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我與他們有一種手足之情」

令人精神振奮的蘇聯和以色列之行回來后，我們覺得，現在是踏踏實實地坐下來準備馬利亞洛夫批准呈送的法律文件的時候了。作為這個項目的負責人，我聯繫了辦公地點，安排了速記員，購置了打字設備，雇了翻譯。

辦公室的套間就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我們在劍橋和波士頓儘可能到處搜索用西里爾字母的打字機。我們把哈佛法學院圖書館收藏的蘇聯法律書籍中很大一部分搬到我們的辦公室里來。我們找到了兩位在蘇聯受教育的律師自願幫忙，並找了好幾個俄文打字員和翻譯，以及兩個剛剛畢業在紐約的律師事務所里工作的年輕人。我們這支由十四五人組成的隊伍，1974年5月20日在劍橋正式成立。

我們這個從事國際業務的律師事務所，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擁擠不堪的辦公室里日夜不停地幹了幾個通宵，工作量巨大驚人，手頭共有19個案子。每個案子都需要單獨的申訴和宣誓簽字證詞，都須用俄文和英文書寫。我們還得準備大量的申訴書，包括主要的法律問題。一句話，我們得完成50多份法律文件，實際上，這些都要從打草稿開始。當我坐下來開始工作時，心頭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雖說我還不曾見過一個作為我們委託人的蘇聯猶太人，可是我覺得他們與我情同手足，就好像我們已相識多年。我發覺自己用親熱的綽號埃迪克尤西稱呼他們，而不是用正式姓名。

我從未如此親密地和自己的委託人認同過，儘管我與他們從未見面，可是在我內心深處，我知道總有一天會見到他們，我會喜歡他們的。為了起草申訴書和撰寫法律備忘錄，我們必須利用一晚上的時間自學全部蘇聯刑法和刑事訴訟法。

幸運的是蘇聯的法制完全是依靠法規和行政規定組成的，不像普通法那樣建立在判例的基礎上。成文法相對來說數量不多，總的來說也不難掌握，而按普通法制度必須加以研究的判例則卷帙浩繁。

更可慶的是哈佛法學院圖書館藏有這些蘇聯法的英文版本。這樣，經過一番蘇聯法的速成課，我們已經做好寫申訴的準備。時間非常緊迫，因為泰勒已經定好幾天後去莫斯科會見總檢察長魯登科，會見時他將試著面呈我們準備的法律文件。

我們在泰勒走前才完成這些文件，在他登機前幾分鐘才把申訴書的複印本從謄寫房裡取回。這回魯登科出現了，泰勒見到了他，談了幾個小時，魯登科接受了我們寫的法律文件。

現在，我們需要等待。幾個星期過去了，一直沒有消息。6月27日尼克松總統到莫斯科舉行最高級會談，我們勸說他的法律顧問給在莫斯科的美國總統一行人拍了一份電報，要求把我們的案子包括在他要提出討論的會談內容中。我們寄去了申訴書的副本。後來我們得知這些案件在雙邊會談中被提出來，並在會談中進行了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