處於地理時空的轉移裏，他們詩中的“南洋”意象，往往只是“中國經驗”下的情感投射，並不具有實質的“在地內涵”，符號化的“南洋”，在而“不在”的，成了詩作符號裏空洞的能指（Signifier）。二十世紀初的南來文人，在他們的創作思維中仍固定於傳統中國的詩學模式，或意識形態的展現；詩中的生命情境，脫離了在地現實的生活和文化歷史，而寄託於故國之思。因此，憂鬱熱帶，草木有情，江山共悲，被置換成對原鄉的瞻望。是此，本文將試圖通過《叻報》創刊（左秉隆被派駐為新加坡第一任領事）的 1881 年為起始，至日本入侵並佔據馬來亞、新加坡前的 1940 年為止，以這時期數位重要的古典詩人詩作，作為思辨與探討馬華古典詩的在地意識問題，期以作為日後馬華古典詩創作的另一類思考。

 

一、中國視域下的南洋與南洋想像

在中國視域下對“南洋”的地理與文化位置總是充滿著神秘與蠻荒的想像。從歷史學的知識指涉，“南洋”一詞向來具有曖昧和模糊的界說，如馮承鈞據陳 倫炯《海國聞見錄》一書指出，它最早見於清雍正年間，所涉範圍極廣，包含  “小西洋”的印度、歐洲，乃至東南海洋的呂宋蘇祿，並延及安南佔區馬來半島  之間。1 丘炫煜據明代胡宗憲所輯《籌海圖編》、鄭若曾《鄭開陽雜著》、茅元儀《武備誌》三部古書，將“南洋”概念的出現和形成，推延到明代中葉，認為其  源自“南海”一詞，於明清之際得到普遍使用，又經西方商人與傳教士的引入， 形構了“南洋”的指認；然而，“南海”地理位置的界定，卻是指向江南岸外海域，就地理概念而言，卻是寬廣且含糊不清的。2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881-1941）的在地意識，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二期）2018年8月（頁3-14）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新漢詩研究】）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11:23pm

（續上）清乾嘉年間，“南洋”作為專用名詞，如南洋國、南洋語、南洋人、南洋貿易、南洋商船等，已在各種文獻中出現；及至晚清民初，許多書報、刊物、社團、學校、商行，更競相以“南洋”二字冠名，成為一時潮流，可是對“南洋”的地理範圍，依舊是眾說紛紜，各自表 述。3 至 1961 年，許雲樵《南洋史》做了一個比較明確的界說：

 

南洋者，中國南方之海洋也，在地理上，本為一曖昧名詞，範圍無嚴格之規定，現以華僑集中之東南亞各地為南洋。4

 

“南洋”一詞遂以東南亞為範疇，不再是“合天地”的廣漠無極。5 然而許氏所表述的“南洋”，乃“中國南方之海洋”以及“華僑”的集中地。“南洋”在中國視域下，不只是單純的地理方位概念，也是具有政治身份與文化意識的組稱，“南洋”與“華僑”更形成被中國意識化的想像共同體。一如王賡武指出，“華僑”具有強烈的政治意涵，通過中國人大量流寓或旅居“南洋”，也將中國版圖無形地擴展到“南洋”，並由此與中國聯結為親密的關係。6

在東南亞許多國家尚未獨立前，“南洋”的發明具有象徵性符號，混雜著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地理的想像認知。它形成一套象徵系統，在中國的目光下，總脫離不了中國經驗的界說，尤其在文化上，“南洋”屬於蠻荒瘴癘之邦，經由傳統華夷之辨的文化觀照，是需要教化和改造之地。從陳倫炯《南洋記》就可窺見其對當地風土人物的視域心理，如其沿著大哖、吉連丹、丁噶呶、彭亨諸地所見的“番皆‘無來由’族類，不識義禮。裸體挾刃，下圍幅幔”7。這樣一幅“無來由”（Melayu 馬來人）圖像，清楚展示了文化尊卑的差異，後來許多文人的“南洋”想像，都脫離不了這樣的文化心理認知。

古典詩與“南洋”的相遇，最早可追溯到明正統元年（1436）。費信《星槎正覽》書中記載不少與“南洋”人物、民俗風情和地理環境有關之作，如《滿剌   加國》、《九洲山》、《龍牙門》與《彭坑國》等。詩中顯現的“居民如附蟻，椎髻  似猴容”、“短衫常覆體，形貌不堪觀”、“居人為擄易，番舶往來難”、“嬴似漆膚      體，椎髻布纏頭”等，描繪出當地居民的生活樣貌與形態，也展示他們的風土習  俗與信仰，凸顯“南洋”作為異質空間的特殊色彩與意象。但在這些詩中，他們   念茲在茲的仍是“焉知施禮樂，立教序彝倫”、“採伐勞天使，回朝獻帝王”和    “蠻戎欽帝德，金錶貢神州”8 等人文教化目的，畢竟出自巡遊的官吏之筆，其政教的凝視無疑比採集異地風物更為重要。因此在這些詩作背後，自也隱含著王朝天威的弘揚意旨，以及華夏中心的文化意識，使得這些具有“南洋”面貌的古   典詩，在中國文化與政治權力空間的認知結構中，成了標準的政教風土意義的作品。這經由中國視角下所展現的異質特色，在採詩觀風的傳統中，無疑將“南洋”番人番邦圖像建構成一個足以讓人獵奇的想像世界。

是此，這樣的“南洋”想像一直成為南來士宦與官巡者在詩歌中的吟詠系譜，“南洋”的草木和景物在這些文人詩客的書寫中，常常映現一種遙遠的異國情調。當他們的身體流動到“南洋”，同時也帶來中國經驗的視覺位置，使得他們詩作中的“南洋”符號，展現為中國意識下製造的古典美學。如十九世紀末， 中國駐新加坡第一任領事左秉隆（1850-1924），身處“鴃舌聽他蠻作語，鵝毛寫彼蟹行文”9 的“南蠻”之地和英殖民之所，對“俗尚狉獉，人多渾噩”的“叻地”

（新加坡），冀望通過“施於德禮”10 的文化宣教，進行變風易俗的華化工作，以期華人群體在英殖民統治的境域中，仍不忘對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認同。因此，左秉隆詩描寫的新加坡景象，依然不忘將它與中國緊密連結一起，如“息力新開島， 帆檣笑四方。左復中國海，酉接九州鄉。野竹冬仍翠，幽花夜更香。誰憐雲水裡，孤鶴一身藏。”11 野竹常翠，幽花更香，正是引譬（僑民）族群認同與中華文化屬性的自我肯定，這也是他身為清廷外交官的職責。當“南洋”被安置於中國 經驗的內在結構裏，左秉隆也不經意地封緘“南洋”的真實圖景，遮蔽了本土情 境，例如《吉隆坡溫泉》、《遊檳榔嶼極樂寺》、《柔佛王宮早眺》等，只是徒具本土景觀題名，詩中展現的依舊是中國古典情調的感覺結構。即使較為貼近馬來亞景觀的《雪蘭莪途次作》詩，從聯邦鐵軌、採錫谷阬到萬山焦木的景象描寫，最後卻還是掉進“太息中原多曠土，諸公袞袞失經營”12 的帝國衰頹景象與對故國的關懷之中。

類此“南洋”書寫的型態，同樣出現在身職外交官的黃遵憲（1848-1905） 與楊圻（1875-1941）詩作中。尤其黃遵憲最具詩名，乃晚清詩壇大家，他於1891 年接替左秉隆新加坡總領事一職，在任三年期間，促動他寫了不少“南洋” 風土民情、時事、作物與水果花卉之作，13 如《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以清廷使節的目光透視多元族群相處一地，並在殖民者壓迫下的生活面貌與存在狀態，詩中以瓶喻示英殖民下的新加坡，以蓮、菊、桃隱喻黃種、白種與黑種人族群，在分而治之的族群階序中，形成彼此間的猜疑與矛盾現象。詩曰：

 

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千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慚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嗔不語，誰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14（下續）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8:39pm

（續上）黃遵憲詩中的各花形態，展現了不同社群的位階和關係，以及族群空間複雜的意識形態問題，更突顯出殖民者的孤高傲慢，以及白種人的優越地位。在這樣的情態中，殖民者的統治勢必無法長久，故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並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飆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的期許，揭示其所吟詠的位置，仍是在中國經驗與民族本位上進行思考。“蘭花”、“梅花”的意象指涉，徵示了中華民族正直積極與堅韌不拔的精神，在他們的努力下，最後一切必可歸結於中國。黃遵憲積極調動“南洋”想像，置換場景，將清廷境內面臨的列強侵迫、族 群紛擾的焦慮，投射到詩中，並期待各族群能夠相互和諧，團結一致，將列強驅逐出去。這樣的民族感知，同樣出現在《夜登近海樓》中，詩人不斷追懷往昔華夏王朝的輝煌盛景，以慰藉內心因清廷長久積弱造成的沉痾與衰蔽之創傷，“昂頭尚照秦時月，放眼猶疑禹畫州。回首宣南蘇碌墓，記聞諸國賦共球”，撫今懷古，遙想的是明王朝過往的武功盛世，南洋諸邦紛紛上貢帝朝的曩昔盛況；然而俯視現實，當今卻是“滔滔海水竟西流”15 的情勢，盛景已不再。黃遵憲此刻身處南洋，更能深刻體會華夏文化的沒落與王朝的衰微，是孤臣無力回天的局面，因此詩裏的“南洋”想像就成了慰藉憂患之心的抒發之作。16

如果深入檢驗，這些流寓“南洋”的士宦所作之“南洋”詩歌，有不少作品是借他人杯酒、澆自己胸中塊壘的敘事抒情之作，地方感性（Sense of Place）顯然不足，中國古典詩的境外書寫－－“在南洋”，似乎成了詩人對祖國寄託的召魂之喚，如楊圻（雲史）在新加坡所寫的《新加坡感懷》，曰：

 

逐隊文身俗，蠻奴雜獸蹄。種椰燒火炭，割橡掛繩梯。雲暖眠猨樹， 花明浴象溪。臣陀恩澤少，化外失鯨鯢。（四之三）

邦危猶裸逐，國小亦君臣。山是四時綠，花為終歲春。何年功不世， 此地古無人。日夕諸星出，猶知望北辰。（四之四）17

 

在詩中的“南洋”景象，只是為了鋪墊詩人的情志表現，或由傳統詩學的“目與   景遇，情由心生”所構成，是以詩中的“南洋”想像，除了盡現蠻奴獸蹄、猨樹   象溪的蠻荒景象，楊圻較關心的仍是中國對“南洋”各地勢力之影響，以及清廷 與“南洋”的外交關係；唯在西方勢力的包圍中，被想像為中國版圖延伸的“南洋”，卻也失落在“日夕諸星出，猶知望北辰”的自我慰藉之情中。

從這些詩作中大抵窺見他們身負中國外交的“南洋”情結，處身蠻荒之地，又面對清廷的內外憂患與西方殖民強權的逼迫，除了呈現頻頻北望的焦慮，或張揚民族主義外，對現實世局實也無能為力。但在他們目光所及的“南洋”敘事詩 中，卻也留下一些作為以詩證史的作品，如黃遵憲《番客篇》即為佳例。雖然如此，“南洋”的詩中想像仍然表現著他們在中國境外的失落，此與古典南洋圖像一樣，隨著他們的離職，成了身後已然被切割的一個文學軼事。

 

二、古典詩中的南洋想像

反觀生於福建海澄的邱菽園（1874-1941），八歲來到新加坡，十四歲赴鄉讀書趕考，廿一歲鄉試中舉，廿二歲因父歿而返新長住，是最能於古典詩中表現在地知識與經驗的詩人。其被譽為“南洋古典文學第一人”，承繼中國傳統詩學的美學形式與抒情表述，讓他圓熟地掌握古典詩的語言習套與技藝，同時也因較長時間的在地生活而擁有足夠的在地知識與經驗，展示內在生命與本土生活的存在意向和精神表現。此與短暫寓居的左秉隆、黃遵憲、楊圻，或流亡南洋的康有為等有別。星洲成了他的死生之地，“南洋”也不是用來觀看的，其雖自號“星洲寓公”18，但他對新加坡仍具有一定的歸屬與認同感。這從他寫了不少與新加坡景觀和物情的詩作可窺見一斑，如《星洲雜感四篇》和《星洲》等，具有在地抒情的經驗表述，“連山斷處見星洲，落日帆檣萬舶收。赤道南環分北極，怒濤西下捲東流。江天鎖鑰通溟渤，蜃蛤妖腥幻市樓。策馬鐵橋風獵獵，雲中鷹隼正憑秋”19，此詩鈎勒出新加坡佔踞東西商航要道的地理位置，描繪了英殖民在海外營造出如海市蜃樓般的島嶼繁華，且是中西商業移民伺機競逐財富的樂園。這首寫於廿三歲的作品，已然顯現出邱菽園對在地知識的充份體認與瞭解，這與中國經驗框架下的“南洋”書寫，具有可辨識的差異性。

當邱菽園百萬家財散盡後，身處貧困之境而創作的數十首《星洲竹枝詞》， 更能表現其對“南洋”內涵意識的呈示。這些參雜馬來語和英語，描繪本土現實   生活景況的詩作，頗能見其本土文化的精神結構。茲試舉三首詩論析：

 

馬干（Makan 吃）馬莫（Mabuk 醉酒）聚餐豪，馬里（Mari 來）馬寅

（Main 戲耍）任樂陶。幸勿酒狂喧馬己（Maki 辱罵），何妨三馬（Sama 一

起）吃同槽。

呼天為證緞鴉拉（Tuan Allah 上蒼），不敢巫風（Bohong 說謊）半句差。例外亞淹（Ayam 雞）遭枉死，便宜息訟去孫巴（Sumpah 發誓）。

董岸（Tangan 手）修光十爪奇，強分左右別高低。須知答禮無需左， 右手方拈加里（Kari）雞。20

 

竹枝詞一般不避俚俗，詼諧成趣，也不以莊雅為重，主要用以書寫地方風物、生活習俗，在傳統詩學中向來被視為俗調，不入詩歌雅馴之堂，但在“南洋”，它卻成了“在地”詩言主體的正聲，頗能深刻展現詩歌“在地感性”（Sense of Local）的特色。邱菽園的這一類詩，可謂翻轉了古典詩的語言，其馬來語音譯的混雜性，形成一種完全陌生的符號，若無馬來原文註記，必然讓人讀之不知所云。這樣的書寫雖以遊戲為之，不意卻也隔開了中原音韻的語言習套之束縛，並開啟馬華本土文學的奇聲異調，成了馬華古典詩另類而獨特的聲音。

在邱菽園之前，雖有一些流寓詩人曾作此類詩，如提倡詩界革命而鼓勵以“我手寫我口”、注入新語言新派詩的黃遵憲，就曾在《新嘉坡雜詩》第四首中， 滲入英語和馬來語作詩。在 1926 年，流寓詩人賴逋泓發表於邱菽園主編《南洋商報 • 商餘》版的《晚秋旅感》，就是混雜許多馬來語音的詩作，如：

 

一年拉咭（Lekas 迅速）又重陽，粦亦（Ringgit 錢）驅人盡日忙。辜負加基（Kaki 腳）空夜爛（Jalan 行走），阮郎依舊嘆哥商（Kosong 空）。

天涯浪跡感輸沙（Susah 艱難），捨影（Sayang 惋嘆）韻光兩鬢華。古打（Kuda 馬）脛皮人已老，吟鞭何日布鈴（Pulang 返回）家。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2, 2022 at 8:38pm

1  馮承鈞：《中國南洋之交通》，《東方雜誌》第 34 卷第 4 號（1937 年 9 月），頁 145。

2 邱炫煜：《中國海洋發展史上“東南亞”名詞溯源研究》，收入《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 4 輯，臺北：中研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1991，頁 324。

3 趙正平《南洋之定義》綜合各家觀點，分成廣義、狹義二說。廣義是含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與群島、大洋洲；狹義則指馬來半島和馬來群島。李長傅《南洋華僑史》所指則包含印度、錫蘭，並提出“裏南洋”和“外南洋”之說。（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第 30 期（2006 年 6 月），頁 113-123）

4 許雲樵：《南洋史》上卷，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1961，頁 3。

5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 南洋記》云：“南洋諸國，以中國偏東形勢，用針取向具在丁末之間，合天地，包涵大西洋。”趙正平《南洋之定義》云：“何謂南洋，其名稱至寬泛也，其範圍至廣漠也。”可見“南洋”的地理位置無一規定之範疇。至於“東南亞”一詞，自 1943 年英相邱吉爾在加拿大魁北克召開英美首腦會議，建議成立“東南亞盟軍司令部”（Southeast Asia Command）以對抗入侵緬甸、馬來亞、新加坡等地的日本軍隊，始被廣泛使用。（李金生：《一個南洋，各自界說：“南洋”概念的歷史演變》，《亞洲文化》第 30 期，頁 116-120）

6 十九世紀末大量被使用的“華僑”一詞，內含著政治意涵，並被用以召喚起革命的工程。是此，作為僑民暫居地的“南洋”，在革命意識的延伸下，也具有文化和政治的內容。（王賡武：《移民與興起的中國》，新加坡：八方文化出版社，2005，頁 162-163）

7 陳倫炯《海國聞見錄• 南洋記》，摘自電子版 http://www.guoxue123.com/tw/01/026/006.htm。“番”字可作二解，一為“外國”，如“番邦”，或中國以外的人、事、物；另一為“缺乏”禮儀文化，落後於原始的狀態。

8      以上引例，詳見費信著、馮承鈞校注：《星槎勝覽校注》之《龍牙犀角》、《吉里地悶》、《龍牙門》、《滿喇加國》、《彭坑國》、《九州山》、《暹羅國》，臺北：商務印書館，1962，頁 25、32、4、19、7、21、15。

9  這是奉和衛鑄生的一首詩：“燕然雖為勒功勛，自覺平生尚可欣。鴂舌聽他蠻作語，鵝毛寫彼謝行文。有時亦共鶴鸞偶，無事還追麋鹿群。疊和詩篇多急就，不勞月斧與云斤。”原詩刊載《叻報》1889  年10 月 8 日第 5 版。

10 詳見《旅叻潮商聯送卸新加坡領事府左公秉隆屏敘》，《叻報》1891 年 11 月 12 日。

11 [ 清 ] 左秉隆：《息力》，收於《勤勉堂詩鈔》卷三，新加坡：南洋歷史研究會，1959，頁 86。

12 此律詩全文：“聯邦鐵軌築初成，採錫人來消谷阬。四野積沙埋錯落，萬山焦木委縱橫。為叢驅爵各輕

咎，舍己為人豈下情。太息中原多曠土，諸公袞袞失經營。”此詩為左秉隆 1908 年之作，詳見《勤勉堂詩鈔》卷三，頁 170。

13 趙穎：《吟到中華以外天——黃遵憲南洋主題舊體詩研究》，《寧夏大學學報》2012 年第 1 期，頁 65-

71；高嘉謙：《帝國、斯文、風土：論駐新使節左秉隆與黃遵憲與馬華文學》，《臺大中文學報》第 32 期

（2010 年 5 月），頁 359-398。

14 陳淨編：《黃遵憲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2。

15 陳淨編：《黃遵憲全集》上冊，頁 106。

16 黃遵憲其他“南洋”名作，如《新嘉坡雜詩十二首》，也是基於中國視域所形成的書寫，將當地土著視為未開化的“獠奴”，稱殖民者為“段”（馬來語 Tuan，主人之意），稱具有官階者為“悉”（英文 Sir）；而原應受到中國庇護的僑民，因清廷衰微，南洋諸邦已成西方帝國的殖民地，紛紛向西而拜。

《番客篇》以四百零八行的五言古體，敘事兼抒情，深刻描繪新加坡華僑社群的生活形態與文化習俗， 詩中敘述一個富豪婚禮場景，從中西音樂、新娘服飾、各方賓客、本土化的飲食方式，並引向陳述生於本土的第五、六代僑民不回鄉的原因，以及在西方教育下多已不識中國語言和文字。（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 110-111）面對此地華人番化現象，黃遵憲擬想重建中國教育、宣揚中華文化，遏止番化現象擴大，故其職責與視域位置，決定了其詩歌“南 洋”想像的內涵與表現。

17 楊圻：《江山萬里樓詩詞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73。

18 邱菽園身處英殖民地的新加坡，卻不願成為被殖民者，而以流寓海外的中國子民自居，棲遲海外，自稱“星洲寓公”。（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廣州觀天演齋校本，2005，頁 25）

19 王盛治、丘鳴權編：《丘菽園居士詩集》上卷，上海：文海出版，1949，頁 3。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21, 2022 at 3:21pm

（續上）這類詩強調南洋色彩，通過馬來語言的摻入，展現一種異調的抒情表述方式，同時也呈現本土經驗的獨特色彩；其或不免喪失古典詩的美學韻味，卻也更貼近本土的情感脈絡，演繹成另一種詩歌風情。就本土知識和經驗的反映而言，邱菽園這方面的作品，無疑是更深入地探向在地社會的生活習俗和文化內蘊，從飲食、宗教信仰、幫會鬥爭、族群職別到生活習性等，21 無不成為其詩筆下的文字風景。

就抒情主體的存在經驗而言，這類詩作與當下/ 在場 / 在地經驗息息相關，強烈展示“南洋”古典詩歌特出的語言性格與風貌。雖然這些作品在邱菽園的詩作中 非屬大宗，但若從馬華文學主體意識的書寫脈絡而言，它實際上已為本土古典詩開啟了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稍後的溫梓川（1911-1986）亦有相應的詩作。處在檳榔嶼的詩人，目睹數代土生土長的華裔子女，在島嶼上英殖民教育長久薰染下，不諳華語，滿口洋文，不禁搖起詩筆，以極其諷刺的語調寫下一首竹枝詞：“南洋娘惹貌似花，洋文熟讀向人誇。開口便道彎都帝（One Two Three），漫說倫敦是祖家。”22 詩句淺白如隨口道來，頗似打油詩而具戲謔作用，對一群崇仰殖民話語與殖民宗祖國的本土華人貶抑無遺。溫梓川素以新詩見長，偶作舊體，曾於 1926 年負笈中國，具有一定的中國經驗，23 他行遊於兩地文化空間，自能敏銳地辨認文化的認同與差異，由此轉換創作經驗表述，而成另一種“南洋”圖象的展示。

此外，邱菽園也鼓勵以粵語入詩。早在 1897 年，他曾說：“去臘余嘗以粵謳
題，後徵社星洲社友卷，作者寥寥且多不詳其出處。”24 及至 1932 年 7 月由他主編的《星洲日報 • 遊藝場》曾刊載一些粵語詩，如猿公之詩，即為一例：

幾年撈到大頭家，別號瓜爺又亞渣。蝕本忽然談縮減，茅寮躲便入山芭。 自由口岸聽船埋，油水重心有得揩。高竇莫攀低弗就，終然光棍無皮柴。

詩中大量挹入粵語，如“撈到”（賺到）、“大頭家”（大老闆）、“山芭”（叢林）、 “埋”（靠岸）、“油水”（利益）、“揩”（謀取）、“高竇”（高傲）、“光棍無皮柴”
（訛詐騙子）等，這些南音之作，無疑反映了一些“南洋”廣東僑民的生活實況與心理狀態。通過口語方言介入現實層面，達到語言感受和經驗的轉換，無疑成了詩歌在地化的一種反省，不論以馬來語、英語或粵語注輸詩中，其所展現的是一種新的抒情 / 敘事語言，進而也與傳統文化形成區隔，由此標誌出文學屬性的一份自我身份與在地位置。

這些詩作的產生，可說是深受一九二零、三零年代之際馬華文壇掀起一股“南洋色彩”論述浪潮的影響，如強調移民南洋者應以南洋為家，在創作中需重視“南洋”的本土特色，甚至試圖創造一種“南洋文化”，並以“南洋文藝”為創作使命，當時南來作家曾聖提更在其主編的《南洋商報• 文藝周刊》創刊號提出要在南洋赤道線上“以血與汗鑄造南洋文藝的鐵塔”25。這些呼聲催動大量以南洋景色和熱帶風物為內容的作品，同時也啟發一些新詩作者在詩中吸收馬來民歌的語言元素，或模仿馬來民歌的調子進行創作，以期積極地讓新詩趨向“南洋” 的獨特色彩。這種現象對嘗試以新派語詞作為古典詩創作的詩人而言，在同一時間與空間結構中，不能說完全不受影響。

何況當時的古典詩因受新文學的夾擊，在新舊語言系統交替之下，很多原本刊載古典詩作的報章副刊，逐漸被新文學作品所汰換，即使有些副刊仍然保留古典詩的版位，卻也只是作為點綴，聊備一格而已。26 在這樣的情況下，古典詩的“本土”抒情形式表述，除了少數在語言上進行方言和馬來語音的調動，餘者 則將創作目光移至本地景觀的吟咏，如遊霹靂怡保、太平湖、檳城關仔角、極樂寺、金馬崙高原等，或將本土作物橡膠、椰林、胡椒等入詩。茲舉例證如下：

當關涉稅此邊遼，高下樓臺夾道遙。半壁夕陽山著色，一灣新水海通潮。投巢鳥宿搖風樹，爭渡人歸隔岸橈。晚向沿堤閒步好，寥天舒嘯脫塵囂。（陳漢英《麻坡海濱晚眺》）

半邊殘照古皇城，橡樹椰林一列青。啼煞鷓鴣聲不斷，狗頭山上白雲亭。（曾夢筆《霹靂道上》）27

南洋的想像轉向比較具體的地誌名稱，然於古典詩的語言習套系統中，這種地方符號徵示的內容卻是空洞的。若將題目抽掉，除第二首“橡樹椰林”的物象外， 這些詩作大都可以安置在任何地方，而地方感性和經驗卻無法展示出來。它形成一種曖昧和含混的指向，在古典韻語和意境中，詩所鋪陳的景象純為心靈 / 想像的映照，但卻無法徵實，也未能建構本土特有的訊息，而所有的“地景”辨識和 意旨，必須引向標題才能得到一個客觀的認知。這些詩的空間地理想像，只是詩情的意識流動表現，而無法與當地風土進行辯證，或交錯為本土的知識系譜。

20 三首詩均引自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62）。據李慶年考證，這些作品大部份作於1933、1934 年間，乃邱菽園主編《星洲日報 • 遊藝場》星期刊的作品。

21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63。

22 此詩應屬一九三零年代末之作，當時溫梓川常將所作竹枝詞向郁達夫請益。此詩引自張少寬《南溟脞談》（檳城：南洋田野研究室，2007，頁 110）。

23 溫梓川於 1926 年就讀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預科，後考入上海暨南大學西洋文學系。在滬期間，多與現代詩人交往，曾出版新詩和小說，小有名聲。一九三零年代返回檳榔嶼就職。

24 邱菽園：《五百石洞天揮塵》，頁 68。

25 郭惠芬：《戰前馬華新詩的承傳與流變》，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頁 52-53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May 12, 2022 at 1:13pm

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拜倫的詩選《東方》

你可知道有一個地方，柏樹和桃金娘

是那片土地上所作的事跡的征象？

在那兒，兀鷹的躁怒和海鱉的愛情

一會兒化為悲哀，一會兒促成暴行！

 

你可知道那生長杉木和藤蔓的地方，

那兒花朵永遠盛開，太陽永遠閃亮；

西風的輕盈翅膀為沈香所壓低，

在玫瑰盛開的園中逐漸沈落、偃息；

 

在那兒，香櫞和橄欖是最美的水果，

夜鶯終年歌唱，她的歌喉從不沈默；

那兒的土地和天空盡管顏色不同，

但各有各的美麗，它們相互爭勝，

而海洋的紫色卻那麼深，那麼濃；

少女有如她們摘下的玫瑰一樣溫柔，

一切充滿了神異，只有人的心如舊。

 

啊，那是東方，那是太陽居住的地方——

他能否對他子女的行為微笑、贊賞？

啊，有如情人告別的聲調一樣熾熱，

那是他們的心，和他們所要講的故事。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December 6, 2021 at 12:30pm

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

一如法國地理學者列斐伏爾所指，空間的再現往往實踐了一種意識形態，尤其是對本土知識和行為活動的演示，其間也隱含著對本土的情感經驗和意圖建構。28 “地方”是精神場域中心和情感依附地，也是存在意義的指向，文人一旦生活於某空間並產生認同感，總會以詩的想像繪製自己的空間感覺結構，或再現26 

為家園經驗。然而這些南來文人，卻往往以本土景象置換為家鄉的情思，在古典詩中演繹著另一種情懷。就詩歌美學而言，它與上述較為俚俗的竹枝詞不同，而是歸向雅馴精巧的文字鍛鍊，但同時也自陷於中國經驗的修辭中。例如：

南邦此地著佳名，今日登臨百感生。大海波濤皆怨恨，疏林鳥雀只哀鳴。蕭條戰壘埋荒草，冷落神宮映古城。依舊江山圖易色，傷心忍見漢簪纓。29

此詩以遊客的視角觀看歷史遺址，由“南邦”一詞即點出觀看的位置－－北方中 國的目光。撫今懷古，想像三保太監在五百年前下南洋而留下明朝子女，在南荒之地若似放逐，引發詩人的感慨，尤其詩人身世流離，異國鄉念，難免產生哀矜之情。墳山孤清，荒草寂寂，由此襯托古城的冷落。面對此一歷史場景，江山易色，簪纓流落，在異鄉飄零者心中遂有寄興傷懷之悲。此詩借古城吟故國愁思， 別有懷抱，其地方意指不在此，而在彼，經由修辭的置換，懷古傷今，憂國傷逝，構成一首身在南洋、心繫千里神州之作。

南洋風物、景觀、古迹等，常成為南來文人藉物起興的寄託，卻不具在地的現實內涵。因此，南洋失落在南洋的想像裏，沒有地方感，更沒有認同意識。寓居者作詩寄懷，抒情自我，投射出當下自我的情緒和影像，然其在地的生活和知識經驗是極其匱乏的，景物的觀照只是詩人情感安頓的一種方式而已。

餘緒

大致而言，從早期宦巡和官派文人進入南洋境地，啟動了古典詩的濫觴，繫一脈斯文於海外，即已意味著異邦景觀與文化想像，是立於中國視域而進行的。從采風到教化，從抒情到言志，南洋風物所被上的詩聲，都在傳統中國（士大夫）經驗的詩性空間裏，形成獨特的圖像與知識系譜。而書寫南洋，是以他們最熟練的古典文學教養和技藝，記錄視域場景，並在他者化的過程中，試圖建立和宣揚華夏文明，以免在地僑民被馬來化或番化。不論是左秉隆、黃遵憲或楊圻， 他們詩中的南洋想像，其實都是宦遊者目光下的意識展現－－一個蠻花鳦鳥的南溟世界。在他們的詩中總是藉著“南洋”回顧中原，或為對照，或為寄懷，或為 故國之思，他們詩中的精神場所並不在南洋，南洋只是作為建構或想像古典中國的另一種辯證方式。

及至寓居星洲五十餘年的邱菽園，其詩中則可窺見本土情懷的吟詠，特別是在地的生存情境與生活經歷，使其詩作有別於一般流寓詩人的作品，何況“南洋”已成了他的生死之地，其對本土的凝視也含蘊了他與土地之間的生命感知與主體自覺。邱菽園後期所寫的竹枝詞，主編報紙副刊所刊載的作品，隱然成了馬華古典詩的“天南正聲”，這些雖是俚俗之音，混雜許多馬來語和粵語，變調成為異邦的異音，解構了中原的大雅之韻，也展示了南洋詩風的自我主體特質。因此，這類色彩濃烈的南洋詩，無疑提供了馬華古典詩創作的另一類出口。另一類書寫在地景觀的詩作，因應一九三零年代馬華文壇提倡的“南洋色彩化”與“在 地化”的呼聲，大量生產詩作，但因大部份流寓詩人的寓居時間不長，又囿於地方感性、生活經驗與在地知識的不足，以致所寫的相關詩作，流於一般傳統山水詩學的習套，無法對實質空間有所掌握。因此，在他們的景觀詩作中，南洋被移置、曖昧化，甚至成為符號中的空洞能指，這樣的書寫模式（習套創作）即使到了有國籍的馬華古典詩人作品中，亦多有所見。


總而言之，馬華古典詩中的“南洋”想像，是處在一個相當弔詭的書寫處境中。“南洋”，在而不在的，曖昧與混擬於詩作的詮釋系統裏，尤其在中國經驗的創作框架下，它與此時此刻的本土馬華形成緊張關係，雖然大部份詩作都產生於這塊土地，但其書寫意識與精神展現卻是面向中國。這主要是詩言主體是出自宦官與流寓者，寓居時間較短，身在南洋卻心繫故國草木，因此創作的文化心理定視，情懷意向，自也指向北方中國。即使一些作品具有風土民情的繪寫，也只是作為采風之用，並無本土認同的問題。另一個原因則是古典詩的語言形式系統， 以典雅、簡練、精緻為主，並在千年詩學脈絡的書寫模式中，已然成為習套。除非詩人具有自覺地避開穩定的詩學系統，另創新意，不然那一套古典語序符碼， 將無法抵達此時此刻的地方感性，以及在地認知的期待視野；身為此時此地創作的馬華古典詩人，這也是他們在創作“馬華”古典詩時必須思考的問題。（辛金順·南洋作為一種想像的方式－論馬華古典詩（1881-1941）的在地意識，馬來西亞漢學刊（第二期）2018年8月（頁3-14）金寶：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馬新漢詩研究】）

²⁶ 最明顯的例子，即《叻報》副刊《叻報俱樂部》原是刊載古典詩為主，至 1928 年 12 月改版為陳煉青主編的《椰林》，只刊新文學作品，謝絕古典詩，或偶刊數首，聊為點綴而已。1933 年，《群益雜誌》副刊上的古典詩亦全絕迹。（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387）

27 李慶年：《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頁 402、426。

28 [ 法 ]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著、王志弘譯：《多重的辯證列婓伏爾空間生產概念三元組演繹與引申》，《地理學報》第 55 期（2009），頁 13-16。

29 鍾鑒衡：《登馬六甲三保山，遊三保太監廟》，《南洋商報 • 商餘版》1935 年 4 月 5 日。

Comment by Paris En mémoire on November 11, 2021 at 1:13pm

劉慈欣·西洋
西元1420年，非洲，索馬利亞，摩加迪沙沿海 

這是明朝艦隊打算到達的最遠的地方，永樂皇帝也只讓走到這里，現在，二百多只船和兩萬多人，靜靜地等待著返航的命令。 

鄭和沈默地站在“清和”號的艦首，他面前，印度洋籠罩在熱帶的暴雨中。四周一片雨霧，只有閃電剌破這一片朦朧時，艦隊才在青色的電光中顯現，“清遠” 號、“惠康”號、“長寧”號、“安濟”號……如同圍在旗艦四周紋絲不動的巨大礁石。眾多的非洲酋長在船上歡宴三天後已上岸，激越的非洲鼓聲從雨中隱隱傳來，岸上棕櫚林中打鼓的黑人狂舞的身影如暴雨中時隱時現的幽靈。

 

“該返航了，大人。”副將王景弘低聲說。在鄭和身後，站著遠航統帥部的全體，包括七名四品宦官及許多的將軍和文官。 

“不，繼續向前走。”鄭和說。 

在統帥部其他人的感覺中，這一刻空氣和雨滴都固了，“向前？！到哪里？！”

 

“向前走，看看前面有什麽。” 

“那有什麽用呢？我們已證實建文帝不在海外，他肯定死了；我們也給聖上搞到了足夠的珍寶，該回航了。” 

“不，如果天圓地方，大海就應有邊緣，大明的船隊應該航到那里。”鄭和的雙眼渴望地看著雨霧深處，看著他想像中的海天連線。

 

“這是違抗聖命，大人！” 

“我意已決，不從者可以自己回去，但最多只能帶十艘船。” 

鄭和聽到身後有劍出鞘的聲音，那是王景弘的衛士的劍；接著有更多的出鞘聲，那是鄭和衛士的劍，然後一切都沈默著，鄭和沒有回頭。

 

像來時一樣突然，暴雨停了。太陽的光柱剌破雲層，天水相連處金光燦爛，顯示出無法抗拒的神秘誘惑。 

“起航！”鄭和大聲發令。 

西元1420年6月10日，明朝艦隊浩浩蕩蕩，撞開印度洋的滾滾波濤，向好望角駛去。

 

※※※

 

西元1997年7月1日，歐洲，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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