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實踐層面，Polanyi提出，僅僅分析發達市場經濟體是不完整的，還需要關注在大多數世界中的本土經濟形式[128]。隨後，Gibson-Graham等人提出的「多元經濟」(diverse economies)視角[45-47]以及Lee的「日常經濟」(ordinary economies)視角[129]均反對將資本主義或更廣泛意義上的「經濟」概念整體化，強調經濟是一種本土實踐和因應情況而定的產物。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是極具包容性的，它高度關注各種社會文化要素和情境化的互動及實踐在經濟過程中的展演及其社會—空間後果。因此，有利於對當代經濟生活的時空複雜性做出更深入細致的解剖，同時捕捉主流經濟形式以外本土經濟的可能性和多元性[130]。

當今中國便是上述本土多元性的代表性場域。一方面，中國本身悠久的歷史文明孕育出了有別於西方的獨特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景觀，比如，He等人總結道，與發達經濟體相比，中國企業受制度景觀，尤其是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更為強烈，中國的經濟活動通常嵌入於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之中，被兩者共同形塑。


這與西方語境中的「社會聯系」概念不同，中國語境下的社會關係和社會資本更傾向於是一種封閉式體系。很多時候是親緣、地緣的延伸，對於外來者而言是不開放的，這種「關係型資產」促使很多經濟行動者，即便是在缺乏正式聲明和契約的情況下，也能夠進行經濟交換；此外，以儒家價值倫理為基礎的中國傳統文化，也被認為在塑造企業家價值傾向、經濟行動和經濟秩序等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31]。

另一方面，中國近年來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和增速最快的轉型經濟體，生產模式在「創新驅動」背景下逐漸轉向後福特主義和彈性專精網絡，並且與大眾日常生活和消費實踐的結合越來越緊密。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政策扶持下，各色各樣的創業孵化器、創業公寓、創業咖啡館、創意街區等新型空間媒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為創業活動和企業選址新的集聚點，也重新形塑了多元地方主體之間的關係、網絡、認同和權力實踐[132-133]。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日漸推進文化體制改革，文化產業發展被提到了國家戰略高度，逐漸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帶動新型文化創意產業園、文化消費空間崛起，成為很多地區實施城市更新、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推手，反過來也重塑了城鄉的物質、社會和文化景觀[134-135]。

綜上所述，中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產業結構和空間結構在加速重構，對應的人地關係、社會關係、身份認同和文化意義，也處於不斷的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之中，這種獨一無二的語境和機遇，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難以被復制的，中國語境勢必會成為文化經濟地理學研究最肥沃的土壤。從文化經濟地理學視角出發對中國語境下的經濟活動進行再認識，對於揭示當前的經濟轉型和社會文化變遷的過程和機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並借此催生具有中國特色的「新」的經濟地理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