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瑞格蕾《故事的生產性:敘事與文化記憶》（2）

二、故事的社會生命

接下來，我將以故事的“社會生命”為研究內容，而非它們作為躺在書架上的自主手工制品的組成結構。這一術語既應和了阿帕杜萊(Appadurai)的“事物的社會生命”，也應和了索緒爾(Saussure)研究“社會符號生命”(‘la vie des signes dans la société)的最初呼籲。只有緊緊圍繞“故事的社會生命”，我們才能使對於敘事的研究超越目前的局限，並在它活躍於不同的媒介、體裁和時間的時候，牢牢地把握它更為寬泛的社會角色。

新興的對“跨媒介敘事”的興趣已經走上了正確的道路。它在敘事內容從一種媒介轉移到另一種媒介的道路上打開了視野，並且在此過程中，諸多行動者(包括愛好者們)參與到了對特定故事的詳述和挪用中來。然而，具體針對某種“關聯”(比如，以某種基於假想的在印刷、視像與社會媒介間的交互作用而設計新產品的方式)而言，跨媒介敘事的概念已經基本上被限制性地應用到了當代“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成果中。*對“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論述，參見Henry Jenkins， Convergence Culture: Where Old and New Media Collide.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6. 相比之下，由於故事在不斷改變的物質環境中所賴以生產、傳播、改變、再生產、轉換和目標重設的某種長期活力，使得“故事的社會生命”這一術語有著更為廣泛的應用。

我所提出的對故事的社會生命的研究，與文化研究領域更廣泛的轉向相契合。這一轉向從基於產品的模式轉為基於過程的模式。它可被視為與 “流動的”現代性當中，不穩定因素理智地進行妥協的一種嘗試。[1]它暗示了一種通向文化的具有活力的方式，不再以孤立的藝術制品的方式來表達，而是以正在進行的意義生產和妥協的方式，並通過人們的介入來產生影響。在此過程中，人們既是故事的生產者，也是使用者。它因此提供了一個與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相角力的起點，他在一個“流動性研究”的宣示中，雄辯地表明“通過這個躁動不安的過程，文本、圖像、藝術品和觀念在永不停歇的、資源豐富的文化工作里被轉移、偽裝、翻譯、改造、適應並重新想象”。[2]更為根本的是，它讓我們牢牢把握文化記憶和文化進化的動態；以及當故事在媒介、代際和文化之間“跨越”並受到改變但同時也得以保存這一事實。[3]

但是，如何捕捉故事的這種動態和“跨越”呢？這做起來比說起來要難得多——因為我們的分析術語，正如格林布拉特指出的那樣，是以研究對象的穩定性而並非它們的轉變為前提的。[2]然而，近來，從中世紀研究與哲學，到翻譯研究以及改編研究等一系列學科當中，“變化”本身已經被注意到，它不再像一個使得原作出現功能障礙的瑕疵，而是作為被格林布拉特稱為“文化的豐富作品”的一個結構特征。

*相關研究參見Bernard Cerquiglini， éloge de la variante: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ie. Paris: Seuil, 1989；Laurence Raw,(ed.)，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2；Julie Sanders,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London: Routledge, 2006.

在這一背景下，用現今流傳的術語來說，人們呼籲開展對“旅行的比喻”、“便攜”故事、“旅行的文化”、“旅行的記憶”的研究。*關於“旅行的比喻”，可參見Susan Stanford Friedman, “Towards a Transnational Turn in Narrative Theory: Literary Narratives, Traveling Tropes, and the Case of Virginia Woolf and the Tagores.” Narrative 19.1 (2011).

關於“便攜”故事，可參見Isabel Hofmeyr, The Portable Bunyan :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iloglglogrim’s Pro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Ann Rigney, “Plenitude, Scarcity and the Circul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35.1 (2005): 209-26. 關於“旅行的文化”，參見James Cllifford,. Routes :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關於“旅行的記憶”，參見Astrid Erll, “Travelling Memory.” Parallax 17.4 (2011b): 4-18.

難以預料的是，故事怎樣“變動”，以及故事的某些部分為什麼比其他部分更易於變動？事實上，這些問題意味著我們需要探索本文指出的故事的生產性，也即，故事通過在新媒介和新文本中變得具有創造性的自身復制與再生產的能力。[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