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夏蘭斯基被捕幾天以後，我接到一個電話。打電話的女人說著結結巴巴的英語，自我介紹說，她是阿納托利的妻子阿維塔夏蘭斯基。她要求我幫助她丈夫。

我通過翻譯交談下去。你願意當我的托利亞的律師嗎? （托利亞是夏蘭斯基的昵稱。）

我告訴阿維塔，蘇聯當局不太可能允許我以他的名義在蘇聯法院出庭。她說她懂，但托利亞需要一位美國律師，一位能夠把他的案子在美國公佈於眾的辯護士，把這案子轉達給總統、國會、新聞界、傳給美國人民。

你願意當這樣一位律師嗎? 她問。

那將使我三生有幸，我感到無尚光榮，我回答道。

我認識到她說得何等正確，這裡面承擔的工作遠遠超出律師範圍，特別是這樣一個案子，我要做的不光是以被告名義出庭，我可以向其他司法管轄領域呈遞辯護狀並作辯訴。這將是一場真正的挑戰，我願挺身面對這種挑戰。

過了不久，我收到阿納托利的母親米爾格拉姆寫來的信，她現在仍在蘇聯，她委託我也做她的代理人，並寄來了委託代理書。

因為蘇聯新聞媒介把夏蘭斯基斥為給美國效力的間諜分子，我決定，他的美國律師應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促使美國政府否認這一指控。

我明白，這絕非易事，因為美國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的政策,是在面對間諜指控時一概不作否認。此中的邏輯是，如果對有些指控加以否認，有些不加否認，全世界就會認為如果不否認，就是確有其事。

若政府否認所有的指責，甚至確有其事的指責，將導致難堪後果，損害美國政府的信譽。

儘管如此，我還是要試它一試。我做了一番調研，發現至少有一個先例可循。有一位美國總統，即約翰肯尼迪曾專門發表聲明，否認對耶魯大學的弗里德里克巴洪教授是中央情報局特務的指控。

當然，我手頭的案子具體情況更加複雜，因為巴洪是美國公民，而夏蘭斯基不是。

我覺得，與其打通國務院和中央情報局官僚機構，不如直接找白宮。我約兩個人見面，一個是過去的學生斯圖爾特艾森斯塔特，他現在是卡特總統的首席國內事務顧問；還有羅伯特利普舒茨，他現在是總統的律師。

我在1977年4月一個溫暖清新的日子去白宮，隨即被引到艾森斯塔特的辦公室里，我們先聊了一會兒他那屆學生在哈佛法學院的時光，談了卡特的競選活動，還扯了一會兒熟人的近況。

我們談到他的新職務卡特總統此時剛剛就職幾個月。一會兒利普舒茨也來了。我向他們簡單彙報了夏蘭斯基的情況。我解釋道，像夏蘭斯基這樣的持不同政見者或不准離境者，是仰仗著卡特總統對人權活動積極分子的堅定支持才站出來鬥爭的。

如果卡特現在不說話，夏蘭斯基依賴的支持總統伸出的聲援之手就會被斬斷。他們問我，我認為政府在夏蘭斯基事件上應採取什麼具體行動。我說，我認為總統應該發表明確的聲明，斷然決然地否認夏蘭斯基是美國間諜，否認他曾向美國情報機構提供過任何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