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鑒賞判斷的第二個契機，即按照量上來看，共通感具有可傳達的普遍性。康德說：“人自覺到對那愉快的對象在他是無任何利害關係時，他就不能不判定這對象必具有使每個人愉快的根據。”([21], p.42)那麽，他就會想到，這種愉快的根據肯定不是私人的，肯定不會只和他自身相關，而肯定會這樣認爲，這種愉快人人共有，這樣就導致了，他有理由設想每個人都會因此而感到愉快。然而，“就邏輯的量的範疇方面來看，一切鑒賞判斷都是單個的判斷”([21], p. 46)，而出于無利害的鑒賞對于每一個人具有普適性，這種鑒賞是對美的鑒賞，而一個宣稱某一事物爲美的判斷，本質地包含著普遍性的要求。這種普遍性的要求“不含有判斷的客觀的量，而只是含著主觀的量。”([21], p. 46)只有這種量才具有共同有效性…

然而，“維柯求諸共通感旨在表明根據原理去推理、證明或演繹只是人的認識類型的一種，並不是全部，還存在另外一種類型的認識，它有其獨立特行之處，不可被代替。”[18]這種認識依據具體情況去把握無限多樣的變化、體現爲實踐知識和實踐智慧，它也不再關注于認知意義上那種抽象的普遍性，而是關注于實踐意義上那種具體的普遍性。共通感就是通過這種具體的普遍性而獲得的，它不再是必然的東西而是或然的東西；它也不再僅僅指那種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時指那種導致這種共同性發生的感覺；它雖然“是整個階級、整個人民集體、整個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所共有的不必思考即可做出的判斷”[19]，但也僅僅是每個人都有的以法權和公共福利爲代表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意識；它“通過生活的共同性獲得，並被其秩序和目的所決定”，所以具有兩個特性：“1、共通感是具體情境下的判斷能力，它不僅是一種天生的能力，而且需要通過教化而獲得和提高；2、判斷的普遍性須通過主體間的公共性才能達到。”([1], p. 8)…

同貝克萊一樣，休谟的觀點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對，蘇格蘭常識哲學就是這麽做的。托馬斯·里德就說：“現今，懷疑論的狡計已經使人類的常識和理性顔面盡喪。”[10]爲此他呼喚常識，他的常識其實是感官帶給我們的，爲普羅大衆所熟知的感官判斷力，在他看來：“有感官的人就是有判斷的人……我們靠眼睛判斷顔色，靠耳朵判斷聲音，靠鑒賞力判斷美醜，靠道德感官或良心判斷行爲的正誤。”[11]然而，常識哲學對懷疑論的辯駁就如同“雞對鴨講”。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就曾經說，休谟與常識哲學的爭論根本就文不對題，他們設定了休谟的懷疑，然後去證明休谟並不關心的問題；他們把常識當作神谕一樣來援引，卻沒有爲自己的意見提出任何有理性的證明。…

正是蘇格拉底的“認識你自己”、“以主客觀二元對立的方式正式確立了‘身’與‘心’的對立”[9]，…

在西方，“亞里士多德是第一個從哲學角度系統性的運用 κοινή αίσθηση 這一概念的哲學家”([1], p. 6)，這是關于共通感之意義的最古老溯源。κοινή αίσθηση 這一詞在漢語語境中經常被翻譯爲共同力，在亞里士多德那里，人有視、聽、嗅、味、觸五種感覺，分別對應于五種感覺器官，這五種感覺器官之間是不連通的，那麽，人們何以能夠對事物形成一個總體認知呢？答案就在于共同力。亞里士多德說：“兩項分離的感覺各別施展其感應之爲白爲甜，它們于兩者之間差異各都不明；這必須待之一個單體，乃內蘊兼此兩異的品性者，才能作出判別。”[6]…

共通感概念依據于教化概念之普遍必然性意義，因此不可避免的與普遍必然性相關。共通感概念可以溯源到亞里士多德，亞里士多德在理論智慧和實踐智慧兩種意義上使用共通感，理論智慧上的共通感是其認知意義，實踐智慧上的共通感是其實踐意義。共通感的認知意義追求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但受到懷疑主義的反駁以後，通過常識哲學的轉向，經維柯走向了其實踐意義。在康德哲學中，共通感是一個橋梁，是其連接純粹理性和實踐理性的中介，康德通過鑒賞判斷的四個契機導出了共同感的審美意義，審美共通感既具有認知意義上純粹理性的基礎，又具有實踐意義上人文科學的特征。從這個角度來講，在康德的共通感中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共通感的影子。

1. 引言

中國哲學中常常用“共通感”一詞翻譯德語詞 Gemeinsinn，這一詞在英文中的對應詞是 common…

記者：此次南海明代沉船的考古發現對研究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有怎樣的歷史價值？

肖達順：中國以往的水下考古工作，主要在沿海和島礁週邊開展，而此次調查是首次對深海水下文物開展的考古工作。目前，南海海域的古代沉船遺址共有100多處，將這些沉船地點串聯起來，對研究南海貿易航線意義重大。

一號沉船是由中國駛出，二號沉船是由海外駛入中國，雖是往返兩個方向，但兩艘船年代相近，大致沉沒在同一區域，相距僅十多海里。由此可見，這個點位的重要性和這條貿易航線的繁忙程度。

可以説，南海西北陸坡深海沉船點，填補了中國古代南海離岸航行路線的缺環，完善了海上絲綢之路南海段航線的歷史鏈條。…

中國西北陸地考古豐富了絲綢之路研究，此次發現的南海沉船則爲研究海上絲綢之路提供了重要實物。站在這樣的歷史維度和全球視角來考察南海沉船更有價值。

近日，國家文物局公佈，在南海西北陸坡發現兩艘明代沉船，文物數量巨大，年代明確，具有重要的歷史藝術價值。那麼，南海明代沉船有什麼獨特之處？它對海上絲綢之路的南海路線有何意義？海洋考古的未來前景如何？近日，就此話題“道中華”專訪了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長肖達順。

記者：以往人們對陸地考古關注較多，此次南海明代沉船引發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它有什麼獨特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