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貝克萊一樣，休谟的觀點也遇到了激烈的反對，蘇格蘭常識哲學就是這麽做的。托馬斯·里德就說：“現今，懷疑論的狡計已經使人類的常識和理性顔面盡喪。”[10]爲此他呼喚常識，他的常識其實是感官帶給我們的，爲普羅大衆所熟知的感官判斷力，在他看來：“有感官的人就是有判斷的人……我們靠眼睛判斷顔色，靠耳朵判斷聲音，靠鑒賞力判斷美醜，靠道德感官或良心判斷行爲的正誤。”[11]然而，常識哲學對懷疑論的辯駁就如同“雞對鴨講”。

康德在《未來形而上學導論》中就曾經說，休谟與常識哲學的爭論根本就文不對題，他們設定了休谟的懷疑，然後去證明休谟並不關心的問題；他們把常識當作神谕一樣來援引，卻沒有爲自己的意見提出任何有理性的證明。[12]並且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早就批判到，自然主義者認爲“人們按照目測比繞道數學能夠更可靠地確定月球的大小和距離”([13], p.552)，表明他們並不追求“從德谟克利特的深井中汲取真理之秘訣”([13], p. 552-553)，他們這種做法僅滿足于我們表面上所知道的東西，固守于經驗的邊界，從來不越界走向形而上學，“因爲形而上學超出了所有可能的經驗之上，也超出了他們的能力之上。”([1], p. 39)

在哲學的歷史滄海中，常識哲學的主張顯得那樣的無力。然而，盡管常識哲學對共通感的推崇是如此的蒼白，卻在某種意義上代表了共通感的實踐起源意義，因爲“雖然普通人類知性不能爲形而上學的內容做出貢獻，但它卻可以作爲形而上學的出發點和試金石。”([1], p. 39)在康德看來，“普通知性作用停止的地方，就是思辨知性開始的地方，或者說普通的理性知識變成哲學的地方。”[14]作爲共通感的普通知性，它作爲形而上學的出發點指向思辨知性，他們“致力于攻擊形而上學及其懷疑主義的解決方案，並在日常感覺的原始而自然的判斷基礎上構造它的新體系。毫無疑問，在他們的新體系中，共通感概念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傳統起了實際的作用……但是，與此同時，他們又把握了日常感覺與社會的聯系”([4], p. 42-43)，他們認爲這“不僅是一副醫治形而上學‘夜遊症’的良藥，而且也包含一種促成合理社會生活的道德哲學的基礎。”([4], p. 43)說明他們從亞里士多德認知性的共通感中，找到了共通感的實踐意義。

4. 實踐意義上的共通感

長久以來，正是因爲人們把亞里士多德歸結在認知意義上，以至于在人文主義者的眼中，“共通感概念根本不是起源于希臘哲學家，而是一種聽起來像泛音一樣的斯多葛概念的回聲”([4], p. 41)，他們從馬克·奧勒留的術語“共同思想力”(koinonoēmosynē)那里推測到共通感就是“人們的一種謙遜的、適度的和通常的精神狀態”([4], p. 41)，這種精神狀態更多的關注了倫理道德和社會歷史的領域，而“人的道德的和歷史的存在，正如它們在人的行爲和活動中表現的，本身就是被共通感所根本規定的。”([4], p. 38)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維柯對共通感做了發揮，在《論我們時代的研究方法》一書中，他提出，“共通感乃是在所有人中存在的一種對于合理事物和公共福利的共同感覺”[15]，這使共通感概念由理論智慧的認知領域轉向實踐智慧的人文領域。

維柯的雄心是要創建一種人類社會的科學，這種科學關注于社會和歷史領域的問題，在這個領域，共通感是其研究方法的地基。利昂·龐帕說：“共通感是維柯關于社會共同信仰的一個術語，它的存在確保社會制度和社會秩序屹立不倒。”[16]而塞西莉亞·米勒也說：“在維柯的體系，如果沒有共通感和心頭詞典，將無法審鑒過去的社會。”[17]作爲一名修辭學家，維柯的共通感毫無疑問具有修辭學的背景，但這樣一種修辭學的理想是“古老的真理”，因爲修辭學之“絕妙的講話”(eu legein)就意味著說出真理([4], p. 33)，表明維柯的共通感雖然站在實踐智慧的立場之上，卻帶有理論智慧的濃重氣息。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共通感本身就具有一種教化之普遍必然性意義，而普遍必然性之最初根源毫無疑問存在于對理論智慧的認知。

（原題：朱光亞 郭翠翠：認知、實踐與審美：普遍必然性意義上共通感的三重意蘊；作者單位：朱光亞：陽光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福建 福州；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上海；文章引用: 朱光亞, 郭翠翠. 認知、實踐與審美: 普遍必然性意義上共通感的三重意蘊[J]. 哲學進展, 2020, 9(4):144-152. DOI: 10.12677/acpp.2020.94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