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蘇聯人給夏蘭斯基指定了一位律師

1978年6月，美國國會監督赫爾辛基協定的執行機構，美國歐洲安全與合作委員會決定召開一次關於夏蘭斯基、亞歷山大金斯伯格和尤里奧洛夫案件的聽證會。我受到邀請代表夏蘭斯基申訴，愛德華貝內特威廉姆斯代表金斯伯格，拉姆齊克拉克代表奧洛夫。



這次聽證會給我們一次陳述委託人案情的好機會，因為委員會有正式評價赫爾辛基協定執行情況的責任。我向委員會彙報了夏蘭斯基的最新情況，通知他們蘇聯當局已經指定，一位叫西爾維亞杜布羅夫斯卡雅的律師作夏蘭斯基的辯護人。…

17、 「他講真話，而且他用英語講真話」

我們隨即決定，組織一些著名的美國人組成一個委員會，來分析克格勃不肯考慮的那些證據。這些材料隨後送到蘇聯，加進夏蘭斯基的調查材料中。



該委員會成員包括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威廉麥克吉爾，愛達荷聯邦參議員弗蘭克丘奇，民權活動積極分子貝阿德魯斯汀，等等。這次聽證會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會議室里舉行。…

我告訴波羅維克，實際上我還參與了此案的被告辯護工作。我建議蘇美兩國律師和記者共同努力在兩國改善侵犯人權的狀況。對我們來說，和蘇聯對手的舌戰是一場勝利。我們利用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把夏蘭斯基案帶到美國的千家萬戶。



《紐約時報》評論道：

這場辯論的第一輪就已證明，它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抗爭。俄國人在對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碼尊嚴，或德肖維茨教授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做的積極主動辯護時，都無法招架這場轉播精彩地告訴我們，這個國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實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穢黃色物品問題上的辯論對手，比《紐約時報》更為捧場：…

16、電視辯論

我與阿維塔和其他朋友、夏蘭斯基的支持者商討了一番，我們決定得繼續施加影響。在1977年6月，向美國公眾提出夏蘭斯基案件的極好機會到來了。



由於蘇聯的形象在歐洲共產黨人心目中每況愈下，幾個月前蘇聯當局曾建議在義大利電視上舉行一次辯論，由蘇聯和義大利各出三名代表就人權問題進行辯論。這場辯論的結果證明蘇聯在宣傳上取得了重大成功。…

利普希茨提醒我，政府的政策是從不出面否認任何間諜指控。我告訴他，肯尼迪總統曾為巴洪教授發表過聲明。他們答應把這件事呈報最高當局。我起身告辭時，在整個會見期間幾乎一言不發的斯圖爾特，建議我準備一份備忘錄，勾勒出幾種不同方案，以供政府考慮。



我回到劍橋去草擬備忘錄。現實地說，這份備忘錄將作為我獄中委託人的第一篇申訴書，不是呈遞給蘇聯當局而是寫給美國政府的，而美國政府可能會對此案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幫助我準備申訴書的是尤里維克斯勒，就是那個在莫斯科猶太教堂里碰到的小夥子，他那時正因拒絕應徵服役而面臨被判徒刑的後果。



夏蘭斯基被捕時，尤里已經移民，他在一篇文章里寫道：…

15、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夏蘭斯基被捕幾天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女人說著結結巴巴的英語，自我介紹說，她是阿納托利的妻子阿維塔夏蘭斯基。她要求我幫助她丈夫。



我通過翻譯交談下去。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托利亞是夏蘭斯基的昵稱。）



我告訴阿維塔，蘇聯當局不太可能允許我以他的名義在蘇聯法院出庭。她說她懂，但托利亞需要一位美國律師，一位能夠把他的案子在美國公佈於眾的辯護士，把這案子轉達給總統、國會、新聞界、傳給美國人民。



你願意當這樣一位律師嗎?…

安德烈薩哈羅夫每次都要夏蘭斯基。在他召開記者招待會時做同聲傳譯。來訪的美國要人要求會見人權運動組織時常常指名要他負責安排。美國記者，如《洛杉磯時報》的羅伯特托恩公開稱他為有關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的消息來源。



這樣，夏蘭斯基經常被拘留，被抓起來盤問，特別是外國要人準備來訪問，或即將召開記者招待會的時候。在一次拘留時兩個抓他的克格勃人員要跟他下象棋。阿納托利答應，只要輸的人肯在地上爬，他就肯和他們下。



幾分鐘后，阿納托利就看到了極難得的兩個克格勃官員跪在地上的景象。



當赫爾辛基監督協會在1976年成立時，該組織的精神支柱尤里奧洛夫和安德烈薩哈羅夫建議，由阿納托利夏蘭斯基代表猶太人移民運動。…

14、赫爾辛基監督協會

在劫機案審判后的幾年裡，一個新的猶太領導核心開始出現。它和著名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領導的民主運動有更緊密的聯繫，它仍然保持著猶太人的特徵，把注意力放在移居國外上。



美國和蘇聯1975年簽定赫爾辛基協議后，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宗教領袖、民族主義者和不准離境者,成立了一個非正式的監督小組，監督協定中有關人權的條款在蘇聯執行情況。



這個小組後來被人稱作赫爾辛基監督者或赫爾辛基守望者，它在1976年5月12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很快又在烏克蘭、立陶宛、喬治亞及亞美尼亞成立了分支。…

13. 一個國際陰謀故事

克里姆林宮一直沒有任何反應，我們竟等了好幾年。

終於在1979年4月27日，一架蘇聯民航機衝破遮天蔽日的濃霧在肯尼迪國際機場降落，然後被拖到遠處的一座周圍用柵籬隔開的機庫，外面的人看不見裡面的情況。

這時7輛黑色轎車駛到蘇聯民航機後面的艙門，從裡面帶下來…

12 平卡索夫案

這樣，在聖誕節放假期間，我們再次去以色列採訪猶太移民，並結識一些新的委託人。我們會見的人當中有雅爾塔平卡索夫，她就是德爾本特那個一條腿木匠的妻子。



她對我們說，她丈夫是冤枉的。作為有經驗的刑事訴訟律師，我們對家人的無罪主張都持保留態度。對他的指控在這個案子里似乎沒法再明確了，因為亂收費在蘇聯私人工匠中是家常便飯。…

11 西爾娃·莎曼莎森獲釋

到8月底以前，我們什麼消息也沒收到。突然西爾娃查爾曼森被釋放了，理由是出於健康和人道主義的考慮，報道中說她患有腸胃潰瘍和肺結核。雖說我們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來證明這是我們工作的成果，因為很多人都在呼籲釋放她，但我們還是感到歡欣鼓舞。



不管怎麼說，她的釋放與我們的申訴努力不會毫不相干，因為在為她呈交的申訴中強調了許多關於她身體和精神健康惡化的詳細報告，特別要求總檢察長運用他的地位去關心她的情況，盡一切可能給她幫助，改善她的情況，還建議全部或部分免去尚未服完的刑期。…

10 「我與他們有一種手足之情」

令人精神振奮的蘇聯和以色列之行回來后，我們覺得，現在是踏踏實實地坐下來準備馬利亞洛夫批准呈送的法律文件的時候了。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我聯繫了辦公地點，安排了速記員，購置了打字設備，雇了翻譯。



辦公室的套間就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我們在劍橋和波士頓儘可能到處搜索用西里爾字母的打字機。我們把哈佛法學院圖書館收藏的蘇聯法律書籍中很大一部分搬到我們的辦公室里來。我們找到了兩位在蘇聯受教育的律師自願幫忙，並找了好幾個俄文打字員和翻譯，以及兩個剛剛畢業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里工作的年輕人。我們這支由十四五人組成的隊伍，1974年5月20日在劍橋正式成立。…

9 「所以一個美國律師就到莫斯科來了……」

正當我會見這些猶太人時，塔爾福德泰勒和喬治弗萊徹在他們旅館房間里等待著魯登科總檢察長的電話。總檢察長的電話一直沒有來，他們就到最高檢察院和最高法院去找。他們被告之，魯登科正在休假，斯米爾諾夫得了急病，不清楚這兩個人是否能會見美國客人。他們要求這兩個美國人回到旅館去等候通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過去了，沒有人打電話來。



星期五是我們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天，下午四點鐘還是沒有消息。泰勒和弗萊徹開始收拾行李準備動身回國。弗萊徹不打算空著手回家，所以他想步行去附近一家書店買幾本俄文書。他剛一離開，電話鈴就響了。（弗萊徹的行動受到跟蹤嗎?…

8 「記下來，把一切都記下來……」

使我們感到意外的是，所有4本護照的簽證申請都得到批准。我們分別踏上去莫斯科的旅程，預先約好到時在莫斯科民族飯店的大餐廳見面。



埃隆和我按時到達約定的飯店，坐在餐廳里等待。可是泰勒和弗萊徹蹤影全無。



當我等得心煩意焦時，侍者一次又一次地給我杯中斟滿伏特加酒，給埃隆的杯里倒百事可樂。什麼意想不到的事都會發生，我們沒有商量好萬一這種情況不行又怎麼樣，在莫斯科實際上沒有辦法找一個美國人，因為蘇聯國際旅行社只是在旅遊者到莫斯科以後，才具體安排他們去某家飯店住宿。…

7 偷運出來的日記

有些曾經和庫茲涅佐夫關押在一起的牢友告訴我們，他寫有一本獄中日記。在獄中，他們懷疑這本日記是否有重見天日的機會，因為監獄管理當局定期搜查，對收繳的文字材料一律銷毀。



偷運東西的唯一機會是在親屬探視時，通常是在一間小木屋裡，可以和妻子或父母待上一整天的時間，在這一天里很少有人攪擾他們。可是，在囚犯和家屬進入小屋之前，他們都被脫光衣服進行搜身，身體上每一個可以藏匿東西的地方都檢查過。…

4 「分期執行死刑」

法官隨後退庭考慮判決和量刑。（蘇聯有個古老的說法：上天決定婚姻，克里姆林宮決定生死。）所有的被告都被認定有罪。庫茲涅佐夫和迪姆西茨被判死刑，槍決執行。



其他人分別判處4年到15年的有期徒刑。宣讀死刑判決時法庭里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和歡呼。但是歡呼死刑的掌聲並不來自世界的其他地方。



教皇發表聲明，希望基於一種人道主義的立場，赦免這兩個被譴責的人的生命。西歐的共產黨呼籲對這兩個人緩刑。（美國共產黨一如既往，對此緘口不言）。安德烈薩哈羅夫同時給美國總統尼克松和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尼古拉波德戈爾內發了兩封信給尼克松的信是表示支持一位年輕的美共黨員，安傑拉戴維斯，他因被指控向革命者提供武器而可能被判長期徒刑；給波德戈爾內的信則支持庫茲涅佐夫和迪姆西茨。…

3 「這些傢伙都該處以絞刑」…

愛德華和西爾娃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普特曼接著談了細節，庫茲涅佐夫提出疑問：總共多少人? 這些人可靠嗎?…

2 「我們有一位經驗豐富的飛行員」

這個故事發生在1969年，當42歲的馬克迪姆西茨，一個猶太飛行員，碰到38歲的猶太人積極分子希萊爾普特曼時開始的。



迪姆西茨是共產黨員，在列寧格勒當工程師，他一直不能開飛機，僅僅因為他是猶太人。普特曼既是律師，又是工程師，他是列寧格勒猶太人社團的領導人，講授猶太歷史、語言和文化課。



迪姆西茨極想移民到以色列去，在那裡他就能當飛行員了。但是蘇聯政府不批准他的申請。普特曼也想移民去以色列，但他的努力也沒有成功。還有幾百名猶太人遞交了護照申請，同樣都遭到拒絕。…

1 蘇聯猶太人法律保護計劃

在1972年秋猶太保衛同盟謀殺案訴訟剛開始時，被告和律師們經常一起去紐約一家叫什穆爾卡伯恩斯坦的著名猶太美食店吃午飯。什穆爾卡很可能同情這些被告，因為我從未見他收過飯錢。



我們一邊吃飯，努力消化滋味辛辣的羅馬尼亞風味帕斯特拉米熏牛肉，一邊聽著猶太同盟支持者的高談闊論，這中間也有同盟領導人麥爾卡漢和他的副手伯特茲維本，他們談到蘇聯猶太人的困境：他們正在精神和肉體上被滅絕。



可是你們這些中看不中用的自由派又做了些什麼呢? 一事無成！你們和那些眼睜睜地看著600萬兄弟姐妹, 被納粹扔進毒氣室而緘口不言的美國猶太人沒有什麼兩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