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寓的「意義」便是「思想」。思想是要用語方文字來表達，而音樂本身不用語言文字，它只是音調節奏起伏變化的藝術。音調節奏起伏變化是和情感的起伏變化相對應的，所以音樂所表現的是情感而不是只有語言文字才能表達出的思想。托爾斯泰在《藝術論》里強調文藝的作用在傳染情感，這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不但在音樂里，就連在作為語言藝術…

恩格斯在給敏·考茨基的信里還說過:「我認為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而不應當特別把它指點出來。」（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第454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就是說，傾向不應作為作者的主觀見解，而應作為所寫出的客觀現實的趨勢，自然而然地表現出來。這樣理解「傾向」或思想性，和上文所引的巴爾紮克和托爾斯泰的例子也是符合的。

用一個粗淺的比喻來說，如人飲水，但嘗到鹽味，見不到鹽粒，鹽完全溶解在水里。鹹是客觀事實，不是你要它鹹他就鹹。…

最重要的還是缺乏馬克思主義學識。就拿形象思維這個問題來說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早就說過:

任何神話都是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神話，也就是已經通過人民的幻想用一種不自覺的藝術方式加工過的自然和社會形式本身。這是希臘藝術的素材。（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13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西文Phantasy（幻想）往往用作形象思維（Imagination）的同義詞。）

這段話不但肯定了形象思維，而且說明了它在希臘神話和希臘藝術中的應用。…

在文藝創作過程中，一般都有個醞釀階段，思想情感白熱化階段，還有一段斟酌修改階段。白熱化階段是文藝創作活動的高峰，這是一種聚精會神的狀態，這時心無二用，一般只專注在形象思維上，無暇分心到抽象思維上去。但是我們已多次強調過，人是一個有機整體，除了形象思維的能力之外，他還是抽象思維或邏輯推理的能力，也不能不在適當時機發揮作用，特別是在醞釀或準備階段和作品形成後斟酌修改階段，形象思維和抽象思維往往是交叉使用的。例如參觀訪問、搜集資料、整理資料都不完全是形象思維的事。…

朋友們:

形象思維的客觀存在及其在文藝中的作用，在心理學和美學這些科學領域里應該說是早已有定論了。可是我國近年來卻有人提出異議，否認文藝要用形象思維，甚至根本否認形象思維的存在。一九七七年一月，毛澤東同志《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發表了。信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臘。」聯系到新詩前途，信中還進一步指出:「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這個重要文件的發表，對於解決了國內早已引起爭論的形象思維這一重大問題，是具有積極作用的，近三年來就已在文藝界和美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目前辯論不正在繼續進行。這是一個振奮人心的大好形勢。…

康德爲什麽要設定共通感，在 1787 年 12 月底給賴因霍爾特的一封信中，他給予了說明。康德說：“我現正忙于鑒賞力的批判，在這里將發現另一種以前沒有發現的先天原則。心靈具有三種能力：認識能力、感覺快樂和不快的能力和欲望能力。我在對純粹的(理論的)理性批判里發現了第一種能力的先天原則，在對實踐的理性的批判里發現了第三種能力的先天原則。我現在試圖發現第二種能力的先天原則。”[23]…

在鑒賞判斷的第二個契機，即按照量上來看，共通感具有可傳達的普遍性。康德說：“人自覺到對那愉快的對象在他是無任何利害關係時，他就不能不判定這對象必具有使每個人愉快的根據。”([21], p.42)那麽，他就會想到，這種愉快的根據肯定不是私人的，肯定不會只和他自身相關，而肯定會這樣認爲，這種愉快人人共有，這樣就導致了，他有理由設想每個人都會因此而感到愉快。然而，“就邏輯的量的範疇方面來看，一切鑒賞判斷都是單個的判斷”([21], p. 46)，而出于無利害的鑒賞對于每一個人具有普適性，這種鑒賞是對美的鑒賞，而一個宣稱某一事物爲美的判斷，本質地包含著普遍性的要求。這種普遍性的要求“不含有判斷的客觀的量，而只是含著主觀的量。”([21], p. 46)只有這種量才具有共同有效性…

然而，“維柯求諸共通感旨在表明根據原理去推理、證明或演繹只是人的認識類型的一種，並不是全部，還存在另外一種類型的認識，它有其獨立特行之處，不可被代替。”[18]這種認識依據具體情況去把握無限多樣的變化、體現爲實踐知識和實踐智慧，它也不再關注于認知意義上那種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關注于實踐意義上那種具體的普遍性。共通感就是通過這種具體的普遍性而獲得的，它不再是必然的東西而是或然的東西；它也不再僅僅指那種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時指那種導致這種共同性發生的感覺；它雖然“是整個階級、整個人民集體、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所共有的不必思考即可做出的判斷”[19]，但也僅僅是每個人都有的以法權和公共福利爲代表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意識；它“通過生活的共同性獲得，並被其秩序和目的所決定”，所以具有兩個特性：“1、共通感是具體情境下的判斷能力，它不僅是一種天生的能力，而且需要通過教化而獲得和提高；2、判斷的普遍性須通過主體間的公共性才能達到。”([1], p. 8)…

同貝克萊一樣，休谟的觀點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對，蘇格蘭常識哲學就是這麽做的。托馬斯·里德就說：“現今，懷疑論的狡計已經使人類的常識和理性顔面盡喪。”[10]爲此他呼喚常識，他的常識其實是感官帶給我們的，爲普羅大衆所熟知的感官判斷力，在他看來：“有感官的人就是有判斷的人……我們靠眼睛判斷顔色，靠耳朵判斷聲音，靠鑒賞力判斷美醜，靠道德感官或良心判斷行爲的正誤。”[11]然而，常識哲學對懷疑論的辯駁就如同“雞對鴨講”。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就曾經說，休谟與常識哲學的爭論根本就文不對題，他們設定了休谟的懷疑，然後去證明休谟並不關心的問題；他們把常識當作神谕一樣來援引，卻沒有爲自己的意見提出任何有理性的證明。…

正是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以主客觀二元對立的方式正式確立了‘身’與‘心’的對立”[9]，…

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從哲學角度系統性的運用 κοινή αίσθηση 這一概念的哲學家”([1], p. 6)，這是關于共通感之意義的最古老溯源。κοινή αίσθηση 這一詞在漢語語境中經常被翻譯爲共同力，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人有視、聽、嗅、味、觸五種感覺，分別對應于五種感覺器官，這五種感覺器官之間是不連通的，那麽，人們何以能夠對事物形成一個總體認知呢？答案就在于共同力。亞里士多德說：“兩項分離的感覺各別施展其感應之爲白爲甜，它們于兩者之間差異各都不明；這必須待之一個單體，乃內蘊兼此兩異的品性者，才能作出判別。”[6]…

共通感概念依據于教化概念之普遍必然性意義，因此不可避免的與普遍必然性相關。共通感概念可以溯源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在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兩種意義上使用共通感，理論智慧上的共通感是其認知意義，實踐智慧上的共通感是其實踐意義。共通感的認知意義追求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但受到懷疑主義的反駁以後，通過常識哲學的轉向，經維柯走向了其實踐意義。在康德哲學中，共通感是一個橋梁，是其連接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中介，康德通過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導出了共同感的審美意義，審美共通感既具有認知意義上純粹理性的基礎，又具有實踐意義上人文科學的特征。從這個角度來講，在康德的共通感中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共通感的影子。

1. 引言

中國哲學中常常用“共通感”一詞翻譯德語詞 Gemeinsinn，這一詞在英文中的對應詞是 common…

記者：此次南海明代沉船的考古發現對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有怎樣的歷史價值？

肖達順：中國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在沿海和島礁週邊開展，而此次調查是首次對深海水下文物開展的考古工作。目前，南海海域的古代沉船遺址共有100多處，將這些沉船地點串聯起來，對研究南海貿易航線意義重大。

一號沉船是由中國駛出，二號沉船是由海外駛入中國，雖是往返兩個方向，但兩艘船年代相近，大致沉沒在同一區域，相距僅十多海里。由此可見，這個點位的重要性和這條貿易航線的繁忙程度。

可以説，南海西北陸坡深海沉船點，填補了中國古代南海離岸航行路線的缺環，完善了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航線的歷史鏈條。…

中國西北陸地考古豐富了絲綢之路研究，此次發現的南海沉船則爲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實物。站在這樣的歷史維度和全球視角來考察南海沉船更有價值。

近日，國家文物局公佈，在南海西北陸坡發現兩艘明代沉船，文物數量巨大，年代明確，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那麼，南海明代沉船有什麼獨特之處？它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路線有何意義？海洋考古的未來前景如何？近日，就此話題“道中華”專訪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肖達順。

記者：以往人們對陸地考古關注較多，此次南海明代沉船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它有什麼獨特之處？…

難民則恰恰是「無地方」之人。追述難民產生的歷史，便可知，外國人身份和跨界移動是難民的兩大特征。對於難民的接收國來說，有必要將他們識別出來，確定他們的身份，以有別於自己的國民，然後再對其進行管理。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難民失去了他們的地方，成為流離失所之人，為了尋求生存，他們不得不到別的國家，別人的地方去分得一杯羹，因此難民也就成了焦慮、危險、他者的代名詞，本書作者認為從地方的角度審視會發現地方在難民的建構上扮演了許多角色。在隱喻層次上，地方使我們對移動產生懷疑；在法律層面，地方使我們得以定義難民；在歷史層面，國族這種地方的建構，則使得身為外國人的難民有可能存在(p. 195) [8]。…

（續上）克雷斯韋爾透過地方的發展史，將眾多研究者的地方研究總結成三個層次，即描述取向、社會建構取向和現象學取向(pp. 85~86) [8]。

地方的描述取向主要表現在區域地理學的研究上，對區域的描述也一直是地理學的研究方式。20 世紀60 年代以前的地理學大多「沈迷於個別特色」，核心詞語不是「地方」，而是「區域」。區域地理學…

（上續）「地方」無論是作為一個概念，還是一種研究視角，於人文地理學的重要性已毋庸置疑。然而，對於初涉此領域的學人來說，很難找到一本系統介紹此概念的書籍，若想對相關理論進行學習，只能從眾多論著中零星尋找，很難獲得系統性和連貫性，筆者便曾遭遇此困境。



這種情況與「地方」在人文地理學中的重要地位是極不相稱的。因此當蒂姆•克雷斯韋爾(Tim Cresswell)的著作「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走入筆者視野時，猶如暗夜裏的一束光，照亮了學習的方向。鑒於此，以下將對《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一書做簡要的評述，以示分享與推薦之意。…

四、討論

語言不是中立的，語言背後總是充斥著交際者的語用意圖（Bakhtin，1981），立場建構恰好能反映語言基於交互主觀性的意義協商（Wang，2019）。由於文本所共建的立場結盟祇會部分達成結盟趨同，並由此引申出不同的立場結盟類型（Agha，2007），而交際者的立場結盟的類型可以反映交際者建構立場的心理認知架構（Agha，2011）。立場結盟的意義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