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兒威爾金斯法官猛地插進來，問：收監聽證程序是怎麼開始的? 我就我所知的解釋道：

大約20天前，這個婦女去訪問她的表兄，他是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她在那兒住了一晚。在這段時間裡，她的表現在她表兄看來似乎是紊亂不安。於是這位表兄召來警察，把她本人帶到劍橋市立醫院要求加以監押。她在法庭聽證中自己充當自己的律師。她曾經上過精神病法醫學課程，在法學院入學考試時成績是700分，加上她曾上過法學基礎課程，使得她自認足以勝任律師工作。我現在並無意對此事進行評論，法官閣下。

可法官卻說對於一個面臨收監處理的人來說，是否有能力為自己辯護確實值得懷疑。我完全同意。確實如此。這些情況我猜想都已被法官考慮到了。儘管如此，在她的證據面前，在她進行質證的結論面前，法官裁決釋放她出院。這正是我們現在要求加以執行的裁定。

法官閣下，正像那位法官剛說完釋放，政府就插進來說，順便提一句，法官閣下，你知道這被告是個黑人，不是白人嗎? 然後法官就說，呵，是黑人而不是白人，那我裁定她收監處理。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會知道接下去會發生什麼情況。推翻裁定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在本案中推翻原裁定的理由是完全無效的。法官隨後把州司法部助理部長召來陳述政府的立場。助理部長承認我提供的事實確鑿無誤，但他辯解說，法官閣下，這裡沒什麼不合法的地方。威爾金斯法官表示不能苟同：

在我看來，該法官好像認為他是由於她威脅要對簿公堂而決定把她收監的，這種立場對我來說是站不住腳的。

助理部長回答說，勞拉的聲明可能使他得到了她有精神病的更多證據。威爾金斯法官隨即作了臨時性的結論：

那麼，我肯定地認為她應該被釋放出院問題是，從現在開始，程序上又出了什麼問題。

他接著問我，我是否能向他保證：

她家裡的人正在用一種對她有幫助的方式，也可能是最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並不具有作出這種保證的地位：

法官閣下，我今天早晨努力想回答這個問題，可我必須向您彙報，我並沒有得到這類保證。照我的理解，部分原因是這位年輕婦女和住在加利福尼亞的家人歧見極深，我認為她不能從家庭方面得到直接的幫助。這位病人已申明，如果由她選擇的話，她現在無意處於政府的照管之下。

威爾金斯法官隨即結束聽證，他說他要研究一下這件事。我結束申訴回到辦公室。1個小時后，法院打電話來，通知我威爾金斯法官已簽署了一份裁定書，命令精神病醫院院長釋放勞拉出院，必須無條件即刻執行。裁定書的結論中有如下重要段落：

以提起訴訟相威脅並不是把原告作收監處理的合法理由，也不是繼續開庭收集更多證據的理由。因此原告應從精神病院的拘押中解放出來。我希望原告能從私人方面得到幫助。

私人的幫助實際上是幫她找個地方住，給她感情上的慰藉，給她進行治療。一星期後，她登上了一架國際班機前往以色列，在一個新移民的集體農莊定居。至今為止，她已經給我寫過好幾封信，告訴我她心情愉快，生活很好。這些信里你可以看出，她很可能患有精神病，但她看起來在用田園牧歌的鄉村生活與之對抗。跟法官說去吧！以打官司相威脅從來也不應該是政府部門把一個當事人收監或作出其他懲罰的理由。可是，可悲的現實是公民常常因為行使他們的權利而受到懲罰。

法院或警察習以為常地要當事人放棄他們向抓人的警官提起訴訟，作為釋放的先決條件。被捕的人也只好忍氣吞聲乖乖地簽字畫押，放棄控告警察的權利，否則警察就會訛詐他，說如果拒絕簽字，就把他關起來。很少有人願意在獄中多待，所以他們情願簽字放棄訴訟權。在勞拉的案子出現前幾個月，我本人就成了這種做法的犧牲品，這種令人惱怒的回憶在我決定做她律師時仍然記憶猶新。我的案子發生在范威公園那個生氣勃勃的環境里，當時波士頓的紅襪子隊正在與紐約的洋基隊舉行棒球大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