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墾主張·錯失的焦慮:從布赫迪厄的「習態」理解 FOMO 的文化根源

在社交媒體高度滲透的時代,「Fear of missing out」(FOMO,錯失恐懼症)已經成為一個廣泛流行的心理現象。人們因為擔心錯過聚會、資訊或生活經歷,而不斷滑動螢幕,確認自己沒有被社會拋棄。然而,若僅將其視為個體的心理困境,便忽略了這種焦慮背後的社會結構與文化邏輯。

若我們從皮埃爾·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習態」(habitus)理論切入,便能看見 FOMO 並非單純的個人焦慮,而是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的一部分,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透過文化品味、資訊消費與社交實踐所形塑的結果。

一、習態與社會場域:FOMO 的生成土壤

布赫迪厄所謂的「習態」,是人們在特定社會條件下,經由生活經驗、教育背景與階級位置內化而成的一套「持久性傾向」。它既不是純粹的個人選擇,也不是完全的社會強制,而是一種深植於身體與思維的實踐邏輯。人們如何判斷「什麼是重要的活動」、「什麼資訊值得追蹤」,往往已經受到其社會位置與習態的制約。

在數位網路的場域裡,習態表現得尤為明顯。中產階級的青年,可能傾向於參與音樂祭、展覽、國際旅遊,並透過 Instagram、Facebook 等平台展示;而科技產業的工作者,則可能不斷關注加密貨幣、AI 新聞或創業動態。對他們而言,錯過這些「熱點」意味著在所屬社會群體中失去位置。換言之,FOMO 不僅是對「錯過」的焦慮,更是對「社會資本」流失的恐懼。

二、FOMO 與文化資本:焦慮的社會分化

布赫迪厄強調,社會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相互交織,決定了個體在社會階層中的位置。FOMO 的核心,其實是文化資本在數位場域裡的再生產。

當代人害怕錯過展覽、音樂會或熱門電影,不僅是因為娛樂需求,更是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能夠累積「可展示的文化資本」。例如,一個人若能及時在朋友圈上傳熱門餐廳的照片,便意味著他能參與當下的文化潮流。反之,若總是「落伍」,可能被視為缺乏文化敏感度,甚至被排除於特定社交圈之外。

這種現象凸顯了 FOMO 的社會分化性:越是中產階級與菁英群體,越在意是否「趕上潮流」;而弱勢群體則可能因缺乏資源參與其中,而被動地承受落差感。於是,FOMO 不只是心理困境,更反映了資源不平等在文化消費上的擴大效應。

三、數位習態的塑形:社交媒體的場域邏輯

布赫迪厄認為「場域」(field)是社會實踐發生的舞台,每個場域都有其規則與價值體系。若將社交媒體視為一個獨立場域,我們會發現它內建的演算法邏輯與互動機制,不斷強化了 FOMO

首先,演算法以「即時更新」和「熱門推薦」作為核心,讓使用者感受到「隨時都有新事物發生」,因此持續刷新頁面成為一種慣習性的動作。其次,按讚與分享的計量化機制,將社交價值轉換為數字排名,使人們在比較中產生焦慮。這些設計逐漸被內化為一種「數位習態」:人們不自覺地透過點擊、瀏覽、上傳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感。

於是,FOMO 並非僅僅來自個人性格,而是社交媒體場域強化並擴張的結果。這種「數位習態」在當代社會中廣泛內化,逐漸塑造了一種新的時間感與生活節奏:若不即時回應,就可能錯過;若不持續更新,就可能消失。

四、FOMO 作為「象徵暴力」

布赫迪厄提出「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概念,用以描述統治階層如何透過文化符號的自然化,讓被支配者自願接受不平等。在 FOMO 的脈絡中,這種象徵暴力體現為:人們相信「必須跟上潮流,否則就會被淘汰」。

例如,當年輕人不斷追逐最新的演唱會門票、限量鞋款或話題影集時,他們其實已經接受了一套被市場與媒體設定的價值邏輯。這套邏輯讓人感覺「錯過就意味著失去身份與歸屬」,而不是單純的娛樂消遣。換言之,FOMO 是資本主義文化工業對人心的「象徵馴化」,讓人們自願把時間與精力投入到無止境的更新與消費之中。

五、FOMO 的社會隱憂:從焦慮到倦怠

如果將 FOMO 放在更廣的社會脈絡裡,它不僅僅是「焦慮」的問題,更可能帶來深層的社會隱憂。

首先,它加速了社會的時間化壓力。人們在「即時更新」的推動下,總是覺得自己不夠快、不夠即時,這種節奏最終可能導致「數位倦怠」(digital burnout)。其次,它削弱了人們的深度生活經驗。當所有活動都必須被拍攝、上傳、標記,參與的價值便轉移到「是否能被展示」上,反而使得當下的體驗空洞化。最後,FOMO 也加劇了社會排斥與不平等。資源較少的人群更難參與「被認定為重要」的活動,因而感受到被邊緣化,社會裂縫隨之擴大。

六、結語:走出 FOMO 的可能

從布赫迪厄的角度看,FOMO 並非純粹的心理現象,而是社會結構、文化資本與場域邏輯共同作用的結果。它提醒我們,焦慮並不是個體的「缺陷」,而是當代數位社會的「正常症狀」。

若要走出 FOMO,或許需要從兩個層面著手:其一,個人需重新培養對「存在」的理解,不再完全依賴外部展示來確認價值;其二,社會與媒體設計者必須反思演算法與平台機制,避免將人推向無止境的更新循環。

最終,我們或許應該學會以布赫迪厄的眼光看待 FOMO:它不是單純的心理問題,而是社會習態的表徵,是一面鏡子,折射出當代人對歸屬、地位與資本的焦慮。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錯失的不僅是活動或資訊,而是我們在社會中如何被建構、被定位,甚至被馴化的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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