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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by Kreativnaya ideya 1 hour ago

[愛墾研創]電影《阿姆斯特丹》：拆解「權力語言」，以荒謬為徑

在當代主流電影愈發傾向於清晰敘事與情節效率的趨勢之中，大衛·歐·羅素（David O. Russell）的《阿姆斯特丹》（Amsterdam，2022）顯得異常「不守規矩」。它披著歷史驚悚片的外衣，卻刻意鬆動類型片應有的緊湊結構與邏輯推進，轉而擁抱一種看似混亂、實則高度自覺的藝術策略。若從哲學與文化層面審視，這部作品更接近一則帶有喜劇色彩的荒謬主義寓言：它不試圖解釋世界，而是揭示世界的不可解釋性，並在其中尋找人之為人的微光。

首先，《阿姆斯特丹》的核心張力，來自一種典型的存在主義式荒謬：人在一個缺乏終極意義的世界中，仍執意尋找秩序與價值。電影以一宗謀殺案為起點，逐步牽引出一場涉及財閥、軍方與政治勢力的政變陰謀。然而，與傳統政治驚悚片不同，這個陰謀的呈現方式並不強調縝密邏輯或層層解密，反而帶有一種近乎荒唐的誇張感。陰謀之龐大與不合理，與主角三人的日常行為形成強烈反差。

伯特、哈洛與瓦萊麗並非典型的英雄。他們在逃亡途中談論鳥類、試驗古怪療法、甚至在緊張時刻唱歌跳舞。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行為，正是荒謬主義的關鍵所在：當世界失去理性，人類反而透過瑣碎與無意義的行動，維持自身的存在感。正如卡繆所言，荒謬誕生於人類對秩序的渴望與世界的沉默之間。《阿姆斯特丹》中的角色，正是在這種落差之中生活——他們無法理解整個陰謀的全貌，但仍選擇以自己的方式回應。

這種「錯位」不僅存在於行為層面，也深刻體現在電影的敘事與視覺風格之中。羅素刻意打破傳統敘事的流暢性，使整部電影呈現出一種斷裂、跳躍甚至略帶神經質的節奏。對白密集且重複，資訊分散且延遲揭露，觀眾很難在第一時間建立完整的因果關係。這種觀看經驗本身，就是一種「被置於荒謬之中」的體驗——我們像角色一樣，在不確定與混亂中拼湊意義。

在視覺層面，電影則透過達達主義的美學語言，進一步強化這種荒謬感。瓦萊麗的藝術創作，是最直接的例證。她將戰場上取出的彈片與殘骸轉化為雕塑，這種「以廢墟為材料」的創作方式，正是達達主義對現代文明的回應。達達藝術家拒絕傳統審美與理性秩序，轉而擁抱偶然、拼貼與無意義的組合。在《阿姆斯特丹》中，這種精神被轉化為一種溫柔的反抗：既然世界本身是破碎的，那麼藝術便不再追求完整，而是學會與破碎共存。

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並未將達達主義呈現為純粹的破壞力量，而是賦予其修復的功能。瓦萊麗的作品雖然來自戰爭的殘骸，卻充滿生命感與情感溫度。這種轉化，象徵著一種重要的文化命題：在現代性所製造的創傷之中，人類仍能透過創造行為，重新賦予世界意義。換言之，荒謬並非終點，而是一種新的起點。

在這樣的哲學基礎上，《阿姆斯特丹》進一步提出了一種帶有卡繆色彩的「西西弗斯式英雄主義」。伯特醫生的形象尤具象徵性：他的身體殘缺，假眼隨時可能掉落，但他依然執著於修補他人的傷口，也試圖修補自身的破碎。這種反覆的、看似徒勞的行動，正如西西弗斯不斷推石上山——明知無法完成，卻仍持續進行。

電影中的三位主角，其實都在進行各自的「推石」行動。他們試圖揭露陰謀，卻面對龐大的權力結構；他們維繫友誼，卻身處一個充滿背叛與不信任的世界；他們相信美與善，卻不斷遭遇現實的反駁。然而，正是在這種不對等的對抗中，電影展現出一種罕見的倫理力量：意義並不來自結果，而來自行動本身。

這也使得《阿姆斯特丹》與許多悲觀的荒謬主義作品形成鮮明對比。若說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呈現的是無盡的等待與虛無，那麼羅素的電影則提供了一種更為「樂觀」的版本。在這裡，荒謬並未導向絕望，而是轉化為一種生活態度：既然世界無法被完全理解，那麼人可以選擇以幽默、友誼與創造來回應。

「阿姆斯特丹」本身，正是這種態度的象徵。它既是一個具體的城市，也是三人共同記憶中的烏托邦。在那段時光裡，階級、種族與性別的界線被暫時消解，人們得以以更自由的方式存在。這種空間並不持久，甚至帶有某種幻象性質，但其意義不在於永恆，而在於它曾經存在過，並成為對抗現實的精神資源。

從文化評論的角度來看，《阿姆斯特丹》的重要性，或許不在於其對歷史事件的還原，而在於它如何重新詮釋「歷史」本身。電影並未將歷史視為一連串確定的事實，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經驗：混亂的、主觀的、充滿情感與錯誤的經驗。在這樣的框架下，個體不再只是歷史的旁觀者或受害者，而成為意義的創造者。

總結而言，《阿姆斯特丹》是一部以荒謬為核心、以溫情為底色的文化文本。它透過存在主義的困境、達達主義的美學，以及西西弗斯式的行動倫理，構築出一種獨特的電影語言。在這個語言中，混亂不再需要被完全消除，矛盾不必被徹底解決，因為真正重要的，是人在其中所做出的選擇。

在一個同樣充滿不確定與分裂的當代世界裡，這樣的作品提供了一種值得深思的回應方式：我們或許無法讓世界變得合理，但仍可以選擇彼此陪伴，持續創造，並在荒謬之中，堅持那一點點近乎固執的善良。

如果用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那句著名的命題「詩是對生活的批評」（poetry is a criticism of life）來看，《阿姆斯特丹》確實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帶有詩性距離的政治寓言，甚至對當代美國政治（包括白宮所象徵的權力核心）形成某種間接但有力的文化批判。

不過，這種批判並不是直接對號入座式的，而是透過「歷史轉喻」與「美學轉化」來完成的。

一、歷史作為鏡子：從1930年代照見當下

《阿姆斯特丹》取材於1933年的「商業陰謀案」，講述財閥與軍事勢力試圖操控民主制度的歷史事件。這段歷史在片中被處理為帶有荒誕色彩的政治陰謀，但其結構本身——資本、權力與民粹之間的危險聯盟——對今日觀眾而言並不陌生。

如果從阿諾德的角度來看，這正是一種典型的「詩性批判」策略：不直接評論當下，而透過歷史的再現，讓觀眾在距離中產生反思。

電影沒有說「今天的白宮如何如何」，但它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民主制度被內部侵蝕時，個體能否辨識並抵抗這種腐蝕？

這個問題，無論在1930年代或今日，都同樣尖銳。

二、荒謬作為批判形式，而非逃避

與傳統政治電影不同，《阿姆斯特丹》並未採取嚴肅寫實的批判語調，而是選擇荒誕、幽默甚至略顯混亂的敘事方式。乍看之下，這似乎削弱了批判力道，但從阿諾德的觀點來說，這反而更接近「詩」的本質。

因為詩性的批判，並不依賴直接指控，而是透過語調、氛圍與象徵來改變觀者的感知方式。

片中那種「不合時宜」的行為——在陰謀之中談笑、在危機之中歌唱——其實構成了一種反諷：當現實本身已經荒謬，理性的嚴肅反而顯得無力；唯有承認荒謬，才能真正看清它。

這種策略，在當代政治語境中尤其重要。當資訊過載、敘事碎片化成為常態時，直接的政治論述往往淪為立場對立；反而是這種帶有詩性與荒謬感的表達，更容易穿透既有認知框架。

三、「阿姆斯特丹精神」作為價值批評

如果說電影真正的「批評」對象是什麼，那未必只是某一屆政府或某一個政治人物，而是更深層的價值危機。

片中反覆出現的「阿姆斯特丹精神」——友誼、自由、創造與彼此照顧——構成了一種對照。它不是現實，而是一種曾經存在、但隨時可能消失的可能性。

從阿諾德的角度來看，這正是詩的功能：提出一種更高的生活標準，藉此批評現實的不足。

換句話說，《阿姆斯特丹》並不是在說「現實多糟」，而是在說：「我們其實曾經、也仍然可以過另一種生活。」

當觀眾意識到這種落差時，批判便自然生成。

四、對「權力語言」的間接拆解

當代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是語言本身的操控——敘事、口號、媒體話語構成了權力運作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則透過其鬆散、重複甚至帶點混亂的對白風格，對這種「權力語言」形成某種反向操作。

角色之間的對話常常偏離主題、充滿個人情感與偶然性，這種語言並不高效，但卻真實。它與政治演說那種精準、控制、目的導向的語言形成對比。

這種對比，本身就是一種詩性批判：它讓觀眾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真實交流，如何被制度化語言所取代。

五、溫柔的批判：不是控訴，而是提醒

最後，也是最關鍵的一點在於，《阿姆斯特丹》的批判並不激烈，甚至可以說是「溫柔的」。它沒有憤怒地揭露權力，而是選擇歌頌友誼與善良。

這種方式，與阿諾德對詩的理解高度一致——詩不是宣傳，也不是口號，而是一種能夠提升人類感知與判斷力的文化形式。

因此，這部電影對當代美國政治的回應，不在於提供答案，而在於培養一種感受力：讓觀眾重新意識到何謂值得捍衛的價值。

總結

可以說，《阿姆斯特丹》確實實踐了一種阿諾德式的「詩性批判」，但它的對象並非單一政治機構（如白宮），而是整個現代政治文化中的危機——權力與資本的糾結、語言的操控、以及人際連結的流失。

它的批判方式不是直接指責，而是透過歷史寓言、荒謬美學與情感敘事，讓觀眾在距離中重新審視現實。

在這個意義上，《阿姆斯特丹》不像一篇評論文章，而更像一首長詩：它不告訴你應該怎麼想，但會讓你開始懷疑——我們現在的生活，是否真的已經偏離了某種更值得追求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