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要求被告保證不控告警察，以此為撤銷刑事控訴的先決條件，這種例子不勝枚舉。法官通常和他們的警察有貓兒膩。當法官被當事人的犟脾氣惹惱時，更是經常由著個人意氣輕率從事。勞拉的電話提供了向上一級法院反映這種濫用權力、目空一切的司法作風的機會。保持精神病醫院體制的正直也很重要，要保證一定不能用把精神不健全的人收監來懲罰那些行使自身法律權利的病人。

長期以來，我就對精神病患者的權益問題感興趣。在法學院上學時，我曾協助幾個教授搞這方面的研究，畢業后我給戴維貝茲隆法官做文書，他是美國司法界在法律與精神病學之間的關係理論方面的權威。

1964年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第一次開創並教授這一課程。1968年我發表了第一篇法學論文，題目是：法律程序中的精神病學：一把兩面開刃的利劍。（該題目是從小說《卡拉馬佐夫兄弟》一書中感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書中說，心理學之深厚奧妙，就像一把兩面開刃的利劍你可以用它證明任何事情。）在那篇論文中，我批評精神病醫生和律師都輕視、忽略精神病患者的民權。

在文章結束時，我呼籲律師在精神病患者收監聽證會上要積極為病人著想：絕不應把法律寫得好像醫學名詞；絕不能允許法庭的裁決成為精神病的論斷；沒有不能用律師熟悉的語言寫出來的法律問題，也不應用非法律專業的語言來寫。對精神病患者進行民事收監處理是個法律問題；只要在處理這個問題上使用壓力，或剝奪自由，不管是州政府、教會、工會、大學或是精神病醫生，這個問題就成了法律問題，律師必須立刻加以干預。

布蘭戴斯大法官說得對：經驗應該教會我們，在政府表示所作所為皆是善義之舉時，更要做好保衛自由的準備。生來自由的人們，自然地反抗邪惡的統治者對他們自由的侵犯。對自由的最大危害潛伏在熱心好意然而並未領悟自由真諦的人們對它不知不覺的侵害之中。從那時以來，我已寫過許多文章，並在課堂里深入地講到過精神病患者的權利，可我卻從未實際上在一個民事收監處理案子中代理過被告。

我決定把此事直接向本州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報告。根據馬薩諸塞州法律，州最高法院的法官有權在特殊情況下頒發人身保護令，以便把身陷囹圄的人釋放出來。我決意說干就干，既強調該案的重大意義，又加重指出在該法官原來裁定釋放之後又繼續關押病人，每一分鐘都是在繼續濫用法院的權力，它危害著整個精神病治療體制。我和學生們定好明天中午12時為最後期限，隨即開始馬不停蹄地進行調研，起草法律文件。

到第二天早晨，我們已準備好一份文件的草稿，我通知州司法部長辦公室：向布魯因法官和該醫院院長提出控訴。上午11點30分，我們來到州最高法院並提出舉行緊急聽證的要求。一開始，文書部門對我們請求法院下令迅速釋放病人的要求不甚支持，但我們寸步不退。最後，當時主持法院事務的法官赫伯特威爾金斯表示願意在下午1點，即對最近通過的一項規定公立學校進行祈禱必須是自願的這條爭議很大的州法規聽證完畢時，聽取我們的申訴。

我進入擠得滿滿當當的法庭，坐下來聽那個祈禱案的辯論。這個聽證會結束以後，人們都走光了，我走到講台前感到活像一個插科打諢的小丑，在最後一個脫衣舞女表演完畢，輪到他出場時，劇場已經空空蕩蕩。我開始陳述案情：

下午好，法官閣下。本人現在緊急請求法院立即下令釋放一位被關押的婦女，她因為表示可能行使她的權利去控告關押她的醫院而被法庭裁決做收監處理。與本案有關的事實有三：

一，在聽取了政府對關押病人全部原因的陳述后法官做出結論，並裁定將病人釋放；

二，這時，病人發表了一些言論，其中並無與精神病有關或明顯危險的內容這些言論只表明她有權提出訴訟。說這些話只用了約30秒時間；

三，法官以這30秒鐘表示要提出訴訟的言論為理由，改變主意，把裁決釋放改為裁決收監處理。我們的國家在使用精神病院的上與世界上另外一些國家相比一直引為自豪。很多人都曾明確宣稱，今天美國精神病醫院裡的病人沒有一個是因為行使自己的政治權或法律權而被關押的。而我現在站在您面前，法官閣下，這種講法已經不再是事實。勞拉現在被關押在威斯特波洛州立醫院裡受罰，僅僅因為她行使了她的政治和法律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