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告訴波羅維克，實際上我還參與了此案的被告辯護工作。我建議蘇美兩國律師和記者共同努力在兩國改善侵犯人權的狀況。對我們來說，和蘇聯對手的舌戰是一場勝利。我們利用電視這種大眾傳播媒介把夏蘭斯基案帶到美國的千家萬戶。

《紐約時報》評論道：

這場辯論的第一輪就已證明，它是一場激動人心的抗爭。俄國人在對付赫斯伯格神父提出的人的起碼尊嚴，或德肖維茨教授為蘇聯持不同政見者所做的積極主動辯護時，都無法招架這場轉播精彩地告訴我們，這個國家提倡自由概念，也實行自由概念。

威廉巴克利，我在淫穢黃色物品問題上的辯論對手，比《紐約時報》更為捧場：

我建議給羅伯特凱澤、艾倫德肖維茨和西奧多赫斯伯格神父頒發自由獎章。由於美國隊的出色雄辯，蘇聯隊的表現只能說是略遜一籌。

辯論結束后，我們都去華盛頓一家飯店參加招待會。我一直陪著阿維塔夏蘭斯基。第二天的《紐約時報》報道了以下戲劇性的衝突場面：

蘇聯猶太人阿納托利夏蘭斯基被流放的夫人，在招待會上與兩個訪美蘇聯律師發生了衝突。由艾倫德肖維茨教授引著，夏蘭斯基夫人穿過熙熙攘攘的人群，面對面地走到謝苗吉夫斯教授，前吉夫斯教授問夏蘭斯基夫人娘家姓什麼，他認為她只是夏蘭斯基的女朋友，而不是他妻子。

這時候，蘇聯辯論隊的另一個成員，記者金利克波羅維克注意到《紐約時報》的一位記者正在作筆記。這位教授立刻中斷談話拔腿就走，一邊對夏蘭斯基夫人說，把報紙攪和進來對你丈夫沒有好處。這也正是我們時刻擔心的問題。

新聞媒介對夏蘭斯基的報道越來越多，會不會發生逆反作用? 會不會反而使克里姆林宮堅持干到底? 我們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爭議，可是最後還是由阿維塔來決定：托利亞的方式就是把一切都公開，去對抗，而不是躲躲閃閃。

如果他能在這裡給我們提出意見，他肯定會讓我們儘可能地把他的案子在報紙上公布。這是他希望之所在。這樣，我們就繼續鼓動新聞媒介和公眾輿論支持我們的努力。

到這時，我們已經能夠猜想到，克格勃的調查工作早已如火如荼地進行著。克格勃傳訊了幾十個證人，包括許多著名的不准離境者和人權活動積極分子，還有一位美國記者羅伯特托恩，他曾在莫斯科一條街上被捕並審訊多日。

我們傳話給莫斯科不准離境者基層組織，每個受傳訊的證人一旦獲釋就應回憶傳訊內容並記錄下來。我在托恩回到美國后立即請他回憶審訊內容。了解到向證人訊問的問題后，我們就可以整理匯總出克格勃究竟準備給夏蘭斯基定些什麼罪名。

連著幾星期我們對這些問題做了摘要整理。有兩個結論看起來越來越清楚：一是克格勃正在準備以間諜罪和叛國罪對夏蘭斯基起訴；二是克格勃不給證人提供對夏蘭斯基有利證據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