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樂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日

實不相瞞，我曾經是釣魚高手。先父在生時沒有其他嗜好，只是喜歡釣魚。有好些年，夏季每天黃昏，他僱用小艇，在西灣河附近的海上垂釣。父親不懂得游泳，母親為防意外我們做兒女的要輪流陪父親上艇釣魚去也。如此一來，頗像「功夫出少林」，我們一家大小都懂得釣魚之道。

釣魚很有引人入勝之處。從海中釣得的鮮魚，再差的品種也美味可口。當然要講一點技巧，但吸引之處是﹕釣者事先不知道海中究竟有沒有魚，下釣時腦中充滿幻想﹑期望，與生命的意義不謀而合。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有深刻的哲理，此書獲諾貝爾文學獎是眾望所歸。

港島一帶的海灣，今天污染頻頻，廢物滿灘，但從前卻非如此，是釣魚勝地。老一輩的有釣魚經驗的人說，遠在抗日戰爭之前，香港的鮮魚釣之不盡。我是五十年代初期才開始垂釣的。那時先後在灣仔書院﹑皇仁書院就讀，逃學去釣魚，同學不肯做伴，就單人匹馬，跑到柴灣獨釣。那時的柴灣，半山上是墳場，四顧無人，沒有房子。我獨自坐在山下灣旁的一塊巨石上，把魚絲遠遠地拋到海中去。一次又一次地拋，差不多每次都沒有魚上釣，但每次有新希望。我今天想，自己「百折不撓」的個性，可能是從柴灣的海旁訓練出來的。

五十年代初期，香港可釣的魚還多。說昔日的香港是世界最佳的釣魚勝地，絕不誇張。這有兩個原因。其一，香港的鮮魚美味可口。其二，香港的魚品種繁多，色彩奪目。跟其他釣魚高手一樣，我在釣技「巔峰期」時，只要有魚一碰釣餌，就知道是哪一種魚了。

釣魚是有「地頭」的——這與魚的習性有關。海雖大，但魚「聚腳」的地方就只有一些零星散佈的「魚竇」，而不同的魚聚處不同，釣者要有不同的釣法才有收穫。因此，大海雖是公有，屢有「斬獲」的垂釣只是一小撮人的「專利權」，外行者可羨慕而不可問津也。

五十年代中期，筲箕灣﹑西灣河一帶有四個釣魚高手，一時傳為佳話。持有亞公巖的釣魚「專利權」的是一個別號「冇辮」的人。在銅利棧（今南安坊）附近，黑鬼泉獨領風騷。在西灣河的海旁，劉唐予取予攜，所向無敵也。

持有者。那裡離岸約百呎之處，有幾百方呎的面積是黑群集之地。而黑吃餌時是把餌含吞，釣者只覺魚絲稍為加重，沒有其他感覺。感到魚絲加重，立刻放絲六吋，過了幾秒鐘，慢慢地將絲上提，若覺重量增加，再向上把絲一提，斤多重的黑如囊中物也。因為海是公用的，釣者的秘訣不能公開。我獲得太古二號牌的黑之秘後，每逢初一十五左右，月黑風小之時，花兩塊錢僱小艇（每小時一元），到自己的二號牌魚「塘」收取黑去也。釣友見我那樣神乎其技，驚為「天人」！令我最難忘的一次「釣役」，是一九五六年的一個下午。我借了一隻僅可容一人的小艇，左手搖櫓，右手下釣。

我當天用的是細如頭髮的三磅絲，在西灣河的岸邊水深五呎之處釣泥，殊不知一尾巨大的黃突然上釣，像潛水艇那樣「航行」。經驗告訴我，魚絲毫無顫抖的移動，巨魚也。但我的魚絲只可承受三磅，令我既喜且驚。我右手立刻把魚絲盡放，左手發狂地搖櫓，追魚去也。經過兩個多小時，十三斤重的黃終於被我弄到水面來，我一手抓魚尾，提到艇上，一時間不相信那是真實的事。第二天，我的左手動也不能動了。後來遠渡重洋，乘輪千里凌波去了。一九八二年返港任職後不久，某天下午，到鯉魚門一行，見到一家賣魚絲﹑魚餌的小店子，內裡有幾個十多歲的少年顧客，三十年往事，注到心頭，我不期然站，看個究竟。

坐在小凳上賣魚餌的是一個滿頭白髮的老人，他望前頭，自言自語地對那幾個少年顧客說﹕「你們見人家釣魚，就不自量力去釣有沒有聽過，當年筲箕灣那一帶，有四大『魚王』。一個是冇辮，一個是黑鬼泉，一個是劉唐」我見那老人不再說下去，忍不住問﹕「阿伯，那第四個是誰呀？」他不經意地應道﹕「那是高佬常。」然後他的目光轉到我的臉上，停了一陣，大聲叫道﹕「啊，你就是高佬常！」

一九九六年一月五日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以上是家喻戶曉的陶淵明的詩，今天重讀，分外嚮往！但我想，今天香港的中學生讀之，多半不會欣賞，因為他們難有那樣的心境了。

是的，我認為一個在香港土生土長的青年人，就算詩才比陶淵明高，也不可能寫得出這樣的詩。他從來沒有到過詩中之境，也沒那樣的生活體驗，要「作」也作不出來，要想像也難以想像出來的。

一九五七年七月我離港赴美，那時香港人口一百萬，世界人口二十五億。今天香港人口六百萬，世界人口六十億。比起陶前賢的時代，今天的人口更不知是上升了多少倍！在今天這樣人煙稠密的香港，要「采菊東籬下」，無疑是緣木求魚了。

友好簡慶福，性情中人也。他愛好藝術，又比我年長，當然知道「悠然見南山」是怎樣的一回事。數年前，福哥時來運到，竟然在扯旗山之巔購得一所有萬多平方呎花園的住宅，鄰近只有房屋三數間，算是「結廬在人境」了。然而，我到那裡逍遙一下時，竟然聽到一里多外的山下車聲，「無車馬喧」就談不上。俯首下望，西環一帶的三合土高樓林立，港海彼岸的工廠烏煙瘴氣，又怎可以「心遠地自偏」，「山氣日夕佳」呢？

福哥泰然處之，自得其樂，要做香港獨一無二的陶淵明。於是斥巨資，一大盆﹑一大盆的花呀樹呀，貨車源源運到，安置於花園中。本來是打算「采菊東籬下」的了，但風雨無情，做不得陶淵明，卻變成李後主﹕「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

可憐福哥，他那些以鈔票換來的一盆盆的花卉，要動用鋼線把盆子四周「抓」緊，好像是金字塔似的！

抗日戰爭後期，我隨母親在廣西一帶逃難，過了兩年多的田園生活，對「悠然見南山」之境有過一點體會，因此到了五十多年後的今天，還是白髮難忘。

不久前，我六十歲生日的那一天，以書法知名的黃君實寫了一聯贈我——是龔自珍與杜甫詩的集句﹕

別有狂言謝時望飛揚跋扈為誰雄

這是把我過於抬舉了。君實似乎不知道，好於「狂言」﹑「飛揚」的我，很多時喜歡獨處﹑「悠然」一下。我喜歡在「無車馬喧」的居所，數天足不出戶，四顧無人，靜靜地思考。我喜歡在完全沒有噪音的環境中，細聽莫扎特的鋼琴奏鳴曲，一遍又一遍地聽它十多遍。我喜歡在一個沒有月亮的深夜，鄰居沒有燈光時，獨自躺在草地上，望那愈看愈亮的天星，什麼也不想，直到曙光初露。我也喜歡在自己建造的園林中，拿剪刀修竹﹑理樹，幻想明年它們會長成怎樣的。

這些，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三年多前回港後，這些我喜歡的事，皆不可求。

生命的意義本來就是這樣——應該是這樣的。我們有時要群居，有時要獨處﹔有時要為米折腰，有時要悠然自適﹔有時要誇誇而談，有時要寂靜一下﹔有時要創作，有時要摹仿。

到馬場賭個痛快，天天麻雀打個不停，晚上酒樓大魚大肉，八卦新聞無日無之——這樣的生活，縱使富可敵國，美人左擁右抱，豈不是過於單調嗎？

雖然我只賭過一次馬，不懂得「打牌」，報章﹑雜誌﹑電視一律少看，但畢竟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許多事情，還是未能免俗。在香港營營役役十三年多，因為生活的單調而自覺有所失落。

舒巷城四十餘年前說過﹕「最深的寂寞，不是四顧無人！」在我個人來說，持久的熱鬧，身不由己的熱鬧，使我有難以形容的寂寞感。

為了生活，我們往往逼要群居，要熱鬧，也要接受彼此的污染。可幸的是，由於社會「集中生產」的規律，倒使一些人口有限﹑山明水秀﹑不喧不染的地方，生活費用格外相宜。不過，要找到這樣的地方，在香港在內地都不容易，但在外地不困難。只要我們能退一步，對物質的需求適可而止，采菊東籬下的地方還是可以找到的。

問題是，當今之世，我們要刻苦地工作數十年才可以過那悠然見南山的生活。這比起陶淵明只工作八十三天，就決定不再為五斗米折腰，相差一百五十倍。難道在陶前輩那時的世界，只有四千萬人？

歸去來兮！

二○○二年十二月十七日

抗日戰爭期間母親帶幾個兒女逃難到廣西，盲目亂逃，最後躲進一條名為那沙的小村落，有數十戶人家，都是目不識丁的。我大約七歲，在那裡的一個牛房住了一年多，沒有寒衣，是饑荒的日子。村民一生只有三個機會吃飯﹕家中有嬰兒滿月，婚禮，長者喪禮。其他時日，較為富有的可吃稀粥，次富的吃蕃薯，再次的吃木薯。後者有毒性，要先在水裡浸漂一段日子才可吃。據說抗日戰爭之前就是這樣，可見中國的貧窮由來已久。

母親堅強而聰明，帶六個孩子逃到那沙，不夠糧食，怎麼辦？她認為分享糧食，六個都不能生存，於是讓比我年長十五個月的哥哥先吃，其他就顧不及了。這哥哥之上有三位姊姊，更年長，可替人家修補衣物賺取一兩隻雞蛋之類，但我和比我年輕三歲的妹妹就自生自滅了。妹妹當時四歲，瘦骨如柴，到那沙之前桂林的醫生說她沒有生存的希望。我天天背妹妹在那沙曠野覓食，偷蕃薯，捉草蜢，生火燒給她吃。

六十年過去了，妹妹今天還在。

有兩件比較難忘的事，此前我提及過的。其一是跟我們到那沙的有五位男子漢，其中一位是國文老師。這老師帶幾本古文﹑詩詞的書，沒有紙張，更談不上筆墨，晚上他喜歡在燒松木的火光中看書吟誦，可謂書空咄咄了。母親不識字，羨慕識字的人，見到有國文老師在場，囑我跟他學習。但沒有紙筆，怎樣教？於是老師吟誦，我在旁背誦。不知字怎樣寫，也不知何解，只是背誦了很多﹑很多。後來長大了，知何解，但不一定知怎樣寫。這解釋了為什麼胡菊人常說我的古文了得，但不知我要常問朋友字怎樣寫。

其二是到了該村落不久，我患上瘧疾，每天下午四時起發冷個多小時。沒有藥，母親聽村人之言，每天按時要我到曠野遊玩，希望擾亂顫抖時間，太陽下山後才回家。這段回憶十二年前我以《光的故事》為文，記述每天瘧疾顫抖後在荒山細察光的變幻，是多年後在攝影上我用的光法自成一家的原因。

一九九三年我與陳復禮﹑簡慶福﹑何藩等在香港舉行四友攝影聯展，出版了攝影集。跟電腦的處理盛行，代替了昔日苦練的黑房功夫，更使我感到自己是個古人了。然而，未能以自己想出來的光法用彩色搞抽像攝影，一抒於懷，其感受是欠自己一些什麼的。

去年我想，回到那沙去吧。回到那沙去住一個月，從早到晚重訪六十年前見到的光與影，那寂靜的山頭，涓涓的小溪，那三個小孩不能環抱的大松樹，應該還在。太太把我善用的照相機找了出來。是的，我要把那沙的回憶以抽像的色彩與虛無飄渺的光表達出來。

困難是找不到那沙。左托右托，旅行社及公安局的人都幫忙過了。找不到。找到白沙及其他有「沙」字的村落，但沒有那沙。記憶所及，那沙是從廣西平南向荒山野嶺步行十個小時的村落，不知東西南北。姊姊的回憶是一個較近那沙的小鎮名丹竹。

有沒有朋友可以幫忙一下？

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澳背龍村不復存在了。曾經存在，在香港西灣河成安街對上的山頭。當年，成安街向山上行是成安村，再上行是澳背龍。戰前與戰後數年是沒有村名的，其後不知是誰起了這樣古怪的一個村名。

我是在西灣河太富街十二號出生的。此街早已不復存在了。一九三八年初，大約兩歲又四個月，我坐在澳背龍村的一塊地上看媽媽管工建房子。那是我最初懂事而今天還記得清楚的往事。太富街的生活沒有印象了。媽媽在澳背龍建房子我記得清楚。有一棵大樹在開花，是早春了。因為建築工人把碎石與石頭搬來搬去，媽媽要我坐在一個安全的位置觀看，不許動。媽媽管工，主要是管碎石﹑沙與水泥混合的比例。媽媽說，不看，建築工人會用少一點水泥，省點錢，是騙人的。她要我坐在那裡替她監管。看不到有騙人的行為，但混合的比例錯了時我就哭起來。

那是我的祖屋，很大的，屋頂上有用水泥沙浮雕的「1938」四個數字。這祖屋十多年前還在，後來政府要建什麼的，毀了。之前我趕到祖屋去，看看有什麼舊物值得保存。找到一九五二年以八十元（那時是不少錢）購得的宋拓漢朝的《婁壽碑》，證實是孤本，今天估價大約五十萬。

不足三歲讀幼稚園，小齡是因為逼要與比我大一歲多的哥哥同班。在離家大約二百英尺的鄰居上課，老師是一位仁慈而又美麗的吳姑娘。學生只有三個﹕哥哥和我，以及吳姑娘的小妹妹。

課本開頭是﹕「日，日出，日初出﹔起，早起，天明即起。」到了第三課就見到文采了﹕「今日天氣好，父親往訪友﹔騎馬去，騎馬回。」但上課主要是聽吳姑娘說故事。

過了一年，不足四歲，又逼與哥哥一起進入小學一年班。是西灣河電車路的永光小學，老師姓葉，很八股。我成為經典的留級生是從那時開始的。比小同學年輕一歲半是小很多，而老師八股，不知所云，動不動罰企或留堂，完全剷除了我的讀書意欲。我要到二十年後，二十四歲，才表演讀書神功的。

於今回顧，戰前的澳背龍村的日子是愉快的。上完了不知所謂的葉先生的課，我喜歡爬到桑樹上，坐得舒適，選摘深紅的桑子吃。家中有兩株番石榴樹，夏天常熟，早上摘下的好吃。我也喜歡用菠蘿葉織成小盒子，養金虎仔。拿出自己精選的金虎仔與鄰居小朋友的大戰，是難忘的玩意。應該是吳姑娘所說的故事，加上金虎仔之類的要自己想像改進的玩意，促成了我後來在學術上的想像力。

好景不常，一九四一年某天早上，正準備到永光小學上課時，日機轟炸啟德機場。我家在山上看得清楚。不用上學了，非常開心。但過不多久香港淪陷了。

整天要躲在屋內，不准出門。槍聲，炮聲，機聲，炸彈聲時有所聞，有時不絕於耳。盟機炸港所殺的人可能遠比日軍多。家養的狗帶回來零碎的人體殘肢常見。

過不到一年，媽媽帶其中七個孩子，逃難到廣西去了。爸爸是留在香港的。事後才知道，不逃的生活比逃的好。媽媽的本領了不起﹕帶七個孩子去，帶七個孩子回。

二○○三年九月十八日

讀陶傑寫中秋，不勝感慨。他比我年輕那麼多，怎可以見過我兒時見到的月亮呢？難道他的想像力真的那麼了不起？

沒有聽過中秋節是像其他節日那樣起自什麼典故。嫦娥奔月純屬虛構。我們不是因為嫦娥而親近月亮，而是因為親近月亮才發明了嫦娥。只因為愛見月華如水，我們發明了中秋節。

炎黃子孫天生就有詩意長在骨子裡。沒有月亮，古往今來我們不會有那麼多的詩人。可不是嗎？九百多年前蘇子寫《水調歌頭》，只開頭四句——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就以月亮寫盡詩人應有的氣質﹕詩意﹑文采﹑想像﹑深度﹑感情。我不相信其他民族的詩人有那樣瀟灑的功力。

西洋鬼子的節日我喜歡聖誕﹔炎黃子孫的節日我獨愛中秋。二者皆安息寧靜，雖然前者重於親友問好，後者重於獨自徘徊。

已故的母親是舊禮教的人，幼小時纏過幾天腳。沒有讀過書，但長得美，思想敏捷，過耳不忘。她是我遇到過的最聰明的人。然而，舊禮教還是舊禮教，每逢過年過節，母親總是搬出傳統那一套，墨守成規，永遠不變。中秋節晚飯後的賞月小吃，除月餅外，有花生﹑芋頭﹑菱角﹑沙田柚。

那時我們的家是在西灣河的山上，賞月是平看蟾華上升，俯視鯉魚門海面的月影銀光。海旁樓宇最高三層，而向右下望筲箕灣的海，漁艇點點燈火明亮，桅桿若隱若現，倒影在水面上彎彎動動的，彷彿海中幽靈。十二歲的哥哥彈得一手好鋼琴，免不了給我彈奏貝多芬《月光曲》的第一章。「慢一點吧！我喜歡彈得很慢的。」我老是這樣要求。「不可以再慢了，再慢音符就連接不起來。」哥哥老是這樣回應。

鄰居的孩子拿竹織的﹑蓋染紅沙紙的鯉魚﹑楊桃之類，內有燭光，在山頭上跑來跑去。我卻喜歡靜坐，聽哥哥的《月光曲》，看鯉魚門上上下下，獨自遐思。

後來一九五○年舒巷城給我唱《再會吧，香港》，我才知道自己從小慣見的月色是世間獨有。是詩人田漢寫的曲詞﹕「那兒有﹕筲箕灣的月色，扯旗山的斜陽，皇后大道的燈火，香港仔的漁光，淺水灣的碧波蕩漾，鯉魚門的歸帆飽張，宋皇台的蔓草蕪荒」俱往矣！

三十八年前太古船塢在西灣河建造了高樓大廈，昔日我家特有的筲箕灣月色也就廢了。這是新時代的代價。我要怎樣才可以重溫故月之情呢？到處都是高樓大廈，要不然就是車水馬龍，喧聲吵耳。報章上讀到的若不是殺人﹑自殺，以電腦高科技色彩印得紅紅的，就是什麼經濟不景﹑通脹通縮，又或者是什麼恐怖活動﹑政權鬥爭。新時代的代價是否過高了？

如果我是月亮，我會躲在雲中不照人間煩事。我會選寂靜的曠野，柳下荷塘，清風動草，才悄悄地從雲隙中亮相。蘇子昔日取之無禁﹑用之不竭的清風明月，今天再不是我們的了！

二○○五年七月十六日

在《南窗集》寫《廣西的日子》，提到七八歲時在廣西的貧苦農村生活了一年多，對田園的景色與農植的操作有深入的體會。今天老了，很想回到田園那裡去，過些寧靜的日子，寫書法，讀古書——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朋友很少知道，我愛寧靜。是昔日廣西農村的感染吧。我可以一連數天足不出戶，而如果屋外有園林，喜歡在那裡呆坐半天。我愛農植﹑果園，喜歡見到生物成長的變化與活力。愛魚塘，喜歡見到塘中的霞光殘照。愛與農民傾談，欣賞他們的天真率直。「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是多麼令人嚮往的氣息——不是比今天報章上的頭條高潔得多嗎？蘇東坡在《超然台記》說的「擷園蔬，取池魚」，對我來說，比什麼豪門夜宴高得多了。

當年在廣西田園過的是逃難生活，衣食無，苦得很，但多年來我還留戀，記的永遠是那令人陶醉的鳥語花香，雞犬相聞。

今天的生活好得多了，而在內地租用農地與池塘價格相宜。困難是要找到一個理想的地方。可以這樣算吧，在內地長租數十年數十畝農地，有很多果樹的，造魚塘，建三千呎舒適的簡樸房子，水﹑電俱備，有冷氣——二百多萬港元有餘了。僱用一對很懂得農植的夫婦，給他倆一間小房子，每年港元三萬足夠。自己的太太要用電腦沒有問題，長途電話可以打到北極去，放個鋼琴在客廳內，太太或劉詩昆替我彈奏起來沒有城市的噪音——陶淵明怎可以比得過我呢？

世俗之見不多，對富裕的生活不羨慕。但我這個人不蠢，不會把先進的方便科技埋在泥土中﹔如果出得起錢，不會反對在毫無雜聲的環境下以高檔次的音響器材播出高手演奏莫扎特的鋼琴協奏曲。我不會那樣傻，生病時放棄先進的醫療，跑到田園去採摘生草藥吃。花不起錢無所謂，但花得起，認為有所值，我是會花的。

對我來說，現代化的陶淵明生活是最好的生活了。困難只有一個﹕我的太太不那樣想。她常說自己是個城市女人。也難怪，她沒有在廣西逃過難。要怎樣才可以兩全其美呢？這是問題。

中國的經濟發展得快，在鬧市的郊區找數十畝有詩境的田園不容易，就是找到價格不相宜，何況租用農地，政府可以隨時徵用，雖然聽說補償不弱，但三幾年後被徵用，花去了的心血豈不是付諸流水？小鄉鎮的郊區可以找到合意的田園，但很寂寞，恐怕太太受不了。

我於是決定從地圖上印上了名字的鄉鎮入手，不可以滿足太太的城市品味，但有些小食肆與有趣的小店子，要求太太多留兩三天不會吵起來。

最近找到一處地方（絕對是秘密，為恐讀者捷足先登——一笑），還在商討中。不是價格的問題，而是我專長的佃農分成的合約協議。有個不小的果園，收成有收入，我那份多一點或少一點可以不計較，重要的是施肥﹑殺蟲﹑剪栽等重要工作要有適當的監管處理。牽涉到果園的佃農分成不多見，而如果管理失當，果樹的命運不堪設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