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教育之展開，不僅因國民識字少，還是講演者道德自我完善的需要。1917年入北大國文門、結業後轉入哲學系學習的鄧康（中夏），既是平民教育講演團的主要發起人，又帶頭成立了“北京大學馬克斯學說研究會”，成為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其對於講演團的自我定位，便另有一番天地。在1920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他給出的題目是“我們為什麼要來講演”，副標題便是答案——“謀大學教育之普及”82。“平民教育”，對於演講者和聽眾來說，同樣重要；換句話說，這不僅僅是你們的事情，也是我們的事情。如此內外呼應，促成了北大平民教育講演團的巨大成功。…

不同文化的跨界交流，“互通有無”並不難，難的是對外來文化的“理解”。



若不從“價值”、“意義”著眼，而從具體細節著眼，明清時期的中西文化交流，能引起人興趣的地方太多。比如，利瑪竇在廣東學的漢語，到北京後是如何交流的？傳教士介紹中國，為何急於“全景展示”，名為《中華帝國誌》、《中華帝國史》《中華帝國縱覽》、《中華帝國全誌》的書就有那麽多？明朝或清朝的同一個事件，在傳教士筆下竟有五花八門的解釋。當中國人得知法國思想家伏爾泰、經濟學家魁奈、德國科學家萊布尼茨推崇中國文化時，一定會感到驚喜。可是，把那些贊美之詞放在一起，就會吃驚地發現：他們不僅說過頭了，而且，他們理解的中國與真實的中國差距不小。再讀徐光啟和李之藻的書，原來他們對西方的認識和理解，也與實際有很大出入。…

演說者不該總是居高臨下，必須學會反躬自省。如此重思想、善學習、能反省的演說者，在清末民初，並非全然沒有；只是以往我們過於強調對下層百姓的“口頭啟蒙”，而忽略了演說可能存在別的面相。比如，談及演說，我們更多關注其在政治史上的意義，而漠視其在學術史上的貢獻。福澤諭吉所設想的“演說”如何有利於學問的形成與展開，在晚清以及當世，便都很少被提及。…

內容提要：“有聲的中國”是相對於“無聲的中國”而言，不僅指“舍掉古文而生存”，而且可以從“聲音”的角度探討中國現代文化演進的新路徑。本文從近現代的“演說”入手，著重討論作為“傳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說”，如何與“報章”、“學校”結盟，促成了白話文運動的成功，並實現了近現代中國文章（包括述學文體）的變革。 …

1922年章太炎的上海講學，有三種不同的記錄整理本——《申報》的摘要本、張冥飛的文言本以及曹聚仁的白話本。這里真正需要認真比較的，是張、曹二本。張書錯漏百出，亂加按語，封面上還赫然寫著“長沙張冥飛、浙江嚴伯梁批注”，難怪章先生極為憤怒1：Ⅸ。至於年僅21歲的曹聚仁，其記錄整理本為何能得到一代大儒章太炎的賞識，曹的解釋是：第一，“章師的余杭話，實在不容易懂”，只有“對於他的方言並不感到困難的人”，才沒有理解的障礙；第二，在杭州一師念書時，曹已經讀過《國故論衡》和《檢論》，熟悉章太炎的學術思路，“又從單不庵師那里知道足夠的關於今古文家爭執知識”，因此，記錄稿才可能“沒有錯過一句話，一個人名，一個地名”1：Ⅹ。…

1902年的《大公報》上，刊有《說演說》一文，稱今日開瀹民智最有效之三物，分別為譯書、刊報和演說，而後者“惟先覺之士能見之而流俗不暇察也”。若論上下溝通之便捷，“死文字斷不及生語言”，這也是“後起愛國之賢不可不講演說之術”的原因。至於作者堅稱“必有一律通行語言以為演說之器用”⑨，正與蔡元培“令習國語”的思路相通。只要記得章太炎在北大講演，“因學生多北方人，或不能懂浙語，所以特由錢玄同為翻譯”；以及梁啟超特別得意於因夫人指教，“得諳習官話，遂以馳騁於全國”⑩，就能明白晚清提倡“演說”者，為何特別在意各地方言的限制。…

文接上一篇：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6）

本講演並無底稿。在講述時，托王煜同學筆錄。口講與自己撰文不同，而筆錄與講述之間亦不能說無距離。如果我自己正式撰文，也許比較嚴整而詳盡。但有這個時間限制的機會，也可以逼迫我作一個疏略而扼要的陳述。這也自有其好處。而王君的記錄也自有其筆致。換一枝筆來表達，也自有其新鮮處。順其筆致而加以修改，也覺得與我的原意並不太差。緊嚴有緊嚴的好處，疏朗也有疏朗的好處。是在讀者藉此深造而自得之。1=Ⅳ…

自從人猿相揖別,人類大約已經有200多萬年的進化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人類的歷史就是文化發展的歷史。在自然界基礎上,人類創造出了一個文化世界,文化反過來又促進了人類認識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與發展。特別是在有了文字之後,人類文化的境界和功能都有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從此之後,人類不僅能夠創造各種物質形態的文化物品,而且也發展出越來越豐富的觀念形態的文化,如各種思想、價值、理論和信仰。因此,在人類社會中,原來大自然盲目的自然進化就轉變成為越來越自覺的文化發展。人類社會越是發展,文化的作用也就越是顯著。…

要做好文化傳承創新，就應該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要弘揚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掌握前人積累的文化成果”，這樣我們才有作為文化傳承創新可能性的起點。中國的文化發展只能從中國本身特定的歷史條件與文化背景出發，這是我們進行文化傳承創新的絕對起點，也是我們所說的“中國文化傳統”存在的根據。我們不能硬搬別人的文化，因為別人與我們有不同的歷史條件和傳統；我們只能根據我們自己的文化現實，學習、借鑒別人的文化經驗，進而推動文化的創新。…

說什麼？

 說什麼內容很有講究。有人認為既然自說自話不行，那就應該說別人感興趣和能聽懂的。可問題是，說的內容如果遷就和屈從別人的話語環境，自己的話語權可能還是提高不上去。最高明的話語生產，是培育發展別人的口味和聽眾市場，而不是一味屈從別人的接受環境。用一句話說，就是從“他要吃什麼”變成“我給他吃什麼”。比如，大學校長和學生套近乎，談時尚談動漫講流行語，看似拉近與學生的距離，但是實際上學生不一定尊重你這個校長。這不是樹立權威，這是在自廢權威。在對外文化傳播中，我們拍中國的同性戀、拍中國的小腳、拍“文革”，這種電影很容易滿足人家口味，搞不好還能抱個獎回來風光一下，但是這提高了自己的話語權嗎，擴大了自己文化的影響力了嗎？沒有！…

中國的話語在國際上如何做到有影響力、感召力和吸引力，是一個熱門話題。這個話題的背景，多少與目前我們在話語生產和話語權上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有關。比如，我們自己說的東西，在國際社會到底有多少聽眾，能傳播多遠多深？我們說的內容別人在乎嗎，或者我們能提供別人感興趣的內容嗎？我們言說的對象清晰明確嗎？如果別人不在乎，為什麼？我們如何扭轉話語生產上的不平衡地位？這些問題對政府和民間而言，不僅在對外傳播和公共外交中很重要，而且，在面對國內聽眾以何種方式傳播政府公共政策時，也非常關鍵。…

       怎樣理解當今時代文化發展的新要求、新趨勢、新期待？為什麽說現在到了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怎樣在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

　　文化是民族血脈中生生不息地流淌著的血液，始終是民族生存繁衍和國家繁榮發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生命之源。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學習、領會和掌握新形勢下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這一指導性文件，落實全會關於推進文化體制改革的各項舉措，對於我國整個現代化大局和中華民族復興大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指導和部署文化體制改革，是這次全會的一個亮點。應該講，現在是到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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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改革，是為了努力把我國從一個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建設成文化強國

　　

　　今天，我們提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是在中國和平崛起於世界的大背景之下作出的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也就是說，我們講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也好，講文化體制改革也好，講開創文化建設新局面也好，都不僅僅是為了解決國內的文化建設問題，一個重要的任務，是要在世界範圍的綜合國力競爭中進一步增強我們的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把我國從一個文化古國、文化大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文化強國。…

我今天講的題目是“舊邦新命”，前面兩個字應該是用不到多解釋了。我們中國，是個舊邦。當然，所謂舊，就是說她歷史悠久。上溯到公元前二十一世紀，中國有四千多年的歷史。盡管世界上有些國家的歷史比我們長得多，如埃及、巴比倫。但是，我們從夏、商、周開始到現在，歷史基本上是延續的。現在阿拉伯文化，從人到文化，到觀念，完全都改變掉了，而且今天埃及也不能說把古埃及歷史傳下來。中國可以說是文明古國當中唯一一個從古到今一以貫之，基本延續的國家。…

文化的蓬勃，從來不是一時所為，不是公眾制造出來的。不要以為我們是文化制造大國，不能以為我們正在實現“大國文化崛起”，其實我們如今還是很沒文化。回顧2006年文化的度過，瞻望2007年文化的行進，我們期待文化的挺拔勃興。 

一、狹義的“惡搞”是一種“反文化”、“負文化” 

2006年倏忽間就過去了，朋友在一本新書序言里的一句話給我印象深刻：“似乎就是幾個人惡搞了一把，一年就過去了。”以網絡為主要載體的“惡搞”，漸入高潮。…

另外一個政策就是重文輕武的政策，水滸傳中武將參加叛亂特別多，108將，武管占40、50%，重文輕武的政策，我在《遊民文化》舉了很多的例子，大家有興趣可以看一看。特別是下級的武官，清風寨，還在縣之下，找了一個劉高那麼一個人小人管著他，被社會的政策排擠成為邊緣。…

什麼叫妻，妻者齊也，齊跟你相等的人，更你對等的人，跟你平等的人，這是齊。但是儒家說得齊，平等絕對不是人格上的平等，而是在宗法地位上的平等，男人主外，女人主內，在祭祀的時候，男人主行禮，女人主操作，女人管家，負責大家庭，皇帝主前宮，皇後主後宮，從這個角度是齊也，是對等的。包括現在經常在電視台經常用得很落後的詞憐香惜玉，實際上這是包含對婦女的歧視，指古代文人站在高高的角度，作為年輕美貌女子庇護者出現的，並不是敵視。水滸傳出現的遊民婦女觀念都是敵視的，在過去的土匪活動中，大家可以看一本書英國人貝多芬英國時期的《土匪調查》，隨營的婦女撤走第一個被殺死的對手，包括首領是女的也是這樣看待的，在遊民整個的戰爭活動中，不是像李自成裏頭寫得高夫人那麼高，紅娘子那麼紅，根本不是那個樣子，實際上先殺婦女和小孩，這種歷史記載是非常多的。…

到了宋代，實際上等到了五代十國時期，59年的戰亂，把貴族基本上掃蕩一遍，到了宋代就是世俗社會，所以到了宋代已經沒有遊俠了，尤其是宋代重文而不重武的政策，導致武風下沈，水滸傳寫得大部分都是遊民階層，只有魯智深一個人夠得俠，為他的反潮流的，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性，絕大部分打抱不平以自己為出發點，為了滿足自己的需求或者是物質上或者精神上的，還是以物質上的需求為最多。實際上《水滸傳》寫的是遊民說給遊民聽的故事，寫得是遊民的奮鬥、發展的成功與失敗的故事。這是遊民的第一個特征。…

改革開放三十年，我感覺我生活提高了，我到農村去，我看到農民的提高，我不能說一點改善沒有，但是遠遠沒有我們快，而且現在勞動力價格還是那麼低。廣東反映勞動力短缺，勞動力價格那麼低，五百塊錢一個月，城市的繁榮，工業商業的發展，服務業的發展，並不完全一定是正面的東西，宋代就是這樣子的情況。宋代遊民進入城市起碼能生存起來，但是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很多的服務，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其中還有一種服務就是精神上的服務，這就是通俗文藝產生和發展，不是說在宋代以前沒有，但是宋代那種通俗文學作品，我們現在講得戲曲，通俗小說，特別是通俗長篇小說都是從宋代開始的。

遊民進入城市後，為城市居民提供多方面的服務，其中精神服務就是很重要的一種，精神服務就是戲曲的產生，通俗曲藝的產生，戲曲非常多，只要是查一下《孟良錄》可以看到林林總總的記載，多少有名的藝人在城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