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

三、作為中文術語的“文化治理”

雖然以本尼特為代表的西方學者，關注了文化與治理問題，但“文化治理”在他們的著作中，其實並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核心概念，被提出和系統性地探討。2013年10月， “ 2013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能動與反動”國際學術研討會，在中國臺灣落下帷幕， “文化治理”在臺灣地區早已是，而且依然是一個熱門的論題。⑥[12]而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的正面提出與理論性探討，也主要有賴於中國臺灣地區學者的研究與探索。…

在文化與治理對接的過程中，文化既是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手段，因為“就這個術語指涉著下層社會的道德、風習、行為方式而言，它是對象或目標”；而就藝術、智性活動這樣的狹義文化“對道德、習慣、行為符碼等領域，進行治理性干預和管理”而言，它又是治理的工具。[8]可以看到，當治理與文化相關聯，文化本身的廣狹二義間也被架起了動態溝通的橋梁。

在本尼特對文化與治理問題的思考中，也有一些值得指出的要點。在深入剖析治理術在社會文化中的作用機制時，本尼特首先反思了霍爾對社會被建構特性的論述。這種對社會屬性理解的“文化轉向”(cultural…

事實上，除此之外，福柯還在其他一些文獻中，正面闡釋過“治理術”的概念。譬如：“‘治理術’意味著自我指向他自身的某種關係；個體在處理彼此關係時，會自由地使用一系列策略，而我就想用這個概念來涵蓋所有建構、界定、組織和工具化這些策略的行為實踐。”[4]



在這里，福柯強調了治理藝術中，主體“自我”和“自由”的維度，說明治理不僅涉及他人治理與不自由的規約，還涉及自我治理與自在、自由的層面。“自我”、“主體”等問題其實也正是福柯後期理論中的重要論述對象。治理與自我不能分開，治理他人並不意味著強迫他人按照治理者的意志行事，而是要在壓制技術與自我構建、自我修正過程之間的互相衝突、互相補充中尋找一個“多元化的平衡”[5]。…

此外，治理可以分為對自我、家庭、國家的治理這三個層次，治理的技藝也就可以有向上、向下這兩種向度的“連續性”。以自下而上的治理“連續性”為例，“無論誰想要治理國家都必須先懂得怎樣自我治理，隨後，在另一個層次上，懂得治理他的家庭、物產、土地，在這之後他才能成功地治理國家”[3]94。而在不同層次的治理所形成的這種動態“連續性”中，家庭治理被視作最重要的要素，因為對一家之中各種人和物的調配、管理中蘊含著重要的經濟學策略，而福柯認為治理技藝的關鍵，就是將這種“家庭經濟學”的策略引入政治實踐，治理，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依經濟學的模式運用權力的藝術”[3]95。 …

【內容提要】福柯的治理思想強調了“治理藝術”不同於先前統治方式的一些特點，包括多元性、動態歷史性、策略與機制性以及“自我”的向度等方面。托尼•本尼特汲取福柯等的理論資源，從治理的角度重新定義文化，研究文化與治理問題，特別強調其中的機構、機制運作與自我治理問題。



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在對相關西方理論借鑒、融會的基礎上，在中文語境中正面提出“文化治理”概念並進行理論化建構。相較之下，大陸學界的探究一度顯得不足，但也已經開始了對文化治理問題的關注。對機構、機制性的強調，對“自我”、“主體”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重視，可以說是“文化治理”的兩大要點，也使之與“文化管理”等概念區別開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