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裏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吃它幹凈，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舍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著，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著。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人間的正義是在哪裏呢？

正義是在我們的心裏！從明哲的教訓和見聞的意義中，我們不是得著大批的正義麼？但白白的擱在心裏，誰也不去取用，卻至少是可惜的事。兩石白米堆在屋裏，總要吃它幹凈，兩箱衣服堆在屋裏，總要輪流穿換，一大堆正義卻扔在一旁，滿不理會，我們真大方，真舍得！看來正義這東西也真賤，竟抵不上白米的一個尖兒，衣服的一個扣兒。——爽性用它不著，倒也罷了，誰都又裝出一副發急的樣子，張張皇皇的尋覓著。這個葫蘆裏賣的什麼藥？我的聰明的同伴呀，我真想不通了！

我不曾見過正義的面，只見過它的彎曲的影兒——在“自我”的唇邊，在“威權”的面前，在“他人”的背後。…

自己是長子長孫，所以不到十一歲就說起媳婦來了。那時對於媳婦這件事簡直茫然，不知怎麽一來，就已經說上了。是曾祖母娘家人，在江蘇北部一個小縣份的鄉下住著。家裏人都在那裏住過很久，大概也帶著我；只是太笨了，記憶裏沒有留下一點影子。祖母常常躺在煙榻上講那邊的事，提著這個那個鄉下人的名字。起初一切都像只在那白騰騰的煙氣裏。日子久了，不知不覺熟悉起來了，親昵起來了。除了住的地方，當時覺得那叫做“花園莊”的鄉下實在是最有趣的地方了。因此聽說媳婦就定在那裏，倒也仿佛理所當然，毫無意見。每年那邊田上有人來，藍布短打扮，銜著旱煙管，帶好些大麥粉，白薯幹兒之類。他們偶然也和家裏人提到那位小姐，大概比我大四歲，個兒高，小腳；但是那時我熱心的其實還是那些大麥粉和白薯幹兒。…

馮友蘭先生在《新事論·讚中華》篇裏第一次指出現在一般人對於青年的估價超過老年之上。這扼要的說明了我們的時代。這是青年時代，而這時代該從五四運動開始。從那時起，青年人才擡起了頭，發現了自己，不再僅僅的做祖父母的孫子，父母的兒子，社會的小孩子。他們發現了自己，發現了自己的群，發現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他們跟傳統鬥爭，跟社會鬥爭，不斷的在爭取自己領導權甚至社會領導權，要名副其實的做新中國的主人。但是，像一切時代一切社會一樣，中國的領導權掌握在老年人和中年人的手裏，特別是中年人的手裏。於是乎來了青年的反抗，在學校裏反抗師長，在社會上反抗統治者。他們反抗傳統和紀律，用怠工，有時也用挺擊。中年統治者記得五四以前青年的沈靜，覺著現在青年愛搗亂，惹麻煩，第一步打算壓制下去。可是不成。於是乎敷衍下去。敷衍到了難以收拾的地步，來了集體訓練，開出新局面，可是還得等著瞧呢。…

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詐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帳。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只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裏，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沈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沈，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到了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麽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項目。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裏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裏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懇”“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十年前我寫過詩；後來不寫詩了，寫散文；入中年以後，散文也不大寫得出了——現在是，比散文還要“散”的無話可說！許多人苦於有話說不出，另有許多人苦於有話無處說；他們的苦還在話中，我這無話可說的苦卻在話外。我覺得自己是一張枯葉，一張爛紙，在這個大時代裏。

在別處說過，我的“憶的路”是“平如砥”“直如矢”的；我永遠不曾有過驚心動魄的生活，即使在別人想來最風華的少年時代。我的顏色永遠是灰的。我的職業是三個教書；我的朋友永遠是那麽幾個，我的女人永遠是那麽一個。有些人生活太豐富了，太覆雜了，會忘記自己，看不清楚自己，我是什麽時候都“了了玲玲地”知道，記住，自己是怎樣簡單的一個人。…

一個大學生的畢業之感是和中小學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學，這便是學校生活的最後了。他高興，為的已滿足了家庭的願望而成為堂堂的一個人。但也發愁，為的此後生活要大大地改變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預料的改變。在現下的中國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園地而踏進五花八門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戀仿徨。這種甜裏帶著苦味，或說苦裏帶著甜味，大學畢業諸君也許多多少少感染著吧。…

一個大學生的畢業之感是和中小學生不同的。他若不入研究院或留學，這便是學校生活的最後了。他高興，為的已滿足了家庭的願望而成為堂堂的一個人。但也發愁，為的此後生活要大大地改變了，而且往往是不能預料的改變。在現下的中國尤其如此。一面想到就要走出天真的和平的園地而踏進五花八門的新世界去，也不免有些依戀仿徨。這種甜裏帶著苦味，或說苦裏帶著甜味，大學畢業諸君也許多多少少感染著吧。…

聖經賢傳都教我們少說話，怕的是惹禍，你記得金人銘開頭就是“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豈不森森然有點可怕的樣子。再說，多言即使不惹禍，也不過顛倒是非，決非好事。所以孔子稱“仁者，其言也讱”，又說“惡夫佞者”。蘇秦張儀之流以及後世小說裏所謂“掉三寸不爛之舌”的辯士，在正統派看來，也許比佞者更下一等。所以“沈默寡言”“寡言笑”，簡直就成了我們的美德。

聖賢的話自然有道理，但也不可一概而論。假如你身居高位，一個字一句話都可影響大局，那自然以少說話，多點頭為是。可是反過來，你如去見身居高位的人，那可就沒有準兒。前幾年南京有一位著名會說話的和一位著名不說話的都做了不小的官。許多人躊躇起來，還是說話好呢？還是不說話好呢？這是要看情形的：有些人喜歡說話的人，有些人不。有些事必得會說話的人去幹，譬如宣傳員；有些事必得少說話的人去幹，譬如機要秘書。…

俗語說，“火燒眉毛，且顧眼前。”這句話大概有了年代，我們可以說是人們向來如此。這一回抗戰，火燒到了每人的眉毛，“且顧眼前”竟成了一般的守則，一時的風氣，卻是向來少有的。但是抗戰時期大家還有個共同的“勝利”的遠景，起初雖然朦朧，後來卻越來越清楚。這告訴我們，大家且顧眼前也不妨，不久就會來個長久之計的。但是慘勝了，戰禍起在自己家裏，動亂比抗戰時期更甚，並且好像沒個完似的。沒有了共同的遠景；有些人簡直沒有遠景，有些人有遠景，卻只是片段的，全景是在一片朦朧之中。可是火燒得更大了，更快了，能夠且顧眼前就是好的，顧得一天是一天，誰還想到什麽長久之計！可是這種局面能以長久的拖下去嗎？我們是該警覺的。…

 【摘要】只有開放的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在中國，政治開放性是通過一種“內部多元主義”的機制設置來實現的，當社會上出現不同的利益群體時，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吸納它們進入政治過程。

中國如何影響了世界的民主進程…

“中國模式”實質上就是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實現社會現代化的一種戰略選擇，它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一整套應對全球化挑戰的發展戰略和治理模式。在20多年的探索和實踐過程中，中國為了應對全球化挑戰，既取得了彌足珍貴的經驗，也付出了相當代價。無論是成功的經驗，還是深刻的教訓，都是十分寶貴的財富，不僅對於中國自己在未來的發展，而且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如何迎接全球化挑戰、利用自身優勢實現國家現代化，都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二、“中國模式”備受全球關注 

一種完整意義上的發展模式，決不只有成功經驗，也必然有其深刻教訓。根據這樣的思路，我認為，作為以相當的代價換來的教訓，“中國模式”的以下戰略選擇也同樣值得高度重視，在未來發展中甚至會變得日益重要。…

——從現代性全球化與本土社會轉型的關系進行分析

我們意識到，我們時代的社會實踐發生了結構性巨變。在系列論文（一）《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的若干新趨勢》（鄭杭生、楊敏，2006）一文中，我們分析了社會生產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的影響，“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的繼續，勞動與資本傳統關系的變化，有形勞動社會地位的改變，以及經濟活動與社會安全、財富分配與風險分配、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多種因素的復合效應，等等。但這些僅只是社會實踐結構性的變化中的一些較為明顯的趨勢。…

美國代表的西方模式被自身打敗

過去數千年來，人類經過艱難摸索才形成了當前西方這套民主政治、市場經濟模式，逐漸達到現在這種發達和富裕程度。坦率地說，人類發展到這一步相當不易，西方在很長時期內給世界樹立了標桿。但問題是，現在西方開始後勁不足，其能量基本快要釋放殆盡，包括傳統意義上的所謂民主制度。

西方民主制度從17世紀開始萌芽，經過18世紀和19世紀的茁壯成長，最終在20世紀成型。這種民主制度與當時人類所能擁有的先進工具或技術相對應。以法國大革命為例，當時第三等級和資產階級聯起手來對抗王權，其力量與當時歷史條件下所能獲得的工具相一致，即政黨制和報紙。它們用這兩種方式組織和動員社會力量，最後成功並選擇了民主制度。…

“北京共識”這個說法是雷墨先生講的，按中國的標準雷墨還很年輕，他以前為《時代》雜志做編輯，在北京住了幾年下來，越來越覺得拿西方現有的關於中國的“筐筐”（STEROTYPES）來看中國當下的發展有問題，甚至有偏見，說不清楚，於是提出這麼個新的說法，以區別於“華盛頓共識”。很多人會說，哪有什麼北京共識啊？我們不是一直在摸著石頭過河嗎？

的確，我們是在摸索、探索，其中不乏分歧、爭論，很多問題並沒有形成“共識”。而雷墨本人是意思，恰恰是說，不論這里有多少問題、風險、不確定性，有一點是肯定的，那就是：中國沒有簡單遵從“華盛頓共識”：“北京共識從結構上說無疑是鄧小平之後的思想，但是它與他的務實思想密切相關，即實現現代化的最佳途徑是‘摸著石頭過河’，而不是試圖采取休克療法，實現大躍進。”…

工業化還有一個問題，它是第一次以大規模的、有組織的方式遠離自然、破壞自然。農業文明雖然沒有采集和狩獵那麼接近自然，但基本還是個自然經濟形態。有人類文明以來，最早是狩獵、采集，到第一次定居是農業文明。農業文明一個是定居了，一個是依賴對土地的開墾。比較早的文明形態包括我們今天說的中華這種文明形態，晚近也有通過大牧場的，那是把農耕也工業化了（Industrialization of agriculture），而我們一直是小農為主，直到今天幾億農民分散作業，以家庭為基本單位，也是基本的國情之一。…

怎麼才能面向未來？首先，千里之行始於足下，我們當然要從當前的問題說起，甚至一開始也只能是“初級階段”，不能因為一講和諧就沒有社會矛盾了，就馬上解決城鄉差距和東西差距了，用魯迅當年就說過的話，不管你多麼願意，總不能提著自己的頭發就飛起來，所以，我們還不是“騰飛”不騰飛的問題；其次，要拿自己和別人對照著說（因此要對外開放），但一說對照就有一個以誰為基本參照的問題：是以英國為主線（包括英美或歐美），以那個發展道路為最基本的參照呢，還是其他的社會也可以作為參照？比如，我們今天腦子里很少有“第三世界”或“發展中國家”了，一說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