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高層級的社會結構(如種族、階級、性別、社會不公等)也會對經濟活動及其結果起到重要的建構作用[88]。Graham分析了主流社會對特定社會群體，尤其是少數族裔所持的道德偏見和文化想像對投資決策的影響[89]。具體來說，公眾對少數族裔企業的質疑、某些勞動市場的種族化偏向、對移民的技能的矮化以及否定，對特定族群的苛責，都可能引起資本「逃逸」到安全性和穩定性更高的城市。也有很多學者從女性主義經濟地理視角出發，探討性別關係和不公正如何形塑後福特制語境下的勞動力市場細分和日常工作場域。如McDowell的一系列研究就發現，女性氣質中的某些屬性迎合了特定行業的需求(比如關懷和照顧)，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各種男子氣概形式與倫敦的銀行業和金融業相互建構；男子氣概的社會建構也有可能將年輕的非熟練男性排除在服務業之外[90-91]。「經濟」「勞動力市場」等傳統認知中中性的概念事實上已經性別化了。Collins以美國和墨西哥為案例地探討全球服裝行業的生產與營銷，他提出，服裝行業「是被本土和全球力量所建構的，同時也是被相關受雇者和工人們在分異的或共享的權力關係與意識形態框架之中所施展的」，性別技能、勞動力成本、文化和社區動態之間的平衡推動著資本對有利可圖的區位的不懈追求[92]。總之，文化經濟地理視角有利於理解權力關係、社會結構、文化身份和經濟實踐之間的複雜交織。

3 經濟與地方社會的互塑關係

從本土社會的視野理解「經濟文化化」，有兩個主要的意涵。一方面，經濟從特定的地方社會中汲取意義、文化和認同的源泉，本土社會文化為經濟提供了具體的條件和形式。另一方面，經濟也會引導和重塑地方社會文化，為地方社會提供更為豐富的話語和意義，重塑本土的社會文化過程[12]。

主流經濟地理學對經濟活動的探討大多數局限在企業或產業集群的邊界內。然而，現實社會中的經濟活動並非束之高閣、由精英式的經濟行動者自編自導自演。例如，Florida以創意階層為中心的研究就被批評只考慮到擁有較高社會文化資本的創意精英的利益和需求[93]。在Polanyi看來，經濟嵌入於更廣闊的「制度」，受「制度」所引導，但「制度」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在不同地方和不同時刻具有不同的表現，這也決定了什麼是文化上可被接受的經濟活動形式[43]。從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出發，「制度」的意義可以擴展企業和集群以外更廣闊的地方社會文化語境。正如Molotch和Scott等學者們所說，商品的生產與銷售存在於特定的情景之中，應關注生產過程與商品價值與不同的地方語境之間的聯系[95-96]。後文將分別從生產和消費兩個維度出發，討論經濟活動區域的社會文化本底之間的相互建構關係。

3.1 生產地的社會文化建構

Scott提出，經濟活動、尤其是文化產業活動是紮根於生產體系及其所在的地理環境中的社會現象[4]。Rantisi也認為，產品是從特定地點的生產系統中獲取價值和內涵的[97]。生產地不僅具備物質基礎和制度內涵，還為經濟活動提供了一種更廣泛的「社會環境」(social milieu)[98]。其主要作用可以歸納為兩方面：第一，為產品及其工作者提供特定的意義和價值養分，包括地理聲譽、品牌效應、符號資源、風格流派和美學傳統等，有利於塑造地理上獨特而且具備全球競爭力的產品。近年中產階級消費者對於「地理品牌」(geographical indication)以及基於地方的原生態、原真性的追捧即是明證[99-100]。第二，在後福特制的語境下，很多行業都具備高風險性和高脆弱性特征。在這種情況下，廣泛且多元的大眾信息的可獲得性尤其關鍵。如今很多行業的共同點是工作地點與地方社會文化場所之間的邊界模糊，尤其是對於文化產業而言，文化生產的基礎設施總是在建設和維持一定的「社會場景」(social scenes)[3]，在情境化的本土社會互動過程中，圍繞特定行業或產品構成一種比傳統集群範圍更廣的「蜂鳴」(buzz)。大部分「新經濟」率先興起於主要的全球城市，這為理解生產地社會文化對經濟活動的建構作用提供了許多生動的案例。比如，倫敦SOHO區的工作慣例和娛樂傳統為全球廣告行業的發展奠定了文化基礎[101]；新加坡的跨國僑民生活方式與當地的金融服務業優勢密不可[102]。Amin等認為，正是上述「城市社會性」(urban sociality)構成了經濟秩序的領域(register)和生產活動的行動代碼(codes)[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