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海讀大學時，已開始在柯靈編的《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投稿，抗日戰爭時他在重慶編《國民公報》與《掃蕩報》的副刊，他戰後在上海創辦「懷正文化社」，出版了熊佛西的《鐵花》，施蟄存的《待旦錄》、戴望舒譯波特萊爾的《惡之華掇英》、李健吾的《好事近》、趙景深的《西洋文學近貌》、徐訏的《風蕭蕭》、李輝英的《霧都》，還有姚雪垠的《雪垠創作集》等。他喜歡姚雪垠的作品，簽約出書後，特別招待姚雪垠在出版社的樓上居住，讓他安心寫作。

他與姚雪垠還計劃創辦《小說雜誌》，後來戰火四起，這計劃流產了。籌集了的一部份稿件，他帶來香港，例如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戴望舒譯《英國小說中的旅行》、蔣牧良的小說等。他於一九五一年進《星島日報》編《星島週報》時，將孫伏園的《魯迅先生的小說》發表在《星週》上，但是沒有引起甚麼反應。…

最先打電話給劉先生，為《大拇指》安排一個訪問的時候，他說：「不要訪問吧，大家聊聊天好了。」到了大家在「畫廊」的沙發上坐下來，只好放棄了「攝影機/錄音機」式的訪問，隨便聊天了。與劉先生談天，是很有趣味的，這大概是因為他的確具有小說家對一切事物的廣泛興趣，又有生動的方法把它敘述出來。有時在報館或宴會上遇見他，聽他敘述一件小事──比如談到一個字的讀音或是五四時代某位作家的一段軼事──即使平凡的一件事，由於他敏感的觀察和幽默，也變成一件生動的趣事了。



這次在「畫廊」的談話，由於說明訪問在先，好似有了局限。但我想做這訪問的一個原因，是在七○年代我們對香港作者即使是劉先生的訪談仍不多，劉以鬯先生嚴肅的短篇仍未結集，所以想訪問及整理他在文學上的嘗試。牽涉的內容頗廣泛，回來後想憑記憶記錄成文，但總是覺得這樣寫不夠全面，對了解一個作者還不夠公允。拖了又拖，最後終於把稿趕出來了。不完全是印象記，不完全是訪問，是兩者的混合吧。…

〈世界末日的婚禮〉的劇本是這一趟比賽中寫得最好的，人物和情節都簡單，但寫得夠細膩，節奏明快、沒有冗場、細節的安排顯見用心，雖然寫的是假想的時空，但對白親切和幽默卻透露了劇作者的觀察力。〈試管三號〉則包括了幻想性劇作的優點和缺點，劇作者的想像力固然是天馬行空，但有時也不免失卻節制，作者的野心夠大，表現卻欠集中，如果能去蕪存菁，成果一定更佳。

這三個劇中，以〈魔鬼使徒〉較差，這寓意性戲劇失敗的原因也跟一些寫實劇的失敗原因差不多，同是沒有好好地活用戲劇技巧，以致給人「談理論」的感覺。

「幻想性」的戲劇亦是一條可行的路，但如果青年劇作者要走這條路，就得注意好好地把握幻想的戲劇效果，以靈活烘托欲表達的意義，這條路才可以走得更深。…

在青年戲劇比賽中，看到十個創作劇，以演出先後為序，它們是深水埗青年中心的〈試管三號〉、曙曦劇藝社的〈咒〉、黃大仙社區服務中心話劇組的〈奧郎〉、壽山中學話劇組的〈醫者父母心〉、藝臻社的〈戰曲〉、香港青年業餘話劇社的〈魔鬼使徒〉、荃灣明愛中心戲劇組的〈魅影〉、伊利沙伯青年館話劇組的〈世界末日的婚禮〉、社會服務會戲劇組的〈面具〉、恆青劇藝中心的〈等〉。

關於這趟比賽，成績已有評定，賽後亦有檢討，所以本文的目的，不在討論個別劇作的得失，而在全面地從這些劇看看香港青年戲劇創作上的一些問題，因為不管獲獎與否，這些劇反映了香港戲劇創作上的一些方向、一些可喜的收穫及一些值得細想的缺失，而這些地方，實在是較諸比賽的名次，更值得我們關心的。…

在實踐層面，Polanyi提出，僅僅分析發達市場經濟體是不完整的，還需要關注在大多數世界中的本土經濟形式[128]。隨後，Gibson-Graham等人提出的「多元經濟」(diverse economies)視角[45-47]以及Lee的「日常經濟」(ordinary economies)視角…

在全球技術流動的背景下，技術的消費和使用與西方話語主導的現代性、社會進步甚至全球公民身份認同等符號和意義緊密相關[117]，然而，技術也具有社會嵌入性(social embeddedness)，不同社會文化語境下的大眾對技術有著獨特的使用慣習，同時賦予技術特定的訴求和期待。因此，本土企業對於外來技術的吸納並不是一種簡單復制，而是經過篩選、改造和重組。山寨滿足了經濟收入偏低但追求現代性想像的草根群體不斷變化的需求和偏好，為他們提供更豐富的日常生活體驗，同時蘊含了本土技術創新的可能[118]。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有利於揭示特定語境中社會大眾對經濟活動彈性、多元的理解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實質影響。

經濟活動與地方社會文化之間相互建構的遞歸性…

生產地的社會文化被動態地融入和同化進經濟活動，反過來又被特定經濟活動所重塑。這種雙向關係能凝聚成一種路徑鎖定(lock-in)，使雙方持續不斷地相互建構[4]。好萊塢電影行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一方面，電影制作從當地一系列的社會文化資產中汲取養分，包括城市街景、自然景觀、生活方式等，這些要素賦予電影產品以鮮明的外觀特色和獨特的精神聯系；另一方面，相關電影產品也再生產了有關好萊塢的嶄新的文化想像、像徵意義和流行時尚，它們隨即被重新吸納入本土的社會文化資產，成為下一輪電影制作的投入[96]。更進一步地說，經濟和文化在生產地的相互建構還有可能成為推動地方重建和區域再造的重要手段。近年來越來越多西方後工業城市的政府部門增大對文化產業規劃和建設的投入，將其與城市更新、地方復興等戰略結合起來，通過大力打造文化設施和創意場域，培育有關地方的文化想像，促進地方營銷，吸引投資和人才，最終轉化為地方經濟發展[103-104]。…

更高層級的社會結構(如種族、階級、性別、社會不公等)也會對經濟活動及其結果起到重要的建構作用…

2.2 經濟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

文化經濟地理視角同時強調經濟活動和實踐的「社會—空間根植性」(socio-spatial embeddedness)[27]，關注特定情境下經濟行動者之間的社會文化關係與社會互動[12]。

在主流經濟地理學研究中，已有大量學者討論知識溢出、集體學習、風險資本活動等經濟實踐與行動者之間交易成本的降低，聯系與信任的建立，共享語言、慣習、規範和制度的形成，以及集群增長之間的聯系[57-59]，也形成了一整套概念和術語體系，包括非交易相互依賴(untraded independencies)…

有必要強調的是，文化經濟地理學在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兩種主要範式，分別是「文化的經濟化」範式(economization of culture)和「經濟的文化化」(culturalization of economy)範式[41]。前者主要關注作為一種生產要素被納入商品和價值體系的文化[42]，研究對象通常為文化產業、創意產業等新興的經濟部門[4-7]。後者則強調從認識論層面重新對經濟進行概念化，使其具有文化系統和社會過程的意涵。本文討論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時更側重後者，認為不必囿於文化產業，而應該是涵蓋更廣泛的社會經濟生活。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經濟化」的重要性被忽略。相反，文化創意產業因其與社會文化緊密耦合的屬性，為理解「經濟文化化」提供了極具代表性的具象化案例。

2 經濟行為和實踐的文化維度…

1950-1960年代，區位分析流派在計量革命的驅動下崛起，遵循理性經濟人和完全競爭市場的基本假定，即理性的工人和工廠生產產品、理性的消費者通過市場購買產品，經濟系統被抽象成各色各樣理想化的區位模型，社會和文化因素則作為常量被剝離[14]。區位分析後來進一步發展為以Krugman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New Economic Geography)，其核心議題是分析經濟活動的空間集聚及其動力機制，在1990年代成為經濟地理學研究的主流範式之一…

（作者簡介：朱竑(1968- ) 男，甘肅臨夏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文化地理學與旅遊地理學，E-mail:zhuh@scnu.edu.cn，廣州大學地理科學學院，華南人文地理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中國 廣東 廣州 510006；呂祖宜，香港大學地理學系，中國香港；錢俊希，香港大學地理學系，中國香港 / 原文出處：經濟地理，2019 年 06 期）…

嚴以敬在銅鑼灣開設一間小型書屋「傳達」，專售文學、藝術和音樂書籍，經過一段時日，如今更準備遷往跑馬地（利舞臺戲院附近）某處二樓，擴充發展。一個晚上，幾個人聚在「傳達」舊址談天，嚴以敬和嚴太太也談到開辦書屋的喜怒哀樂。後來一群人移師到跑馬地新址，順道參觀一下。新址的確比原來的要大得多，環境清靜，寬敞而且幽雅，已經開始進行裝修工作。

嚴太太告訴大家，自經營書屋以來，認識了很多朋友，這些都是喜歡看書的人，來到「傳達」隨便看看書，聊聊天，聽聽音樂。上來不一定要買書的，很多人來了以後都再來，大家很融洽，這是值得開心的。嚴太太認為，其實也並沒有甚麼不開心的，至於書屋曾經被劫多次和間中被偷書，這些都沒有記在心裏。反而關於一些書籍代理發行的問題，有一點兒波折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