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關於敘事和文化記憶，它告訴了我們什麼？

毫無疑問，“成功孕育成功”(success-breeds-success)的原則(或者說我在其他地方稱之為文化記憶里的 “稀缺”原則)適用於這部龐大的暢銷書，因為已有的改編數量增加了他在其他地方被重新運用的幾率。但是，《艾凡赫》也明顯地具有比司各特的其他小說更具啟發性和生產性的要素。*對此，請參見Ann Rigney， “Plenitude, Scarc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35.1 (2005).

對所有這些改編形式的梳理，揭示了它們如何包括了某種程度上對原作的創造性修飾；這一點甚至也適用於再創造的形式——新的闡釋增加了文本的可讀性，也吸引了新的讀者。《艾凡赫》所有的這些改編因此證實了媒介轉換理論，由此，文化進化被視為不僅由新媒介技術的可利用性所驅使，同時也被不斷更新的觀眾從不同感官路徑，介入故事的需求所驅使。*參見J. David Bolter and Richard Grulogsinlog， Remediation :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雖然這些高新技術就它們本身而言自然是有意義的，但更有意義的是：原作的哪些元素在這些變形之後存留了下來？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會允許我們進一步闡釋這個故事的吸引力，以及它在急劇的文化與社會變革中“附著於”文化記憶的能力。

限於篇幅，在此，論述將僅僅集中於三個主要的方面：首先：考慮到結構主義堅持認為情節是小說的骨架，我們驚訝地看到故事被後來的改編者點菜似地“同類食用”，並且許多部分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這里的“同類食用”指的是，特定的場景和角色被從故事中“提取”出來，並轉換到其他場景當中。因為戲劇和電影的改編不可避免地必須在眾多充滿動作的情節片段中精挑細選出來，在我研究的25次改編中，理查德國王邂逅愉快的塔克修士這一片段的過度呈現是更加令人震驚的。該場景在情節上沒有任何結構性的作用，但是其喜劇特質確保了它的留存。

其次，總的敘述安排或許比它實際的結果重要。司各特對歷史敘述的安排圍繞著兩個在種族方面明顯不同的群體之間的對立，這被證明對於其他地方的群體而言也是極富生產性的。在兩個因種族而區分開來的群體的鬥爭方面，它允許國家歷史被戲劇化，故事因此得以轉換至比利時、孟加拉，以及之前提起的美國。事實上，在講述蘇格蘭的高地人和低地人之間的對立方面，司各特自己早就已經將這個模式運用到了他對蘇格蘭歷史的描述當中。這一將歷史視為兩個主要種群之間的鬥爭的基本方式 ，看起來一直是司各特作品當中最有力量和最具生產性的部分。正如兩個人才能跳探戈舞的原則所體現的那樣，在正在湧現的國家主義和小國家從大帝國中為自由而鬥爭的時期，它被證明了是一個尤其多產的例子。

然而，司各特的情節始終朝著將對立進行升華並想象一個新的混合民族而發展，那些效仿他的人看起來不太容易妥協並且也不太保守；他們將種群之間的戲劇化對立作為起點，但是將這一模式以下述方式改編——用以證明那些群體之間的對立以及不妥協原則是合理的，例如，在比利時的例子當中，佛蘭芒人勝過了說法語的人。還有，那些挪用司各特作品的人通過尊重基本的敘述設置，而不是尊重情節的完整性來完成其挪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