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孩子不過七、八歲吧。提著一個小木箱，拖住我的腿不給人走路。

　　我笑看著他，問：“球鞋怎麼能擦呢？你自己想一想？”我穿的，就是一雙球鞋，而這個小孩子偏偏要替人擦皮鞋。那時我正在玻利維亞的首都——拉巴斯。

　　小孩子不肯走，用眼淚攻勢，不講話，含著一眶淚死命纏住不放。

　　“我不理你哦。”我說，輕輕推開他就走。

　　他又追上來，像打橄欖球一般，往前一撲，又抱住了我的腿。

　　“再追就踢你了，沒有禮貌的小孩子。”又講了一句，可是語氣根本不重，警告是重的。…

如果說，朋友的來去，全靠緣分，那麼今生最沒有一絲強求意味的朋友，就算蔡志忠了。

當蔡志忠還在做大醉俠的時代，我們曾經因為一場機緣，在電話裏講過一次話。那次是他打電話找人，我代接了，對方叫我也一同去吃晚飯，說，是他本人蔡志忠請客。是好幾年前的往事了。那天沒有時間去，對於這位漫畫作家，就此緣慳一面。

雖然彼此擁有一些共同的朋友，可是並沒有刻意想過去認識。總認為：該來的朋友，時間到了自然而來，該去的朋友，勉強得如果吃力，不如算了。…

我們先看這張照片下面的那條粗麻淡色寬帶子——它的來處，是西班牙南部的哈恩省。

這種帶子，完全手工織做的，用來綁在驢子的身上，由驢背繞到驢肚子，中間穿過一個鞍子，給人騎時安穩些，不會滑來滑去。

當我那一年，由撒哈拉沙漠飛去丈夫的舅舅家度假時，吵著舅舅帶我去看這種做馬鞍、驢鞍的工匠店。舅舅笑著說，這種店鋪實在等於沒有了，在一般人都開汽車的今天，誰會去養一匹馬或驢子來馱東西呢。

　　禁不起我的糾纏，那個好舅舅帶著我到一個又一個酒吧去喝酒，一面喝一面打聽什麼地方還有這種匠人，半大不小的城裏，打聽消息最好的方法就是去酒吧，在那兒，什麼事情都有人曉得，比報紙的廣告有效得多。…

那家店不算大，隱藏在鬧街的一個角落裏。是看了那面鏤花的鐵門而停住了腳步的，店內陰涼而幽暗，一些大件的老家具、塑雕和油畫靜靜的發著深遠安靜的光芒。一張女人的畫像尺寸不大，眼神跟著看她的人動，無論去到哪一個角落，她總是微笑著盯著人。那張畫買不起，卻來來回回去了三次——看她。就這麼跟店主做了朋友，好幾個黃昏，聽他講猶太人的流浪還有那些死在集中營裏的家人，講到他劫後余生的太太又如何在幾年前被癌細胞吞噬——那些店主本身的故事。

　　最後一次去店裏，店主拿出了幾串項鏈來，要我挑，我不好再問價格，猶豫的不好決定，這時候，對於下方有著一個圓環的那串其實一看就喜歡了。是一條雙頭蛇，頭對著頭繞著，這使我想起小時候課本上念的孫叔敖打雙頭蛇的故事。“送給你好麼？”店主說。我笑著搖搖頭。…

請看這只大盤子多麼華麗，請再去看看那一紋一圈手工的細膩。這張照片，拍得清清楚楚，值得一看再看。欣賞價值是高的。

　　是一位好朋友，聽說我有了新家，親自搬來“割愛”於我的。它，來自埃及。

　　盤子到了我這樸素的小房子時，舊主人生恐它太華麗，配不出味道來。其實這盤子一點也不霸氣。為了尊重這只被手提回臺灣而不敢托運的大盤子，我移開了一些東西，將它獨立放在兩面木窗前，旁邊放上一只大土甕，甕裏不放鮮花，給插了一大把白樹枝，風味，就襯出來了。

　　每一次來家裏的客人，都喜歡這只盤子。其實，我的客人不多，可以說很少。就只有兩三回，唱歌唱得那麼動聽的潘越雲和齊豫來過。當潘越雲看見這個盤子時，她發呆了似的看了又看，說，“三毛，你不要這東西時，可不可以賣給我？”當時，她說得很認真。…

哈敏的小店擠在西雅圖的“ＰＩＫＥＰＬＡＣＥＭＡＲＫＥＴ”，裏面並不起眼。相信每一個去過西雅圖的旅客對於這一個必遊之地是一定會去的。

　　市場就在碼頭的對街，上百家各色各樣不同的攤位和商店擠在一起，逛上一天都不會厭。光憑著這個市場，西雅圖的可遊性就高出洛杉磯太多，比較起舊金山來，稍稍又少了些氣氛。這只是在我的主觀看法下，對於美國西岸的評價。

　　是一個冷雨淒風的下午，當天，我沒有課，功課也都做好了，沒有什麼事情可做，就又去了那個市場。

　　逛了好多年的攤子，一些小零小碎、不好不壞的首飾看了根本不會去亂買，除非是精品，不然重量不重質的收藏只有給自己找麻煩。…

那一年，因為聖誕節，丈夫和我飛回馬德裏去探望公婆和手足。

過節的日子，總比平日吃得多，家中每一個女子都在喊：“要胖了，又要胖了，怎麼辦，再吃下去難看死了——。”說歸說，吃還是不肯停的。我，當然也不例外。

　　丈夫聽見我常常叫，就說：“你不要管嘛！愛吃就去吃，吃成個大胖子沒有人來愛你，就由我一個人安心的來愛不是更好！”

　　我聽見這種說話就討厭，他，幸災樂禍的。

　　有一年，丈夫去受更深的“深海潛水訓練”，去了十八天，回來說認識了一個女孩子，足足把那個女孩贊了兩整天，最後說了一句：“不知道哪個好福氣的男人把她娶去，噯——。”…

《我的寶貝》在《俏》雜誌以及《皇冠》雜誌上連續刊登了一年多的時間。這本書的誕生，無非抱持著一貫的心態，那就是：把生活中的片段記錄下來。

　　其實，我的寶貝不止書上那麼一點點，自從少年時代開始揀破爛以來，手邊的東西總是相當多。隨著時間的流逝加上個人環境的變遷，每隔五年左右，總有一些原因，使我的收藏大量流失。起初，對於寶貝的消失，尚有一些傷感，而今，物換星移，人海滄桑早已成為習慣，對於失去的種種，都視為一種當然，不會再難過了。

　　《我的寶貝》在連載期間得到極大的回響。分析這個專欄之所以受歡迎的原因，可能在於它的圖片和故事的同步刊登。我很喜歡讀友們把這本書當成一本“床邊故事。”看一個圖片，聽一個故事，然後愉快的安眠。事實上，很多做母親的，已經把這種方式在連載時用在孩子入睡的時刻。我發覺，孩子們也很喜對聽故事再看圖片。…

在我出國的時候，母親給過我一條細細的金鏈子，下面掛了一個小小的“福”字，算做保護和祝福女兒的紀念品。

　　我個人喜歡比較粗獷的飾物，對於那條細鏈子，只是因為情感的因素將它當心的包紮起來，平日是不掛的。所以它成了母愛的代名詞，不算我自己所要的項鏈。

　　照片中這一串經常被我所掛的首飾，是結婚當天，被一個沙漠婦人送到家裏來賣給我的。這個故事曾經刊在《俏》雜誌上，在此不再重復。想再說一遍的是：首飾送來時只有中間那一塊銀子，其他的部份，是先生用腳踏車的零件為我裝飾的。至於那兩顆琉璃珠子是沙漠小店中去配來的。

　　我將這條項鏈當成了生命中的一部份，尤其在先生過世之後，幾乎每天掛著它。…

結婚的時候，床墊子是放在水泥地上的，為了床架太貴，就只有睡在地上。

那時候，我只有一床床單，好在沙漠的太陽又熱又永恒，洗的床單，曬在天臺上一下子就幹了，可以晚上再用。

　　沙漠風沙大，那個床，沒有罩子，晚上睡前總得把床單用手刷了又刷，才沒有睡在沙地上的感覺。

　　結婚三個月以後，存了一些錢，我開始去逛回教人的小店——看他們的掛氈，手織的。

　　挑了好久好久，都不滿意那太多鮮紅色的配色，直到有一天，在一位沙漠朋友的家裏，突然看見了照片上這一幅氈子。我跟朋友一面喝茶、一面算計著他的寶貝。他說那是祖母時代的陪嫁，只有客人來了才拿出來的。…

敬愛的鄧神父：

　　收到您的來信的現在，我正在巴西旅行。這封信經過聯合報轉到臺北我父母的家中，因為是限時信，很抱歉的由我父親先代為拆閱了，然後轉到巴西給我。

　　拜讀了您的英文信之後，我的心裏非常的難過與不安，在我的文字中，無意間傷害到了您的情感和國家，雖然並不是故意的，可是這件事情的確是我個人在處置上的粗心和大意。身為一位哥倫比亞的公民，在看到了我對於他自己國家的報導上有所偏差時，必然是會覺得痛心的。您寫信向我抗議是應當的行為。這一點，如果我與您換了身份與國籍，也一定會向作者寫出同樣的信來。在這兒，我要特別向您以及您的國家道歉。…

那時候，心湖的故事在這安地斯山脈的高原上，已經很少被傳說了。

每天清晨，當我赤足穿過雲霧走向那片如鏡般平靜的大湖去汲水的時候，還是會想起那段駭人的往事。許多許多年前，這片土地並不屬於印加帝國的一部分。自古以來便是自稱加那基族的我們，因為拒絕向印加政府付稅，他們強大的軍隊開來征服這兒，引起了一場戰爭。那一場戰役，死了三萬個族人，包括我的曾祖父在內，全都被殺了。

　　死去的人，在印加祭師的吩咐下，給挖出了心臟，三萬顆心，就那麼丟棄在故鄉的大湖裏。

　　原先被稱為銀湖的那片美麗之水，從此改了名字，我們叫它“哈娃哥恰”，就是心湖的意思。…

這一回，對面來的是個婦人，坐穩了才驚天動地的喘氣，先罵火車不守時間早開，再抱怨一路看見的印地安人臟，最後又幹脆怪起瑪丘畢丘來。

我閉著眼睛不張開，可是她說的是利馬口音的西班牙文，不聽也不行。

朦朧中開了一下眼，對座的腳，在厚毛襪外穿的竟然是一雙高跟涼鞋，這種打扮上到瑪丘畢丘去的實在不多。“你說我講得對不對？”雨傘柄敲敲我的膝蓋，原來跟我在說話。

　　我擡起頭來，對這短發方臉，塗著血紅唇膏的婦人笑笑，伸了一下懶腰，也不回答什麼。

　　她的旁邊，一個亦是短發瀏海的時髦女孩自顧自的在吃蘇打餅幹，不太理會看來是她母親的人。…

那個中午，陽光從厚厚的雲層裏透過，悶悶熱熱的照著這片廣場。

我們還在古斯各，等待著去瑪丘畢丘的火車。不看見那個地方是不肯離開秘魯的。

無盡的等待，成了日常生活中的煎熬，就如那永不停歇的雨水，慢慢在身體裏面聚成了一份全新而緩慢加重的壓力。旅程在這古老的城市中暫時中斷了。

　　這個大廣場是一切活動的中心，因為它的寬暢和清潔，便是每天坐在同一個地方望它，也是不厭的。這一日我坐在大教堂最高石階的上面，托著下巴靜靜的看人來人住，身邊一只總是自己跑來找我的小白狗。廣場上兜售土產的人很多，大半全是印地安的婦女和小孩，男人便少見了。…

那個瘦人坐在暗暗的光線裏吹笛子，一件灰紫色的襯衫下面是條帶著流蘇的破長褲。

棕色的頭發黏成一條一條，額頭綁著印地安人手編的花繩子，脖子掛著項鏈，左耳用了一只耳環。吹的是秘魯常見的木笛，不會弄，嗚嗚的成不了調子。房間沒有窗，只有對著天井的方向，開著一扇寬寬的木門。

房內兩張雙層床，無論上鋪下鋪都已成了一片零亂不堪的舊衣攤，就連地上，也滿是半幹的果皮、煙蒂和紙團。我進房的時候，室外雨水滂沱，低頭先用一把化妝紙擦凈鞋底，再對吹笛的人道了日安。

　　那個人理也不理，站起來大步走到開著的門邊去，用腳砰一下踢上了房門。

　　“請問上鋪的東西是你的嗎？”我用西班牙語問他，他不理，又用英文問，也是不睬。…

由墨西哥飛到宏都拉斯的航程不過短短兩小時，我們已在宏國首都“得古西加爾巴”（Ｔｅｌｇｕｃｉｇａｌｐａ）的機場降落了。下飛機便看見扛槍的軍人，雖說不是生平第一次經驗，可是仍然改不掉害怕制服的毛病。對我看制服象征一種隱藏的權力，是個人所無能為力的。

　　排隊查驗護照時，一個軍人與我默默的對峙著，凝神的瞪著彼此，結果我先笑了，他這也笑了起來，踱上來談了幾句話，心表便放松了。

　　那是一個寂寞的海關，稀稀落落的旅客等著檢查。碰到一個美國人，是由此去邊境，為薩爾瓦多湧進來的難民去工作的。

　　當這人問起我此行的目的時，我說只是來做一次旅行，寫些所聞所見而已。在這樣的人面前，總覺得自己活得有些自私。…

那一日我拿了兩張火車票，彎彎曲曲的在城內繞近路，冒著小雨，跑進伊蓮娜的餐館去。

午餐的時間尚早，食堂內沒有人，推開邊門走到大廚房裏去。

伊蓮娜和她的母親坐著在剝一大籃蠶豆——我給訂的今日客飯菜單。

“明天去瑪丘畢丘！”說著跨坐在一張小板凳上，也動手幫忙起來。

住了十七八日的古斯各，吃飯已經在這家經濟的小店包了下來，他們每天只做一種湯、一種菜算做定食，收費只是一塊五毛美金一客——當然是沒有肉的。

　　“那麼快嗎？”伊蓮娜的母親停了工作，很遺憾的看著我。嬤嬤知道，看過瑪丘畢丘便也是我永遠離開古斯各的時候了。…

這一路來，隨行的地圖、資料和書籍越來越重，雜物多，索絆也累了。

巴拿馬那一站終於做了一次清理，部分衣物寄存表妹，紙張那些東西，既然已經印在腦子裏，幹脆就丟掉了。隨身帶著的四本參考書，澳洲及英國出版的寫得周全，另外兩本美國出版的觀點偏見傲慢，而且書中指引的總是——“參加當地旅行團”便算了事。於是將它們也留在垃圾桶中了。說起哥倫比亞這個國家時，參考書中除了詳盡的歷史地理和風土人情介紹之外，竟然直截了當的喚它“強盜國家”。立論如此客觀而公平的書籍，膽敢如此嚴厲的稱呼這個占地一百多萬平方公裏的國家，總使人有些驚異他們突然的粗暴。

　　書中在在的警告旅行者，這是一個每日都有搶劫、暴行和危險的地方，無論白晝夜間，城內城外，都不能掉以輕心，更不可以將這種情況當做只是書中編者的誇張。巴拿馬臺灣農技團的蘇團長，在來此訪問時，也遭到被搶的事情。…

又是陌生的一站了。

機場大旅館的價格令人看了心驚肉跳，想來小旅館也不可能便宜。

這兒是巴拿馬，美國水準，美式風格，用的鈔票也幹脆是美金，它們自己只有銅板，紙鈔是沒有的，倒也幹脆。旅途中經費充足，除了宏都拉斯超出預算之外，其它國家都能應付有余。可是住進巴拿馬一家中級旅社時，卻使人因為它的昂貴而憂心了。

　　抵達的那個夜晚，安置好行李，便與米夏拿了地圖去老城中心亂走，只想換一家經濟些的安身。…

這一趟旅行雖說會發生些什麼樣的事情全然是未知，可是行萬裏路、讀萬卷書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仍然算是有備而來的。

　　我的習慣是先看資料，再來體驗印證個人的旅行。這一回有關中南美的書籍一共帶了四冊，要找一家便宜而位置適中的旅館也並不是難事，書上統統都列出來了。來到墨西哥首都第六天，一份叫做ＥＬＨＥＲＡＬＤＯＤＥ－ＭＥＸＩＣＯ的報紙刊出了我的照片。與寫作無關的事情。那麼大的照片刊出來的當日，也是我再梳回麻花辮子，穿上牛仔褲，留下條子，告別生活方式極端不同的朋友家，悄悄搬進一家中級旅館去的時候了。

　　旅館就在市中心林蔭大道上，老式的西班牙殖民式建築，白墻黑窗，樸素而不豪華，清潔實惠，收費亦十分合理，每一個只有沖浴的房間，是七百披索，大約是合二十七元美金一日，不包括早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