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許多公司而言，工作-生活平衡策略的長遠利益如提高效率、留住員工等可能會被短期地降低成本的壓力所掩蓋。利益計劃通常不是增加雇員，而只能是讓少數人多幹活以減低成本。競爭同樣也促使許多僱主將工作置於生活之上。一位英國經理率直地說："我們置身競爭激烈的行業，如果我們的對手每周讓他們的員工工作70個小時，那麼我們就得讓自己的員工至少幹同樣長的時間，才能保證不出局。"立法或許是唯一能制止這種工作時間上的競賽的辦法。

然而，削減工作時間只是緩慢藍圖中的一部分。人們也希望能自行決定上班時間。他們希望能支配自己的時間，而為他們提供這種自主權的行業，正在收獲為此帶來的成果。在我們這個"時間就是金錢"的社會里，讓員工自主安排時間是違反意願的。


自工業革命以來，標準的做法是以小時為單位計算勞動報酬，而不是以工人生產產品的數量計酬。但嚴苛的時間安排與信息經濟不相協調，因為今天的工作與娛樂之間的界限遠比19世紀模糊。很多現代工作取決於創造性思維，而創造性思維在辦公桌上極少出現，因此這些工作並不適合擠入固定的時間表。讓員工選擇自己的工作時間，以員工的業績為評估標準，而不是以他們取得這些業績所花費的時間為尺度，這樣就能提供許多人極為渴望的靈活性。

研究表明，感覺能自主支配時間的人更放鬆、更有創意，效率也更高。2000年，英國能源公司聘請管理咨詢人員對其呼叫中心的輪班體制進行精簡。幾乎一夜之間，該部門效率驟然下降，顧客投訴劇增，員工紛紛不辭而別。新制度剝奪了員工對自身工作時間的發言權，挫傷了他們的士氣。意識到這一錯誤後，公司迅速給予雇員更多的換班自由，不久，呼叫中心的效率比以往迅速提高。很多員工說，能自主安排工作時間有助於減少他們在班上、班下的緊張匆忙感。杜馬拉茨基在加拿大皇家銀行的經歷證明了這一點："當你能自主安排時間時，無論做什麼你都更心氣平靜，自然有助於提高工作效率。"

我的經歷告訴我確實如此。1998年，經歷幾年自由撰稿生涯後，我加盟一家加拿大報紙，任該報倫敦站派駐記者。立刻，我便失去自主支配時間的權利。由於工作時間不固定，理論上我歸屬每周7天每天24小時，都處於工作狀態的人。

即便編輯不給我打電話，但這種給我打來電話的可能性無時無刻不存在。時差意味著任務常常在下午降臨我的桌前，這樣我只有短短的幾個鐘頭的時間可以工作，就要打發兒子上床睡覺。這意味著我得瘋狂地趕活，邊給孩子讀蘇斯博士的小說，邊惦著工作上的事情，感覺痛苦不已。


一份令我如此摯愛的工作，為什麼會變成一大負擔？


那時我竭力尋找其他理由來解釋這一切：我的編輯眼光狹小、報紙的報道方式不恰當、工作時間過長，如此等等。但當我開始對慢速運動展開調查時，才幡然悔悟：核心的問題是，我失去了自主安排工作的權利。那麼這份工作我為什麼還堅持了近3年的時間呢？我的理由同那些阻止很多人，辭去讓自己不快樂工作的理由是一樣的：害怕失去優厚的報酬，害怕毀掉自己的事業，害怕讓他人失望。最終，我毅然做出辭職的決定。當我所工作的報紙宣佈大規模裁員時，我榜上有名—我感到幸福無比。

現在情況有了較大的好轉。我每周工作時數不變，有時甚至工作時間更長，但我和時間之間的關係比以往健康了。既然我現在能自主支配自己的時間，工作日感覺不像過去那樣慌張憤懣了。離開工作桌後，無論是給孩子講睡前故事還是準備晚餐，我都無須挖空心思找捷徑了。的確，我的收入有所下降，但這是我為享受我的工作和生活所付出的最小的代價。我唯一的遺憾，是自己未能早日回歸自由撰稿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