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產地的社會文化被動態地融入和同化進經濟活動，反過來又被特定經濟活動所重塑。這種雙向關係能凝聚成一種路徑鎖定(lock-in)，使雙方持續不斷地相互建構[4]。好萊塢電影行業的發展就是一個典型案例。一方面，電影制作從當地一系列的社會文化資產中汲取養分，包括城市街景、自然景觀、生活方式等，這些要素賦予電影產品以鮮明的外觀特色和獨特的精神聯系；另一方面，相關電影產品也再生產了有關好萊塢的嶄新的文化想像、像徵意義和流行時尚，它們隨即被重新吸納入本土的社會文化資產，成為下一輪電影制作的投入[96]。更進一步地說，經濟和文化在生產地的相互建構還有可能成為推動地方重建和區域再造的重要手段。近年來越來越多西方後工業城市的政府部門增大對文化產業規劃和建設的投入，將其與城市更新、地方復興等戰略結合起來，通過大力打造文化設施和創意場域，培育有關地方的文化想像，促進地方營銷，吸引投資和人才，最終轉化為地方經濟發展[103-104]。

然而，經濟和文化在生產地的相互建構並非總起積極作用，還可能涉及社會不公的再生產。Zukin認為，通過文化營造經濟並不是如鏡像一般反映現實的過程，而是通過權力建構現實的過程，它涉及到「誰的文化被再現」「誰來再現文化」等問題[8]。Amin等提出，文化、符號、像徵和社會資本的區分被深深地刻寫在不同地方、階層和社會群體之中[11]。首先，就全球層面而言，文化生產在少數全球城市中的高度集中有可能加強資本主義生產模式下的經濟發展不均衡，犧牲大城市以外的其他地區的利益[11，53]。其次，就區域和城市層面而言，強調城市增長的文化設施導向也可能形成所有城市都應該遵循類似的和單一的發展軌跡的錯誤假設，導致原生的、基於社區的社會文化條件被破壞，形成虛假的、漂浮於表面的社會文化認同[41，105]。再次，特定區位作為文化生產和活動中心的價值被不斷強化，有可能在城市內部形成「事件飛地」(event enclaves)[98]，加劇社會和文化的割裂[106]。

3.2 消費地的社會文化建構

物質產品不僅僅是客觀存在的物體，而是被消費者賦予了豐富的社會文化意義。消費過程相當於一個符號、話語和意義的系統。學者們意識到，零售和營銷不僅僅關乎於商品、市場、利潤和管理，同時也關乎獨特性、原創性、歸屬、愉悅和忠誠。人們很少完全出於功用性需求進行消費，而是積極地展演自身的存在[107]。其次，消費也與階級認同和社會區隔(social distinction)相聯結，Veblen最早提出「炫耀性消費」[108]，Simmel[109]和Robinson[110]提出文化產品用作階級區分的方式。Bourdieu認為社會實踐中體現的「符號性」身份，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人們所在的物質性地位[111]。再次，消費者不都是原子化的行動者，近年來消費部落主義(tribalism)的興起表明人們社會性地消費產品[112]。在這個過程中，社會大眾通過口口相傳和媒體渲染，創造了圍繞特定產品的「蜂鳴」，它有別於生產者群體內部的「蜂鳴」，體現了消費者群體通過社會互動不斷形塑的有關產品的集體認同和公共話語[98]。

消費者的文化、話語和意義亦是地方嵌入的，任何地方都有其獨特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本底。不同語境下社會大眾對「經濟」和相關產品有著不同的定義、理解、期待和需求[113]。即便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向前推進，很多產品跨越國界進行流動，但正如Khanna等所認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市場經濟體在大眾消費者的性質和構成上截然不同[114]。具體來說，前者的需求和認同構成更加複雜，有的熱衷於達到國際品質的全球產品，也願意支付高昂的價格；有的則希望產品兼具全球和地方特色，而且價格適中；有的支持體現地方特色、價格親民的本土產品，還有的則位於金字塔底端，只能承擔得起最便宜的商品。「新經濟」擁有對話和展演功能(dialogic and performative character)[115]，企業想要獲得商業上的成功，必須嵌入到消費地的社會文化語境當中，掌握普羅大眾的話語和需求，在研發、生產和營銷過程中不斷對產品進行修正和校訂，積極地迎合和響應消費地社會大眾的文化和意義系統[116]。中國山寨產品的出現提供了一個典型範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