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仍然存在著用以接近敘事生產性的分析工具不足的問題。或者更準確地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目前已經湧現出大量相似和相反的術語，以至於有時很難在術語的草堆中找到一根尖銳的分析針，尤其是當故事的“變動”被交替地用旅行、翻譯、改編和挪用等術語或者是上述術語令人困惑地組合來描述時。*參見Laurence Raw(ed)， Translation, Adapt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London: Continuum, 2012; Nicklas, Pascal, and Oliver Lindner, eds. Adaptation and Cultural Appropriation. Berlin: De Gruyter, 2012; Julie Sanders.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Routledge, 2006.

下面，我將以單個例子為參照來展示在“故事的社會生命”研究中什麼才是難以預料的，以試圖使這個領域顯得更為清晰。在此過程中，我將結合文化記憶研究(被寬泛地定義為故事的保存和變形的歷時研究，因為它影響著集體身份)中的思想論爭，與改編研究(對於故事怎樣被從一種媒介轉換到另一種媒介的研究)、翻譯研究(包含了語言之間的碰撞的文本過程研究)，以及跨國界詩學(尤其是跨越全球不平等地帶的跨文化動力的研究)等相關的分析工具來進行。

三、改編與文化記憶

本文計劃采用改編這一術語作為涵蓋性術語來指代文化生產的內在活力，人們藉此“改編”他們所傳承的對世界的表述，來適應新的環境。與此緊密相關的就是琳達·哈琴提出的普遍定義，她將改編定義為“故事是如何演變和轉換以適應新的時代和不同的地方”。

* 參見Linda Hutcheon and Siobhan O’Flynn， A Theory of Adaptatio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176. 在生態意義上變更了的“改編”概念史，也參見David Fairer, Citizens of the World: Adapt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ewisburg: Buck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這一生態性的理解將改編視為在變更的環境當中文化的持續性修飾，這種理解在相關領域內比起我們現在熟知的“改編研究”這個術語更為廣泛，因為在改編研究中，改編主要被理解為故事從一種媒介到另一種媒介的轉碼。在改編的這個更寬泛的概念中，仍不明晰的是，組成文化記憶的復制、選擇和變換的原則。由於這些過程是人類主體部分轉換的反射行為的結果，古老故事的復制加變換既可以從生產、也可從接受這兩個方面得到解釋。我曾提出“生產性的接受”，意味著古老敘事的新版本既是一種回憶的方式也是重新加工早先故事的方式。*關於“生產性的接受”，參見Ann Rigney. The Afterlives of Walter Scott: Memory on the Mov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翻譯也可以從生產性接受的角度來理解，既忠實於原文，也是創造性的重新加工；參見Lawrence Venuti, “Adaptation, Translation, Cultu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6.1 (2007). 在此意義上，生產性接受是文化記憶的連接組織。

另外，要區分四種不同的“改編”模式，也即再生產(當故事以新的外形再次呈現時)，翻譯(當故事改換到其他語言里)，媒介轉換(當故事從一種媒介轉換到另一種的時候)，以及文化跨界(當故事轉換至與原作相比或多或少在時間和空間上有些距離的不同文化框架當中)。更進一步的區分或許也會產生。但是，上述這四種模式對於指出變動的範圍已經足夠了。這些變動確保了故事的復制加變換，並且因此確保了以下事實的重要性——復制總是包含了對於不適合新環境的元素的選擇性遺忘。

最後，有必要指出，當復制、翻譯、媒介轉換和文化跨界都包含了一些變化的時候，那麼，在特定例子中必然有相當程度的修飾。天平的一端，是對原作的忠實，另一端，挪用的行為則包含了“使它為自己所有”的創造性方式，這甚至需要一種對原作的敵對或是批評的方式(韋努蒂稱之為“積極的抵抗”)來進行。*參見Julie Sanders. Adaptation and Appropriation. The New Critical Idiom. London: Routledge, 2006.Lawrence Venuti. “Adaptation, Translation, Culture.”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6.1 (2007): 25-44. 文化跨界並不一定包括跨越語言障礙，例如，《魯濱遜漂流記》這樣的英文經典被庫切的《福》從後殖民的角度重寫；琳達·哈琴在此指的是本土化。 雖然再生產將會偏向天平的忠實性一端和跨文化的另一端，在“跨越”的種類與忠實度兩者之間，卻並不存在對應的關係。



原發期刊：[荷蘭]安·瑞格蕾 著，[中國]龍曉瀅 譯《故事的生產性:敘事與文化記憶》，《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 年第 20161 期 第 97-103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