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一超：“文化治理”：文化研究的“新”視域（6）

據此，“文化治理”被界定為：“借由文化以遂行政治與經濟(及各種社會生活面向)之調節與爭議，以各種程序、技術、組織、知識、論述和行動，為操作機制而構成的場域”，其中還涉及“主體化或主體的反身性形構”。他指出，這一定義中的四大要點在於：構成場域的結構化力量、具體操作機制與技術、主體化歷程、文化爭議與抵抗的可能。[17]與數年前的研究相比，“主體化”、“反身性”向度的突出與強調確實使這一界說更為完整、豐富，它關注到福柯以降並經本尼特進一步發展的“自我治理”、“自由治理”的層面，還進一步闡發出主體反抗的可能。不過王志弘對這一主體性向度的引入並不經由對本尼特的考察，而是借鑒了其他西方學者的理論思考。

其他一些中國臺灣學者也對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進行了較為有效的分析，比如劉俊裕著力表明文化治理中“自治”、“自理”的立場[18]，然而王志弘的研究無疑產生了最為有力的影響。也有論者指出王志弘研究中的種種局限，比如認為他融匯了過多的理論資源反而稀釋了文化治理問題中治理面向的獨特性，進而質疑在既有理論的背景下，“我們是否需要另一個新的理論詞匯”。還有論者質疑王志弘理論主張與自身研究實踐的不一致，認為他的經驗研究依舊“受限於國家機器與官方論述的框架”。⑨[14]195, 197[19]

雖然有這些質疑的聲音，但王志弘在中文語境中正面提出，並理論化建構“文化治理”概念的敏銳眼光與開創性都是不容否認的。

在大陸思想界，“文化治理”一詞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出現，何滿子在1994年發表了題為《文化治理》的文章，但他所說的“文化治理”大致可以視作“抵制庸俗文化、堅持健康趣味”的同義詞，沒有相關的理論背景，基本不具有學理性的意涵。[20]

到了21世紀初，大陸學界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開始出現對文化治理問題的學理化研究成果，“文化治理”也被作為一個獨立的語匯使用。這些研究文章涉及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化學、文學等諸多學科，主題十分龐雜，多以經驗性的案例研究為主。⑩

然而在這些研究成果中，“文化治理”雖然是一個獨立用語，卻並沒有被作為一個核心概念加以系統性的正面探討，它更像是一個具有可替代性的“論述用語”。也就是說，“文化”與“治理”的結合更大程度上只是語用層面上的，而對於作為理論關鍵詞的“文化治理”的學理化建構與分析，學者們尚且沒有自覺的意識與努力。在許多行文、論述中，“文化治理”這一用詞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與“文化管理”、“文化政策”等互換，這一概念所負載的理論背景和問題史自然也很少被留意和回顧。(11)[21]

2013年1月，人民網理論頻道刊發了題為《文化治理視域下的文化政策研究》的文章，作者留意到中國臺灣地區的相關文獻，在進入正題前對“文化治理”概念的相關理論背景進行了一定的回顧，較為難得。[22]但總的看來，作為中文術語的“文化治理”在大陸學界一度更像是各個學科研究中的一個論述用語或工具，而且還只是一個處於海德格爾所說的“上手狀態”(Zuhandenheit)的“工具”——雖被日常使用，卻不被留意。因而即使僅就學理層面而言，也極有必要對它本身細加審視。

除此之外，而正如本文開篇所提示的那樣，由於國家治理在政策的高度被確立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文化領域中的治理問題也因其現實訴求日益受到關注，大陸學界新近的研究成果大都更為正面地面對“文化治理”這一重要概念。

2013年底，學者胡惠林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國家文化治理需讓更多公民參與》，闡述了“文化治理”區別於“文化管理”的一些重要特征。(12)[23－25]

2014年初，學者吳理財發表《文化治理的三張面孔》，對“文化治理”的理論脈絡與不同層面進行了詳盡、全面的梳理。[26]

2014年3月，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首都師範大學文化研究院、《探索與爭鳴》雜誌社，聯合召開了“國家文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研討會，學者們圍繞文化治理問題進行了各個方面的深入討論。(13)相信在今後的一段時期內，“文化治理”會受到大陸學界的充分關注。(14)

結語

以上的回溯粗略勾畫了“文化治理”問題史，與理論背景的大致輪廓。從最初福柯對“治理術”的討論，到本尼特“將治理術置於文化與社會交往之間”探討文化與治理問題，再到中文語境中“文化治理”概念的理論化建構，文化治理問題中的一些要點可謂一脈相承。這里暫且強調其中的兩點。

首先，是文化治理涉及的機制、機構、策略性層面及其歷史性維度。從“法則”向“策略”的轉變，是福柯所分析的治理藝術的重要特征，他對“治理術”的界定中也突出了對機制、程序等的考量。而本尼特更是在理論界說與經驗研究實踐的層面，同時強調了各種微觀技術、機構的重要性，並以此突破了文化研究既有範式的一些局限。

除了審視威廉斯對文化的定義，反思霍爾對社會的文化建構性的認識，本尼特還在對葛蘭西，與福柯的比較中表明自己的立場。他認為兩者相比，福柯的研究理路能夠提供對現代社會文化機制，更為有效的特性化總結：葛蘭西的思想有某種心理主義的局限，他審視的目光“穿過”(look through)了社會中的各種意識形態裝置與機構，福柯卻對這些機制、機構本身細細考量。[7]68－69

福柯的目光所及在本尼特看來，也正是文化治理過程的關鍵，對機制、機構性的審視也就應該成為文化治理問題研究的取徑。而這種審視又不僅僅是共時性的，還需要歷時性的眼光。

這里有意強調的第二個要點，是文化治理涉及的自我、主體向度及其與他人、客觀世界的關聯。先前的梳理同樣已經呈現了福柯以降對自我問題的關注傳統，治理關係發生於主體與他人、與外部世界的交接點上。本尼特強調文化治理中的自由維度，並將審美引入研究視野，力圖搭建審美自由和自由治理間的橋梁。

這種對主體自主性的關注，進一步發展並與其他理論中的相關立場相呼應，又構建出“對話”甚至“抵抗”的維度，“文化治理”中“自理”與“反抗”的可能性，在某種程度上也就能與文化研究抵抗性的原初立場相對接。然而可否進一步反思：正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審美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歷史性的，完全的審美自由是否可能？抵抗他人的“自我”中，是否也包含著他人話語的建構？主體的反抗會不會成為一種新的針對他人的霸權控制？可以說，文化治理問題中的自我、主體層面還有進一步思考的空間。

本文無意對“文化治理”，進行標準化的概念定義，最後或許可以通過一些比較，再次強調它作為一個理論關鍵詞的獨特性：“文化治理”不是“文化政策”，它有微觀機構性、非科層性的面向；“文化治理”不是“文化管理”，它強調自治、自由的維度，還有人文學科形而上的理論史背景；“文化治理”也不同於“審美教育”，它關注多樣的權力、技術、物質機制，某種意義上是詩學思維與政治學、社會學思維的結合。

“文化治理”，是不是文化研究的一個“新視域”？就其既有的問題史、研究史而言，它其實並不新了；但就大陸文化研究界對它的長期忽視，以及它自身的獨特面向與現實針對性而言，它理應成為一個新的“生長點”。

注釋：

①比如2014年1月3日，文化部部長在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上，提出了“推進文化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文化管理科學化水平”五個方面的措施。

②中國臺灣地區學者多將這一概念譯為“治理性”、“統理性”，大陸有關本尼特文化理論的譯作(參考文獻[2])也將其譯為“治理性”。

③這分別是本尼特的一部專著與一篇論文的名字。

④“社會”(society)與“社會交往”(the social)是本尼特加以區別的一組概念，前者主要指涉客觀性的層面，後者強調人們在社會生活中對“意義”、“話語”等的解讀。此處使用與既有的中譯本相同的譯詞“社會交往”。

⑤對本尼特思想中審美與治理問題的分析，可參看參考文獻[11]。

⑥此前中國臺灣地區相關的研討會還有“2011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挑戰與創新”、“2012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的想像與實證”等。2014年11月，臺灣藝術大學還將主辦“2014文化的軌跡：文化治理，Who Benefits?”國際學術研討會。

⑦從本文第一部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福柯在其理論敘述中使用的還是government，但他的思想對後來基於governance的諸多治理理論產生了啟發。因而福柯論述中的government譯作“治理”，後來的理論中與governance相對比的government就譯作“統治”。這也與既有的相關中譯本的譯法相一致。

⑧比如臺灣“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古明君教授於2009年秋學期開設的“治理性與文化治理”課程，課程大綱見http://hss.nthu.edu.tw/～soc/files/lesson/201002131459201266044360.pdf。

⑨王志弘則在同期發表了回應文章《文化治理是不是關鍵詞？》(參考文獻[19])，可一並參看。

⑩參見郭靈鳳．歐盟文化政策與文化治理[J].歐洲研究，2007(2)；肖文明．國家能力與文化治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初期的上海為個案 [J]. 思想戰線，201 3(4)；靳永翥．“顧客”理念及其引發的文化治理困境 [J]. 東南學術，2006(4)；陳路芳．少數民族文化需求回應機制與文化治理[J].雲南社會科學，2010(4)；陳美蘭．臺灣地區“現代民歌”的文化治理脈絡(1970～1980年)[J].福建論壇，2010(12)。

(11)比如有大陸學者從文化治理的視角，對20世紀50年代上海的文化改造進行經驗研究，卻並沒有像中國臺灣學者那樣，先行對這一重要概念進行必要的理論界說。詳見參考文獻[21]。

(12)胡惠林關於“文化治理”的一些觀點，在2012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其實已經有所呈現，詳見參考文獻[25]。

(13)這組文章發表於《探索與爭鳴》2014年第5期的“圓桌會議”欄目，可參看。

(14)文化治理問題的新近研究成果還在陸續出現，限於篇幅，這里無法一一列舉和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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