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治理可以分為對自我、家庭、國家的治理這三個層次，治理的技藝也就可以有向上、向下這兩種向度的“連續性”。以自下而上的治理“連續性”為例，“無論誰想要治理國家都必須先懂得怎樣自我治理，隨後，在另一個層次上，懂得治理他的家庭、物產、土地，在這之後他才能成功地治理國家”[3]94。而在不同層次的治理所形成的這種動態“連續性”中，家庭治理被視作最重要的要素，因為對一家之中各種人和物的調配、管理中蘊含著重要的經濟學策略，而福柯認為治理技藝的關鍵，就是將這種“家庭經濟學”的策略引入政治實踐，治理，在某種程度上也就是“依經濟學的模式運用權力的藝術”[3]95。 

接著，福柯轉入對《政治之鏡》中下面這句話的分析：“治理是對事物的準確佈置，通過安排，將其引向合適的目的。”[3]96在《君主論》中，統治的對象是領土以及生活在領土上的人，反對者則認為治理的對象是“事物”(things)。福柯闡釋道：“我不認為這是將人與物相對立，這指出了治理並不與領土相關，而是與某種人和物的集合體相關。”[3]96在這樣的“集合體”中，各種關係、聯系至關重要，也就是人與資源、財富、習俗、生存方式等的關聯，領土也就被包括在其中。因此，治理的對象是“事物”，也就是“人處於和各種物的關係之中”。[3]96可以認為，治理不只是單純的對人或對物的管理，而是還涉及對人與物關係的治理；不僅是人治理物，而且是對治理過程、治理關係本身的治理。

這句話中的第二個要點，是“通過安排，將其引向合適的目的”。在君主統治下，人們要服從某種“普適利益”(common good)，即一元性的“法則”(law)。治理藝術卻創造了一種新型的目的論，以復數的、差異化的“合適目的”取代唯一性的定則。在趨向“合適目的”的過程中，“不是將唯一性的法則施加於人，而是對事物進行安排佈置，也就是說運用各種策略而非法令，或者說盡可能地將各種法則運用為策略”[3]99。可見，在治理藝術尋求具體各異的“合適目的”的過程中，多樣化的策略(tactics)與機制取代了唯一性的“法則”。

福柯隨後還援引《政治之鏡》中的“蜂王”，比喻來說明治理者所具備的素質：“蜂王統治蜂巢(這種說法並不準確，但這不重要)，卻不需要毒針”，這樣的治理者擁有的是“耐心、智慧與勤勉”。[3]99治理者通過耐心而非怒氣維持自身的力量，他要保持對各種事物以及各種“關係”的明智洞察，還要像一個服務者那樣勤勉(這就如早起晚睡來治家的父親在一個家庭中的角色)。這些都與傳統的君主統治相區別。 

在這次演講臨近尾聲時，福柯說，如果要給這一年的講座起一個更確切的名字，那應該叫“治理術”的歷史，緊接著他便提出了這個概念所指涉的三個要點：

首先，“治理術”涉及一個由機構、程序、分析、反思、計算和策略構成的整體，這個整體使得這種十分具體又十分複雜的權力形式得以施行，而這種權力以人口為目標，以政治經濟學為主要知識形式，以安全配置為根本的技術工具。 

其次，“治理術”涉及某種趨勢(力量的線性演進)：西方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都在趨近那樣一種我們稱作“治理”(“government”)的權力形式，它比統治(sovereignty)、規訓(discipline)等其他所有權力形式都更為重要；與此同時，一系列特定的治理機構與知識形式也都發展起來。 

最後，“治理術”還涉及對這樣一個過程，或者說對這個過程的結果的理解：中世紀的司法國家(state of justice)變成了15、16世紀的行政國家(administrative state)，被逐漸地“治理化”了。[3]108－109

在之前的分析基礎上，福柯在這處小結部分，強調了治理藝術中機構、程序、策略等運作機制的重要性，還突出了“治理術”的歷史化發展維度，認為治理問題涉及長期性的動態發展趨勢。聯系先前的分析過程，我們可以嘗試歸納出福柯治理思想中的幾個要點——

首先，治理藝術是多元、多層次、多向度的，它的對象、內在機理與目標取向都是具體、多樣的，治理不是單向度的自上而下的壓制。

其次，治理技藝是動態、有機的，特別注重治理機制內在層次之間、治理對象之間的動態關聯，以及治理對象自身的能動性，而治理本身也是一個歷史性的動態演進過程。

最後，治理問題與一系列策略、機制、機構等微觀技術的運作密切相關。

③這分別是本尼特的一部專著與一篇論文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