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光明的尾巴」是他們要我加的，我同意了。從25年前關注數碼時代的人文學開始（《數碼時代的人文研究》，《學術界》2000年第5期），我會不斷考慮科學技術的進步對於人文學帶來的影響，包括正面的、負面的。今年2月份，我發表了《AI時代，文學如何教育》（《中華讀書報》2025年2月12日），談AI時代的文學教育乃至整個人文學術的困境和出路，甚至落實到具體的專業培養目標、教學方式、課堂設計、評價標準，等等。後面我說了一句話，今天稍微受過訓練的人，不用怎麼讀書，若需要寫作，一輸入要求，出來的文章就有八十分。學生們隨隨便便就能做到這一步，那是很可怕的事情。這篇文章發出來後，我們學校很重視，馬上轉發，不久又告訴我說，我們來開一個會，試著進行文理對話。文是我來做代表，理是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技術系原來的系主任，他專門做這方面的研究。我們兩個主要負責，後面有一些年輕人配合。…

編者按：當前，世界文明格局與新技術革命疊加演進，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在新的時代條件下經歷著深刻調整與變遷。為更好發揮高品質學術期刊服務思想學術發展的功能，2025年9月12—13日，《文史哲》召開編輯委員會會議。蒞會編委就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人工智能與人文學術發展等議題，做出了一系列具有概括性、前瞻性的精彩闡述。本刊公眾號專辟「編委之聲」欄目，陸續推發編委們的真知灼見，以饗讀者。（原見：愛思想）

作 者 | 陳平原，北京大學哲學社會科學一級教授，河南大學近現代中國研究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原 題 | AI時代的人文學…

福柯（Michel Foucault）與布爾迪厄在處理「權力」、「知識」與「主體」的關係上確實有一些共鳴，但也存在重要差異與批評性張力。

以下從共鳴與分歧／批評兩個角度分析：

一、共鳴：對「無意識的權力運作」的揭示



1.無意識的規訓與再製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知識考古學》等作品中分析了權力如何透過知識、制度與日常規範內化於主體之中，與布爾迪厄的「習性」…

The unconsciousness of the group studied was the price that had to be paid (the price it had to pay) for its coherence. A society could be a system only without knowing it. Whence the corollary: an ethnologist was required to know what the society was without knowing it. Today, an ethnologist would no longer dare to say (if not to think) that. How can Bourdieu compromise himself in this way in the name of sociology? （From Pg.56 [Foucault and Bourdieu]in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1 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