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談論《艾凡赫》的原因，是因為它一直罕見地具有生產性。它被復制和改編的次數令人不可思議。*《艾凡赫》因其催生了數量眾多的版本而更加令人矚目，它出現在消費主義文化正在萌發的年代，彼時，作品的新穎性備受珍視(參見John Ellis，“The literary Adaptation:An introduction.”Screen 23.1(1982):3-5)；勃朗特姐妹的作品，正如簡·奧斯丁永無止境的分支一樣(參見Claudia Johnson. Jane Austen’s Cults and Cultures. Chicago:Chicigo University Press,2012)，提供了相似的例子(參見Patsy Stoneman, Bront. Transformations: The 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Jane Eyre and Wuthering Heights. London: Prentice Hall,1996)。一系列傑出的研究從早些時候就開始追溯其他經典文本後來的狀況，與此處提出的相比，用的是不同的分析視角，參見:霍夫梅耶對約翰·班揚的論述(Isabel Hofmeyr, The Portable Bunyan : A Transnational History of the Piloglglogrim’s Progres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霍爾對荷馬的論述(Edith Hall, The Return of Ulysses: A Cultural History of Homer’s Odyssey. London: I. B. Tauris, 2008)，華納對《天方夜譚》的論述(Marina Warner, Stranger Magic: Charmed States and the Arabian Nights.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2011)。 事實上，它被更為頻繁地復制，並因此比瓦爾特·司各特的其他26部小說中的任何一部在文化記憶中存留得更長——雖然它們中的許多在剛出版的時候都曾是暢銷書。在19世紀以來對中世紀精神的傳播中，《艾凡赫》無可爭議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僅在歐洲，也在其他的地方。對於今天的很多人而言，它是司各特作品中唯一能讓人記憶猶新的篇目。

整整三代人的一段時期，《艾凡赫》使專業和非專業的讀者變成了故事的“復制者”和修改者。它最非凡的創造性呈現於1820年到1900年之間，這在20世紀的電影和電視當中也得到了體現。

想要列舉出《艾凡赫》的所有版本顯然是不可能的，在此僅對變化中的《艾凡赫》作如下概述：

再生產

《艾凡赫》有數不清的新的插圖版本——有些是單行本，另一些是司各特小說集當中的一部分。在此可以列舉的多不勝數，正如威廉·聖·克萊爾斷言的那樣——司各特的作品徹底影響了19世紀的出版業。[5]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之後為兒童出品的刪減版，尤其是所謂的《繪本經典》系列(Illustrated Classics series)以及連環畫版本，雖然是修改和簡化了的形式，但它們有助於將故事傳達給新一代的兒童。

翻譯

蘇格蘭國家圖書館(BOSLIT總目)列舉了大約618種《艾凡赫》的不同譯本，從最早的1820年的法文譯本到持續至2012年的烏克蘭語譯本。該小說在19世紀上半葉被譯為歐洲多種最重要的語言，但在19世紀末期以來被譯為了孟加拉語(1885)、阿拉伯語(1907)、日語(1964)和中文(1939)。應該注意的是，在司各特所有的小說中，《艾凡赫》是被譯介到歐洲以外最多的小說。這意味著和司各特其他的並未聚焦於中世紀的小說比起來，《艾凡赫》與其他地方的興趣以及期待產生了更多的共鳴。

媒介轉換

屬於媒介轉換的版本名單尤其長。它包括：戲劇性的改編，以情景劇或戲劇的形式(至少25種不同的版本)；為電影和電視所做的改編(包括自1913、1952、1959、1982年的版本)；改編為繪畫和版畫(包括德拉克羅瓦(Delacroix)最為著名的作品)；改編為物質文化(包括威基伍德(Wedgewood)的餐盤)；轉換為地名和人名。[6](chap 3,4)

文化跨界

這是一個寬泛的類別(將來或許可以進一步細分)，包括被《艾凡赫》激發的敘事作品，也包括故事轉換至另一種文化環境當中——以與原作有類似而非直接關係的這種方式。在這類例子里，司各特的小說至少部分地被當作了新作品創作的一種“敘事程式”(narrative schemata)。在此可提及的有以下例子：亨德里克·康西安斯(Hendrik de Conscience)，《弗蘭德斯之獅》(1838)，被轉換為14世紀的比利時講法語的人和講弗蘭德語的人之間的鬥爭；班磬·齊德拉·查特吉(Bankimchandra Chatterjee)，《德蓋什·南迪尼》(1880)，被轉換為18世紀孟加拉的普什圖人和蒙兀兒人的爭鬥；查爾斯·沃德爾·切斯納特(Charles W. Chesnutt)，《雪松後的房子》(1900)，被轉換為內戰後的美國白人與黑人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