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於敘事和文化記憶，它告訴了我們什麼？

毫無疑問，“成功孕育成功”(success-breeds-success)的原則(或者說我在其他地方稱之為文化記憶里的 “稀缺”原則)適用於這部龐大的暢銷書，因為已有的改編數量增加了他在其他地方被重新運用的幾率。但是，《艾凡赫》也明顯地具有比司各特的其他小說更具啟發性和生產性的要素。*對此，請參見Ann Rigney， “Plenitude, Scarc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35.1 (2005).…

在此談論《艾凡赫》的原因，是因為它一直罕見地具有生產性。它被復制和改編的次數令人不可思議。*《艾凡赫》因其催生了數量眾多的版本而更加令人矚目，它出現在消費主義文化正在萌發的年代，彼時，作品的新穎性備受珍視(參見John Ellis，“The literary Adaptation:An introduction.”Screen 23.1(1982):3-5)；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正如簡·奧斯丁永無止境的分支一樣(參見Claudia Johnson. Jane Austen’s Cults and Cultures. Chicago:Chicigo University Press,2012)，提供了相似的例子(參見Patsy Stoneman, Bront. Transformations: The…

關於這些生產性的過程, 可探討的空間仍然很大。但是，此處關注的重點是：哪個故事，或者故事的哪個部分轉換到不同媒介、語言或文化框架之後，仍然被保留了下來？換句話說：文化中產出的是什麼，持續了多長時間？通過長期追蹤故事的復制和變形，有望了解更多關於使故事附著於文化記憶的“附著力”的問題，也能了解關於使它漸漸變得過時的一些因素，也即，不能產生自己的新版本。



*“附著力”一詞借用自Malcolm Gladwell,參見Malcolm Gladwell，The Tipping Point :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2000.



諸如此類的問題不僅需要我們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也需要超越持續統治了從一種媒介到另一種媒介的故事轉換研究的一對一的比較。…

在此，仍然存在著用以接近敘事生產性的分析工具不足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目前已經湧現出大量相似和相反的術語，以至於有時很難在術語的草堆中找到一根尖銳的分析針，尤其是當故事的“變動”被交替地用旅行、翻譯、改編和挪用等術語或者是上述術語令人困惑地組合來描述時。*參見Laurence Raw(ed)，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2; Nicklas, Pascal, and Oliver Lindner, eds.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12; Julie Sanders.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Routledge,…

二、故事的社會生命

接下來，我將以故事的“社會生命”為研究內容，而非它們作為躺在書架上的自主手工制品的組成結構。這一術語既應和了阿帕杜萊(Appadurai)的“事物的社會生命”，也應和了索緒爾(Saussure)研究“社會符號生命”(‘la vie des signes dans la société)的最初呼籲。只有緊緊圍繞“故事的社會生命”，我們才能使對於敘事的研究超越目前的局限，並在它活躍於不同的媒介、體裁和時間的時候，牢牢地把握它更為寬泛的社會角色。…

摘　要：敘事學研究應當通過將一系列故事，納入研究視野而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為此，本文提出“故事的社會生命”的概念，研究故事在媒介、代際和文化之間“跨越”並被改變，但同時也得以保存的過程；並以《艾凡赫》為例，闡釋“再生產”、“翻譯”、“媒介轉換”，以及“文化跨界”這四種“改編”模式，論證了由多種審美特質組合而引發的故事生產並附著於文化記憶的結果，以期引起讀者對敘事文本改編為新文本的長期變化研究產生興趣。

一、超越方法論文本主義

敘事學的歷史以20世紀80年代晚期的急劇轉向為特征——從尋找普遍的敘事性模式，轉向從世界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