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審判

後來，蘇聯當局宣布，將於1978年7月審判阿納托利夏蘭斯基的重大叛國罪。具體罪行是：在1974年和1977年之間，被告曾向西方外交人員、情報人員及一個在莫斯科披著記者外衣的外國軍事情報機構特務提供國家機密。

對這種指控的最高刑罰是死刑。這個消息使我們感到手腳冰涼。在正式宣布對夏蘭斯基將以重大叛國罪起訴之前，我們一直懷著希望，不管這希望是多麼渺茫，我們都認為他有可能會被釋放，或以較輕的罪名起訴。

可是，一旦宣布進行叛國罪審判，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我提出簽證申請，去蘇聯代理我的委託人，或至少是旁聽審判。夏蘭斯基的歐洲律師、加拿大律師及其他人也提出了同樣的要求，但是這些申請要麼被拒絕，要麼乾脆不予理睬。

在審判前幾天，各種活動頻繁。我在全國各地穿梭行走，在群眾集會上，在議會大廳里，在電視上代表我的委託人講話。隨著審判接近尾聲，我的沮喪也隨之增加。

雖說全世界許多人都聲援他，但阿納托利只能孤零零地，站在被告席上為自己辯護。他不能和他的家人、朋友或支持者講話。

他母親被排斥在法庭之外，安德烈薩哈羅夫和其他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猶太事業活動家都不准旁聽審判。

蘇聯人宣布，審判是公開的，座位都已坐滿了。只有阿納托利的弟弟列昂尼德，被允許進去在後排旁聽，這樣他成了阿納托利與外界的唯一聯繫。好幾次這兩兄弟在走廊里迎面而過，得以相視而笑，互致問候。

列昂尼德感到無比驚異，經過差不多一年半與外界隔絕的拘留和審訊，阿納托利並沒有失去他的勃勃生氣、他的熱情、他的幽默感。在與弟弟擦身而過時，他第一句話是你有點胖了，一邊拿出一張揉皺了的阿維塔照片晃了晃，這張照片他時刻地帶在身邊。

可是他表面上的鎮靜掩蓋著內心的惆悵，阿納托利知道他的命運已經不可更改地決定了。當我讀著審判報道時，我決心最後一次嘗試以我的委託人名義向法庭呈遞申訴。

我徹夜不眠地起草最後陳述，如果允許我在蘇聯出庭的話，我將宣讀這份最後陳述。我用電傳給法庭發去這份申訴書，並在《新聞周刊》和《國會記錄》上發表。我的聲明部分如下：

尊敬的法官閣下，我在此以一個已被蘇聯新聞媒介、蘇聯共產黨和政府高級官員宣布有罪的人的名義發言。我很清楚你們肩負的重擔：

你我都知道在半個世紀的蘇維埃歷史中，從未有過一個法官曾經投票認定，一個被控犯有叛國政治罪的被告無罪。但我仍然要求您們毅然拋去身上的桎梏，以司法人員崇高的節操行事，作出正確誠實的裁決。

確實，如果指控不那麼嚴重的話，它們就成了一場笑話。想想看，美國的情報機構是多麼無能，竟然招募像夏蘭斯基這樣的人做間諜。他的電話被竊聽，他的一舉一動都公開地受監視，他的同屋是一個克格勃坐探，夏蘭斯基是間諜戰候選名單中最壞的人選。

想想看蘇聯反間諜機構又是多麼愚不可及，竟然允許像夏蘭斯基這樣的人一個公開宣稱對以色列忠誠的人，一個要求移居去以色列權利的人接近軍事情報。

當你我兩國在紐倫堡對納粹戰犯進行審判時，有個德國法官曾為他判處一個無辜的猶太人死刑而辯解。他爭辯說，在一個案件中順從納粹黨的指示，他就可以延緩種族滅絕的進程。由你我兩國法官組成的紐倫堡法庭駁斥了他的辯解，共同聲明：故意認定第一個無辜的受害者有罪之日，就是司法墮落毀棄之時，它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司法正義的泯滅。在此我懇請您們，在做出類似悲劇性決定時捫心自問，三思而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