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書本和筆記，正要離開辦公室去上課，這時電話鈴響了起來。我不想接，因為它來的太不是時候我馬上就要去接我的授課同事艾倫斯通博士，他是一個精神病學專家，在哈佛法學院教書，他和我一起教這個精神病和法律課程已有10多年了。

今天要講的題目是精神病學中的政治因素，我準備談談蘇聯把持不同政見者關進精神病院的情況。我還準備評論一下美國的情況，就像以前每次講這個課一樣，即在美國，把精神不健全的人送進精神病院也引起了有關法律和政策的嚴重問題，但一般都不帶有露骨的政治目的。可我終究拿起了電話，談話的內容竟使我毅然決然地改變我的授課內容。我剛剛被布魯因法官下令收進一所精神病院，打電話的人用焦躁不安的口氣說。

由於這些年來我接到過不少這類電話，我要打電話的女人介紹一下情況。她告訴我，三星期前她到劍橋來看她的表兄。那天晚上她情況很不好，叫人搞不清楚她到底是怎麼回事，於是她表兄召來了警察，把她收進精神病院。法院在今天上午到醫院一間臨時權充法庭的屋子裡開庭討論她的情況，在這之前，她一直被關在裡面。

由於她以前上過法律基礎知識課，念過一個精神病法醫學課程，這樣她做了個愚不可及的決定在聽證中自己為自己辯護。到出問題之前她干得還不錯。政府把她送進精神病院的理由，主要是根據醫院一位精神病醫生的診斷，認為她患有妄想狂類精神分裂症。給我打電話的人（我叫她勞拉）對精神病醫生進行了質證，找到了她的證詞中一些不實之處。政府陳述完畢，法官立即作出以下口頭裁定：根據我剛才聽到的作證，茲決定允許該病人出院。這本來應該使這樁公案了結，可就是有人不懂得見好就收適可而止這個道理。勞拉接著說道：

我希望這位心理醫生對我所作的診斷的證詞可以列入記錄。我要求證明我的清白無辜為今後可能給我帶來的訴訟考慮，我希望聽證繼續進行下去，並把這些記錄在案。

布魯因法官一聽到今後的訴訟這幾個字就變得怒髮衝冠起來。他轉身對著病人說，根據這些言論，我決定把你收監。臨時法庭的旁觀者一開始以為他是開玩笑，可是他嚴厲地重複他的裁定：病人應予收監。因為我曾經從被收監的精神病人那裡聽到過各種奇談怪論，我已經學會對他們講的話大大地打一番折扣。我問勞拉，聽證會有沒有記錄或錄音來證明法官說了這些話。

她告訴我，沒有記錄抄本，也沒有錄音，可她有一個律師朋友在場記了筆記。我打電話給那個律師朋友，她證明勞拉講的實質性內容確實不假。我讓這位律師待我下課後立刻前來辦公室洽商。到教室開始上課後，我講到這個電話的情況，表示有興趣代理這個病人。我問學生中是否有人願助一臂之力。我說，如果事實真像勞拉和她的朋友所講的那樣對此我心裡打了個大大的問號那麼，這很可能是政治性的濫用精神病收監法規的好例子。

這件事看起來非常清楚，倘若法官在政府陳述理由之後已經準備允許勞拉出庭，倘若他僅僅因為勞拉說她可能要控訴這所醫院而改變主意，改判她繼續收監，那麼把她收監的基礎就是由於她行使了上法院訴訟的權利。斯迪博士和我隨後繼續就精神病和對精神病人收監的心理意識基礎進行對話。

我們談到本傑明拉什博士，美國精神病學之父，他曾經是大陸軍隊的一位外科醫生，喬治華盛頓將軍的親密戰友。拉什博士給所有政治活動形態和信仰都貼上了診斷性的標籤：如革命的狂熱支持者患的是革命狂熱症（revolutiona）；激進主義者受到的是無政府主義症（anarchia）的感染。

我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如果拉什博士活到今日，他很可能會把一位以對簿公堂相威脅的公民診斷為好訟症患者（litigatia）。在我們繼續討論精神病學領域裡可能出現的濫用時，勞拉僅僅提出要進行訴訟就被收監這件事一直鮮明地縈繞在我腦海里。下課後，我回到辦公室，勞拉的朋友已在那裡。

她已經準備好一份宣誓簽字證詞，詳細地描述了在布魯因法官前舉行的收監聽證。我讀了這篇證詞后決定受理這個案子，並著手爭取立即讓病人出院。該證詞證實了布魯因法官改變主意的專橫無理濫用權力的性質。我感到十分憤慨，但並不驚奇。法官袒護另外一個政府機構是常事。

（原題：以對簿公堂相威脅是精神不正常或犯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