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福柯的治理思想強調了“治理藝術”不同於先前統治方式的一些特點，包括多元性、動態歷史性、策略與機制性以及“自我”的向度等方面。托尼•本尼特汲取福柯等的理論資源，從治理的角度重新定義文化，研究文化與治理問題，特別強調其中的機構、機制運作與自我治理問題。

中國臺灣地區的學者在對相關西方理論借鑒、融會的基礎上，在中文語境中正面提出“文化治理”概念並進行理論化建構。相較之下，大陸學界的探究一度顯得不足，但也已經開始了對文化治理問題的關注。對機構、機制性的強調，對“自我”、“主體”及其與外部世界關係的重視，可以說是“文化治理”的兩大要點，也使之與“文化管理”等概念區別開來。

在文化研究領域中，文化身份、文化認同、文化記憶等都已經成為十分重要的核心論題，然而仍有一些已經具有一定問題史、研究史甚至是現實訴求的視角和話題有待大陸學界的進一步關注和深入探究。文化研究的知名學者托尼•本尼特在20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文化中的“治理”問題，他從福柯後期思想中汲取相關的理論資源，結合博物館、文化政策等論述對象進行了經驗研究與理論建構。21世紀初，“文化治理”作為中文語境中的一個獨立概念在中國臺灣學界被提出、探討，既有理論層面的回溯、創新，又掀起了基於這一視域的本土性經驗研究的熱潮。相形之下，大陸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一度顯得不足。

2013年底，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國家治理體系、治理能力的構建與培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具體到文化領域，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對治理問題的關注也孕生了“文化治理”、“文化治理能力”等提法。①[1]在這些現實訴求的影響下，2013年底以來，文化治理問題開始受到大陸學界的集中關注。本文也試圖聚焦這一重要概念，在對相關理論資源與研究背景進行梳理、反思的基礎上，對“文化治理”問題中的要點及其獨特性進行相對正面、系統的界說。

一、福柯治理思想管窺

梳理“文化治理”的問題史，至少要以福柯後期思想中的治理理論為發端。福柯對治理問題的探討散見於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演講以及其他一些零星文獻中，他在不同場合對相關概念的界定各不相同，一些核心概念的意涵也發生著歷時性的變化。因此，這里僅選取“治理術”(governmentality)②[2]這一在福柯對治理問題的探討中佔據重要位置，同時對後來的學者產生重要影響的概念，主要聚焦於它最初被提出時的論述語境，以此管窺福柯治理思想中的重點。 

在1978年2月1日的法蘭西學院演講中，福柯正面提出了“治理術”的概念。他在分析中首先指出，16世紀以降的政治學文獻不再像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那樣論述“對君主的忠言”(advice to the prince)或是“政治科學”(political science)，而是介乎兩者之間地闡述“治理的藝術”(arts of government)。[3]88這些著述大都以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The Prince)為攻擊的“靶子”，因為在他們看來，《君主論》探討的是君主對一己統治的維護，而這並不合乎“治理藝術”的理想。反馬基雅維利的文獻想要用這種“治理的藝術”去取代那種維系君主統治的能力。

福柯隨後選取了反馬基雅維利的文獻《政治之鏡》(Le Miroir politique)作為分析的對象。在《君主論》中，君主從外部施加對國家的統治，這種掌控關係具有唯一性和外來的施加性。反對者則認為，治理實踐是多種多樣的，家庭中的父親、修道院的院長以及課堂上的老師等等都可以視作“治理者”，而他們又都內在於國家之中。對內在治理對象的這種多樣化理解，也就取代了君主統治超越一切的唯一性和外加性。

注釋：
①比如2014年1月3日，文化部部長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推進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文化管理科學化水平”五個方面的措施。

②中國臺灣地區學者多將這一概念譯為“治理性”、“統理性”，大陸有關本尼特文化理論的譯作(參考文獻[2])也將其譯為“治理性”。

【參考文獻】
[1]新華網．中國文化部：五方面著力推進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EB/OL].(2014-01-03)[2014-06-28].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1/03/c_118826353.htm.

[2]托尼•本尼特．本尼特：文化與社會[M].王傑，強東紅，等，譯．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