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記憶和「被記住的記憶者」這兩個喻體都尤其與書寫行為關聯在一起。對阿萊德以及揚·阿斯曼而言，這正是「文化記憶」的一個核心特征，且與作為經典的文本有關。顯然，這個理念引人入勝，因為它不僅涉及記憶被銘寫而獲有的持久性，還關乎記憶如何從人類心智外化為一種「可反復使用的文本」的書面化「存儲」或「檔案」，可供長期調用。同樣明確的是，書寫早在西周時期就以這種方式被使用，史牆盤銘文就是一個著名的例子。另外，如我們經常提及的那樣，西周的青銅器銘文已是第二手材料，其原始文獻書於竹帛且被存儲在西周宮廷檔案之中。最後，我們也可以把五經的形成視為一種「文化記憶」的特定實現，它們得到早期帝制中國及其太學和圖書館機構的審定、形塑及維護。…

為了進一步界定「文化記憶」，兩位阿斯曼教授將其與「交流性記憶」區別如下：「文化記憶」可以回溯至數千年以前，而「交流性記憶」只存在於三到四代人之間，通常不會超過一百年左右的時間。在這個模型下，「交流性記憶」包含了「個人傳記框架下的歷史經歷」；它是「非正式的、不拘於形的」；它「由互動所生」，與「鮮活有機的記憶、經驗和傳聞」相關聯，且被「記憶群體中的當代見證者們」以並不特定的方式來承載和傳遞。相較而言，「文化記憶」由「關於起源的神話歷史」和「一個發生在絕對的過去中的事件」所構成；它「有組織性且極度正式」，並在「儀式性溝通」和「節日」中成型；它的表達是「通過文字、圖像、舞蹈等媒介而固定下來的客觀外化物，以及傳統像徵符號的分類與展演」，且依賴於「專職的傳統承載者」。這個定義下的「文化記憶」有幾個關鍵概念需要進一步說明。首先，阿斯曼對於「神話」一詞的使用值得特別注意：…

哈布瓦赫的「集體記憶」理論尤其激發了兩個特別重要的討論：一是個人記憶與集體記憶之間可能存在的契合性，二是記憶與歷史的關系。如果所有人類記憶都植根於神經系統，並因此而在根本定義上就是個人化的，如何會有「社會」或「集體」記憶這一類的存在？相對於「歷史」而言的「記憶」作為一種關於過去的方法，有多大的認識論意義上的用途，尤其當我們把記憶的流程與歷史編纂學的流程相對照的時候？



作為這樣一種雙重構建的「集體記憶」——首先是一種過去在被認知之前所通過的心理過濾機制，其次是對這種可能完全不存在於個體人類心智之外的過濾的抽象化——的真值又是什麼？根據阿斯特裡德·厄爾的說法：「我們對『記憶』之於『歷史』的關系的實際性質存在相當大的困惑。『文化記憶』不是歷史的他者，也不是個人記憶的對立面。相反，它是這種多元文化現象得以發生的情境的總和。」他還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