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平卡索夫案

這樣，在聖誕節放假期間，我們再次去以色列採訪猶太移民，並結識一些新的委託人。我們會見的人當中有雅爾塔平卡索夫，她就是德爾本特那個一條腿木匠的妻子。

她對我們說，她丈夫是冤枉的。作為有經驗的刑事訴訟律師，我們對家人的無罪主張都持保留態度。對他的指控在這個案子里似乎沒法再明確了，因為亂收費在蘇聯私人工匠中是家常便飯。

可平卡索夫太太堅持說，不包括平卡索夫，他從不亂收費。我們向她保證，即使她丈夫有罪我們也會為他辯護，因為很清楚，之所以從這麼多亂收費的人中把他挑出來關進監獄，僅僅是因為他申請移居國外。這使他的案子成了政治迫害，他是一個思想犯、政治犯。

可這還不能說服他的妻子：不，不，你們必須強調他是完全無辜的。最後，她在絕望之中脫口而出，如果你不相信我，去問那個法官好啦。我笑著說，跟在德爾本特的法官談是很麻煩的。

陪同我們的以色列翻譯對平卡索夫太太提到那個法官顯得有點兒不安，當她接著又提到她時越發顯得心緒不寧，負責審判我丈夫案子的法官之一現在就在以色列。她是猶太人，我丈夫被認定有罪以後幾個月，她自己就移居到國外了。我決定我們必須見這個法官，就打聽她的下落。

以色列人不鼓勵我們這樣做：她永遠不會跟你們談的。這一切對她來說是個創傷。我們答應過，不會再重提舊事。她到這兒來是重建新生活，而不是修補她的過去。像所有的律師一樣，我咬住不放，特別是我有一個被監禁著的委託人。我一定要跟她談話，甚至要我親自去找到她也在所不惜。我堅持到底。

以色列人想勸說我：可她並不是個真的法官。她是個臨時找來的法官，和美國的陪審員差不多。我對蘇聯的法庭組織還是熟悉的，它由一個專業法官和兩個非專業的陪審法官組成，這兩個陪審法官的作用半是陪審員，半是兼職法官。

我向以色列人強調，由主持平卡索夫案審判的陪審法官中的一個提供一份宣誓簽字證詞，證明平卡索夫是無辜的，對我們來說作用非同小可。

最後，他們答應幫我們去找里雅米莎也娃。我們手中關於這位女法官的唯一線索是，她被分配到希德洛特定居，這是一個在邊遠地區新開發出來為移民居住的新鎮。這個小鎮在以色列南部某地，從特拉維夫開車需走整整一天。

我出發去尋找里雅米莎也娃，自己心裡也沒數，因為她家裡沒有電話，沒辦法預先和她聯繫。到希德洛特后我就開始四下找她。這小鎮看起來就像從沙漠戈壁中冒出來似的，房屋建築都是用一種拉毛水泥材料蓋的，看起來就和支撐它們的砂地一樣。

這小鎮有個中央市場和一個小操場，顯得原始、簡樸、空闊然而卻很美。我在市場上到處打聽里雅米莎也娃，最後終於碰到一個男人，他聲稱知道米莎也娃的住處。我匆匆忙忙地趕到那幢公寓去，卻聽說她剛剛搬走。

可有人帶我們到她的朋友家裡，在那兒找到了米莎也娃。這個單元里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幾張帆布行軍床，這家人的行李還沒有從蘇聯運到。我一告訴米莎也娃來找她的目的，她就變得恐慌起來，不肯跟我談話。她和朋友們匆匆商量了一下。

有一個人就走到我跟前，臉上帶著笑容邀請我和他們一起吃點東西。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這個邀請。我又試著重提我來訪的目的，可是主人們在切麵包時不願談這個話題。我能感覺到他們是在探我的情況，看我是不是一個可以信賴的人。

他們問我的家庭出身，我就告訴他們我的俄國波蘭祖先的情況。正談著，第一道菜上來了。這是一條巨大的魚，搞不清楚是什麼種類，用報紙整齊的包著。我看到這些俄文報紙，令我吃驚不小。我尋思這魚是不是和這家人一起從蘇聯來的。

我盡量作出漫不經心的樣子問主人什麼時候到以色列的，回答是幾個月以前。這說明這條魚已經有些日子了，我開始感到有點想嘔吐，可我決定，一個好律師必須能夠時不時吃點不新鮮的食品，以便不得罪提供消息的人。

我嚐了嚐這條魚，味道真不錯。後來我聽說它是在德爾本特用當地方式腌制的。不管怎麼說，乾了幾杯濃烈醇厚的伏特加后，魚的滋味怎麼樣也就無所謂了。

最後，米莎也娃說道：你跟我們談了你的身世，看起來你是個好人。現在我要告訴你我的家世。她開始談她的生活，她年輕時在共青團的經歷，她怎麼入黨，後來怎麼被任命為德爾本特一家糖果廠的幹部。她至今仍然是個忠心耿耿的共產黨員，無時無刻不全心全意地為黨和蘇聯的社會制度辯護。很明顯，她的朋友並不同意她這種態度，於是她們之間不客氣地爭論起來。

她強調說，移民到以色列來是出於個人原因，雖說黨並不支持反猶主義態度，但在工人農民中這種情緒仍然存在。米莎也娃向我們介紹了兼職陪審法官制度，解釋受信任的黨員幹部是怎樣定期地擔任人民陪審員。她自己以這個身份已經幹了5年，審了許多許多案子。

她說，當法官是她的第二職業，談到這裡，她戛然而止，好像是表示她的故事再沒有什麼可講的了。你可以跟我們講講平卡索夫案件嗎? 我問。她坐在那裡沉默不語，淚水開始在眼眶裡滾動。你跟我們講的情況能救他的命，我小心翼翼地鼓動，可是她仍不作聲。

於是我就稍微逼得緊一點兒。你不以為，或許你欠著他點什麼嗎? 在這個問題上，你不應該講真話嗎? 在這裡，如果你講真話，任何人都不能把你怎麼樣。她立刻開口說：你認為是我給他惹的麻煩嗎? 你錯了，我救了他，要不他的情況會更糟。

隨後她開始滔滔不絕地談起來。她說，她之所以被派去審理平卡索夫案，是因為她也是猶太人，這樣就更有可能勸說他回心轉意，不再要求移居到以色列。

一個叫拉斯馬薩諾夫的專職法官指定她去跟平卡索夫談話，做一個交易：如果他收回移居國外的申請，並把全家從以色列召回來，對他的所有指控都會撤銷，還會分給他一套新公寓單元。

平卡索夫提出，他是無辜的，米莎也娃告訴他，這沒有關係，如果你不照我說的做，其他法官會從嚴處理你。平卡索夫拒絕照她說的去做，於是檢察院對他進行了起訴。

公訴人傳喚了11個證人，都是平卡索夫給他們做過木匠活的當地居民。所有的證人都肯定獨腿木匠平卡索夫活兒幹得好，工錢按規定價格收，從不多要一個子兒。有幾個人作證說，他們曾給過他一點食品或飲料，或在額外幹的活兒上加點小費。有一個人說平卡索夫的兒子曾經幫他幹過活，他給過他一件小禮物。

拉斯馬薩諾夫法官和其他人民陪審員要判這個木匠7年徒刑，米莎也娃則主張從輕處罰。後來，3位法官一致同意判5年徒刑。米莎也娃有點心虛地解釋說，如果她拒絕簽字，平卡索夫恐怕會判7年徒刑。

最後，她淚流滿面地跟我說，平卡索夫是完全無辜的，她審閱了他的全部卷宗，聽取了所有證人作證。絕對沒有亂收費的證據。全部指控都是憑空捏造。我們接到上邊的指示，除非他收回移民申請，否則必須認定他有罪。

我問米莎也娃，她是否願意把這些話對著錄音機再講一遍，然後再寫一份簽字證詞，證明平卡索夫是無辜的。她說她想知道我們準備拿這些材料幹什麽用。當我告訴她，我們準備把這些證明呈交蘇聯司法當局時，她又躊躇起來。這些東西對我還在國內的朋友們不會有什麼壞處吧? 她問。我告訴她，這可保證不了，可是估計不太可能會對無親無故的人造成影響。她用一種悲怨、差不多是哀求的口氣說，你說得對，我確實欠他的，我答應做這件事。我已經跟那個國家沒有關係了。

得到米莎也娃合作的保證后，我以談話內容為基礎起草了一份證詞，由米莎也娃簽字，並做了公證。隨後，我們以平卡索夫的名義寫了一份詳細的申訴書，指出哪些地方違反了蘇聯法律，侵犯了被告的權利，並強調事實可以證明他是無辜的，這一點可以從審理該案的3位法官之一寫的證詞中確認。

我們對平卡索夫上訴成功比別的案子寄予更大的希望，因為我們知道對其他被告起訴、尤其是那些集體被告，是由莫斯科最高層決定的，要他們改變決定絕非易事。

而我們推測對平卡索夫起訴的決定是由地方當局做出的，這樣，收到我們寫的申訴書後，最高當局很可能會推翻地方當局的結論，特別是有了米莎也娃證詞這種說明該案顯失公允的證據。

這回，反應來得更快，而且更直接。在1975年9月24日，我們呈交平卡索夫申訴書幾個月後，消息來了，塔吉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最高法院主席團已經作出決定，把平卡索夫的刑期減為剝奪自由2年。因為到這時候這個木匠已經差不多在獄中整整待了2年，他隨即被釋放，並允許去以色列與家人團聚。

考慮到其他的囚犯，有幾個月我們一直沒有公開這件事。現在我們決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宣布我們已受委託代理蘇聯囚犯的申訴事宜；蘇聯當局已批准我們呈交申訴書；迄今為止我們已經應委託人的要求呈交了相當數量的申訴書和法律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