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承認，我當時確實想把埃里希·昂納克描繪成我的同鄉，他身上有薩爾人的各種印跡和特點。我甚至於把他的邊防想法診斷為薩爾人誤入歧途的象征。我錯誤地做出了執拗的斷言，一個人如果對自己的家鄉累積了太多的感受，是會把它們當做國際間的兄弟情感釋放出來的。這會導致神經病患者的失誤，這種失誤緣於被壓抑的反抗意志，鑒於有人想逃跑就會拉起鐵絲網，鑒於有人渴望回家就會建起一堵墻。”…

羅馬尼亞體操世界冠軍納迪婭

科馬內奇把自己的匈牙利名字改成羅馬尼亞名字，並上了獨裁者小兒子的床，為的是能在國外站在平衡木上。獨裁者的影子跟著她在平衡木上一起晃動。她在外國的體育館成為勝出者，但在自己國家她仍舊是個臣仆。贏得世界冠軍賽的歡呼聲一結束，她在“家里”就去獨裁者那里表示感謝。她說，她在平衡木上獲得的勝利全要歸功於他的領導和智慧。齊奧塞斯庫微笑著吻了她。當獨裁者的兒子早就躺在別人的床上之後，她去了美國。後來人們聽說她在那兒給內衣做廣告。

無論人們向哪里看，來自民主國家的人和來自獨裁國家的人的命運是根本不同的。因為前者是民族國家的孩子，而後者是政體國家的孩子。如果民族國家和政體國家的孩子在同一個地方做同一件事，只有政體國家的孩子腦中才會有陰影蔓延。

羅馬尼亞劃手伊萬 

帕扎伊金多年一直是劃艇世界冠軍。盡管他挫敗了所有的競爭對手，在外國他卻是帶著獨裁的陰影坐進賽船的。而他的另一個與生俱來的陰影就是他的童年。因為他來自多瑙河三角洲，他父母的家是建在水邊木樁上的茅屋，邁過門檻就進入水中了。由於目力所及到處是水，所以他就像這一帶的所有孩子一樣必須同時學會在窩棚里走路和劃小船。…

1987年我到德國後曾在柏林生活了三年。當時柏林還是一座有一堵“移動的”墻的城市。有些日子這堵墻就立在街的盡頭，而在另一些日子它又不在那里了。我深信：那墻由生活在不毛之地的動物馱在背上遊走。兔子和烏鴉，這些被射殺的動物就像槍管一樣令我感到恐懼。墻消失了，被射殺的動物逃到鄉下去了。可能它們逃亡時心也怦怦地跳，就像此前許多遭追殺者那樣。當時正值嚴冬，墻的後方一片荒涼猶如不毛之地。…

墓碑上的照片有靜靜的呼吸。

我在這個單調的冬天的夜晚生下的孩子是個姑娘。爺爺大聲吵吵地、自言自語地走在冰封的田地上，臉上的表情因憤怒而沒了樣，奶奶說。他恨那些給牲口餵飼料的雇工。他不吃不喝了，他恨他們，因為他們是男人，在家中有兒子。爺爺說：“你們給她起名勺把子也好，其他什麽名字也好，隨便你們，不要問我。”說孩子時他對我說的是：你的孩子。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深沈的聲音。…

他說：“嘿，年輕的女人，上哪兒去？”我說：“去教堂，尊貴的閣下。”神甫微笑說：“年輕的女人，死人不需要我們看護。”“尊貴的閣下，他們需要我們的祈禱。”我結結巴巴地說。神甫長長地看了我肚子一眼：“他們聽不見。死人沒有靈魂，年輕的女人。”我看著梯子的空橫木：“尊貴的閣下，您這麽說，是罪過。”我把玫瑰花放在肚子前。神甫說：“只有雲彩才能升天，年輕的女人。”…

墓碑上的照片是熱的。

神甫吃了一整隻雞和沾著厚厚奶油的辣根。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豬肉。”神甫用刀和叉吃了一個豬心，紅櫻桃，還有用糖和血做成的汁。奶奶說：“神甫喝葡萄酒時，袍子里升騰起一個熱乎乎的屁，在我坐的椅子周圍蔓延，有骨子苦膽的臭味。”爺爺說：“尊貴的閣下，那兒還有燒酒。”

墓碑上的照片有一個圓圓的額頭。…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身體是空洞洞的。

風給墳墓的上方吹來一絲土地的氣息。

走在田間的小路上，我的裙子隨著腳步在飄動。田上是沒有風的，奶奶說。我走過莊稼地的青青小溪。我的耳朵里有颯颯的聲音，我的頭腦很沈重，因為面對丈夫的大片土地，我是那麽的貧窮，因為我的手指在蜷曲，感覺到手指上只剩下了骨頭，因為我是在緊貼著骨頭走路。

奶奶的墓碑上有一張她的照片。…

那天——那天學校上學，因為英格從學校回家，用肥皂洗沾滿粉筆灰的手。那天，當粉筆灰像往日一樣不肯從手上褪去，當手指上的肥皂沫鼓起無數個腫瘤般的肥大的泡泡，破碎，卻沒有碰到觸到皮膚；那天，當廚房變成了一個雜物堆，由盤子、刀子、壺罐、碗、杯子組成的垃圾堆，它們相互碰撞發出聲響，有股酸酸的味道；那天，當房間在滿是折疊的、縮成一團的、工作用的破舊的裙裝中被翻個底朝天；那天，當家具上滿是舊得起毛的打開的書和紙片，當英格滿腦子都是結構套裝的、複雜的句子；就在那天，英格做了一件事，一件她早就要做但是一直沒有做的事情，之所以一直沒做，是因為她不知道這是什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