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根據《史記》和其他一些資料，根據對秦漢時期人口和土地等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論：秦故地的經濟是不能自給的。而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是關東的魏、趙、韓、齊這四國的故地。在秦漢時代，每年他們都要向關中輸出400萬擔糧食，還包括大量的紡織品和其他手工業品。

所以，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劍雄先生就說，全面考察秦漢時期的經濟狀況，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時最發達的地區是關東。主要的財富，也積聚在關東。…

商鞅在秦朝的內部斗爭中，失勢了。然後他就出逃，跑到一個地方想住旅館，那個旅館老板就說你要拿出官府的證明來，才能允許你住旅店。商鞅說，我要住店你怎麽不接待呢？老板說，你看，商君有令，老百姓如果沒有官府的特許是不能亂走的。商鞅長嘆一聲，沒想到自己制定的法令卻害了自己。於是就有了成語“作法自斃”。

也許我們之前認識的商鞅都是正面描寫，可是商鞅確實認為：老百姓都是“賤骨頭”，千萬不能讓他們遂願，遂了他們的願，他們就會弄奸耍滑；讓他們富起來，他們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只有讓他們窮困潦倒他們才會賣力。原文是這樣的，“任民之所善，固奸多”“民貧則力，民富則淫”“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

“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能勝強敵者必先勝其民”，要想征服天下，必須先征服你的百姓；想要打敗強敵，首先要打敗你的人民。這也是出自《商君書》。可以說，書中的言論赤裸裸地表達出了法家極端專制的思想。

最近有種言論說“民主制度不是什麽好東西”。有人說，民主制度最早是在希臘羅馬新城的時候，由於他們好戰，想欺負別的民族，因此號召自己內部的人團結起來，簡言之，搞民主就是為了對外征服。還有一些人說，我們中國人愛好和平，不想統治別國，那麽我們也就不必為了征服別國而搞民主。皇帝一人說了算的局面挺好。

針對以上言論，《商君書》和《韓非子》也許就是最好的反駁了。法家的極端專制難道不是為了對外征服嗎？…

戰敗之後，瑞典人痛定思痛，廢除了專制制度，開始了瑞典歷史上著名的一個時期——自由時代。建立了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都居歐洲前列的憲政民主制度，在沒有任何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的情況下，工業化後來居上，如果按人口平均來算，他的工業比美國還發達。他的文化也很發達，從諾貝爾獎的得主就可看出；他的社會福利制度更是獨步全球——從搖籃到墳墓的瑞典模式，先是成為民主社會主義的世界性樣板，在蘇聯解體後，又成為全球唯一還有號召感的社會主義樣板。

今天的瑞典人，有誰還會懷念波爾塔瓦戰敗以前所謂偉大國王的光榮呢？如今瑞典人的光榮和自豪豈是當年的那些臣民可以比較的呢？

這就是大國風范——國民自豪感、制度建設都走在引領世界潮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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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人不僅國家小，勢力范圍也不大，但我們為什麽說它是強國呢？因為荷蘭一些制度的創新，對世界而言，具有非常大的影響，他們的國民也因此很自豪。像股份公司、聯省共和這些制度對後世有巨大的影響，而且，荷蘭人的商業勢力及文化影響力都被大家認可。

我們的東鄰日本，曾經在很長一個時期，就把荷蘭人當作西方人的代表。明治維新以前，介紹西方的學問稱作“蘭學”，就是因為日本人是通過荷蘭人接受的近代文明影響。即使在他的霸權衰落後，荷蘭人的富裕和文明，仍讓世人稱羨，他們的民族自豪感一點也不亞於當年。

如果要講崛起，這的確是個問題。沒有先天的優勢，憑借自己文化制度的創新使自己位於大國行列。荷蘭，在今天，依然是一個非常先進的國家，一個不容小覷的國家。…

荷蘭人在歷史上就殖民征服而言他並不是很有能耐的，歷史上真正比較有意義的荷蘭殖民地其實只有一個，那就是荷屬東印度，就是我們今天講的印度尼西亞。但我們知道它以前在北美洲有一些殖民地還是比較有意義的。比如，今天的紐約，最早就是荷蘭人的殖民地，紐約是不太標準的譯法，“New York”應該翻譯成新約克，就像“New Zealand”我們把它叫做新西蘭。紐約被荷蘭人佔領的時候被稱作新阿姆斯特丹。除此之外，荷蘭的殖民地，都小得不足掛齒。…

但是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只是土耳其奧斯曼帝國霸權的開始。在1453年以後的二百多年中，它力量的擴張一直很厲害。在1453年的時候，它只有很小的一塊地方，但在後來的兩個世紀中，它發展成為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軍事帝國。它的軍隊從君士坦丁堡最遠一直打到歐洲的腹地——維也納的城下。當時的匈牙利、塞爾維亞、羅馬尼亞、希臘……都是它的領土，在亞洲它佔領了整個兩河流域；在非洲它佔領了整個北非，也就是穆斯林地區。但是，它也沒有入選世界大國，一個很簡單的道理：雖然它的軍事力量強大，擴張得很厲害，但是這個帝國的政治經濟結構完全還是中世紀的，人們認為他和以前的波斯、阿拉伯、蒙古人的擴張一樣屬於所謂的傳統性質，不具任何現代化意義。

我們所說的傳統、近代，主要是就征服者和被征服者而言。傳統和近代的區別並不是很重要的。…

世界歷史波瀾壯闊，大國興衰構成了其中重要的篇章。去年一部政論片《大國崛起》引起了國人對大國、強國的討論。有人說強大的政權對全球性的影響力是成為大國的重要因素，也有人認為富足的經濟才是最主要的，那麽我們今天就一起討論一下這個話題。

《大國崛起》是第一部以世界性大國的強國歷史為題材並跨國攝制的大型電視紀錄片，它解讀了15世紀以來世界性大國崛起的歷史，並探究了其興盛背後的原因。

今天我們所說的大國，不是人口和面積意義上的大國，而是“成為全世界的歷史”之後出現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國家。…

中國與中東歐國家進出口貿易快速增長，已達到2016年的587億美元；中國與中東歐16國建立了149對友好城市關係，在教育、文化、旅遊、智庫等領域人文交流和合作越來越深入和頻繁，等等這一切都需要我們講述和傳播。需要我們講述和傳播的還有，為把“一帶一路”建成和平、繁榮、開放、創新、文明之路進程中，各國之間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以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的包容合作和相互理解。



在中宣部、國新辦的高度重視和大力推動下，中國政府的一大批新聞發言人近年來在這些方面做了一系列嘗試和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我們也深切感受到中東歐16國發言人所作的不懈努力。習近平主席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論壇峰會開幕式上談到，“一帶一路”是偉大的事業，需要偉大的實踐，讓我們一步一個腳印推進實施。習主席所說的每一步、每一個腳印都會演繹出無數的故事、無數的精彩，讓我們同心、真心、用心去講述好、去傳播好，使其匯聚成推動“一帶一路”持續向前發展的強大力量。…

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辦的中國-中東歐國家新聞發言人對話會17日在北京舉行。當天的對話會圍繞新聞發布與國家治理、新媒體傳播與“一帶一路”、跨國溝通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等議題展開討論。中國和中東歐國家新聞發言人就有關議題輪流發言並進行了熱烈交流。來自中國國家部委及地方政府的10余位新聞發言人與中東歐13個國家的總統、總理、議會新聞發言人17日齊聚北京，圍繞“‘一帶一路’與全球化溝通”主題，舉行了首次對話交流活動。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趙辰昕在論壇上發言。他認為，要善用新媒體為“一帶一路”而講述、而傳播。

以下為發言全文：…

俗話說“吃飽飯不想家”，來這里不僅可以驅散思鄉之苦，還讓我感到作為中國人的自豪，餐館老板古拉蔔告訴我，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不僅有助於改善巴國的基礎設施面貌，也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赴巴，帶動了兩國人民之間的交流，他的餐館就因一波接一波的中國回頭客而越來越火，他希望有朝一日，他的這份美食能被帶到中國去！

真正的友情，是一棵成長緩慢的植物。巴基斯坦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質樸好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利”友好，而是長久以來積澱在兩國文化和兩國人民血脈中的友好傳承。中巴友好的歷史淵源“根深蒂固”，是一點兒也不誇張的。…

巴基斯坦是中國的“鐵桿朋友”，所以大家親切地稱之為“巴鐵”。中巴友好是早已熟知的事情，去之前就有耳聞，常駐工作後更是真真切切、實實在在感受到“巴鐵”的溫暖。

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是我常年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多年的駐外生活，使我對這個城市有一種別樣親切的感覺，每當我到其他國家或外地出差，總會對伊斯蘭堡有種“歸心似箭”之感。在與當地人共處的日常生活中，每天總有些點點滴滴，讓我感受到無處不在的友好。…

但這三個國家政府也都在力圖避免在大國之間選邊站，維護自身國家利益和國際交往中的尊嚴。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從未試圖改變或挑戰這些國家與美俄等傳統大國和歐盟之間的固有聯系，尊重這些國家在軍事安全上的謹慎和敏感，同時也支持這些國家發展經濟的願望，為這些國家實現戰略發展多元化提供了選擇和機會，也改變了該地區非此即彼的地緣政治格局，推動形成與大國影響力共存的“多維度同心圓”式的獨立區域和“緩沖帶”國家。這一務實的做法得到了三國領導人高度的評價和認可，為“一帶一路”取得實務性進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一帶一路”朋友圈的紅包越來越鼓…

2016年6月17日至2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對塞爾維亞、波蘭和烏茲別克斯坦三國進行國事訪問，並出席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六次會議。習主席在三個月內兩次到訪中東歐，連續四年訪問中亞，不僅是中國與中東歐、中亞國家之間重大的外交行動，也是打通“一帶一路”路上通道的重要舉措。其主導下的元首外交推動了中國與這些國家高層的良性互動，同時也對”一帶一路“倡議的宣示和執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一帶一路”的朋友圈越做越大…

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賣什麽，主要是因為不知道對方需要什麽。此外，我們要擺脫對稀缺性資源的依賴，擺脫“有什麽就賣什麽”的頑固慣性。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務實的經濟項目上做文章，找到外商的買賣痛點，就找到了市場的盈利點。…

第六，絲路倡議落地既要頂層設計，更要基層創新。在調研過程中，很多地方干部最後的總結往往驚人的相似，大家習慣用兩句話結尾：希望中央重視我們，給予特殊的政策，在資金和政策上予以傾斜;我們有干勁，早就做好準備啦，就等中央一聲令下，讓我們幹什麼，我們就幹什麼。這種現像可以概括為，“寄希望於總書記怎麽說”。但是，北京的專家再聰明，也不一定比新疆的干部更了解新疆;北京的領導再英明，也不一定比廣西的干部更了解廣西。所以不能等，要把基層創新先做起來。…

第二，慎談“過剩產能”。常有媒體提到，“‘一帶一路’建設，可以把過剩產品銷售出去。”“過剩”這個詞匯，讓沿線國家聽了很反感，“你不要的、過剩的，別人會要嗎？”給人的感覺是，中國要到絲路沿線去“倒垃圾”。因此，要避免使用這種令人不舒服的詞匯描述“一帶一路”建設中的核心概念，我們可以用中國的優勢產能、富余產能及產能合作等詞匯來替代。

第三，“沿線有65個國家”的表述不準確。千萬別把絲路沿線國家限定在65個，傳統沿線65國不包含歐洲最發達的西歐國家，也不包含亞洲最活躍的日本與韓國，顯然是不合適的。我認為，全世界有230多個國家，只要致力於“一帶一路”發展的國家，都是絲路國家，這樣看絲路沿線既包括美國，也包括拉美各國。因此，對“絲路”國家的界定應該是“65+”的概念。…

所以筆者認為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需要從兩點上發力：第一，避免重復建設，共享資源和知識;第二，針對研究人員多但真正意義上的“一帶一路”專家太少的現像，應該發揮高校、研究院特別是企業的力量。有導向性地聚焦“一帶一路”建設，通過聚智、聚焦，我們的制度性話語權才有可能產生。

此外，媒體和學者也要互動。國內有人說“一帶一路”不等同於馬歇爾計劃，但有人又興奮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就屬於沒有把問題搞清楚。“一帶一路”究竟是什麽，我們中國人得想清楚。我個人認為“一帶一路”不是政治經濟學，甚至不是地緣政治學，而是文化經濟學。一說到地緣政治學就有人會擔心，擔心撬動地緣板塊，會讓人覺得這背後有大國動機、戰略企圖，而這是不利於我們的。…

2015年是“一帶一路”倡議進入推進期的關鍵之年。“一帶一路”受到了國內及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和熱烈討論，百度上與此有關的詞條高達759萬。“一帶一路”的故事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國際受眾，如何把“一帶一路”故事講得精彩，講得打動人心要注意以下三個方面問題。

一、努力完善“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

針對“一帶一路”的外宣工作，目前我國有很多高校、媒體紛紛成立“一帶一路”智庫，但在成立之後沒有產品內容的輸出。主要表現為兩點：第一是產品不夠，特別是原創性的產品不夠。第二是產品的輸出不足，沒有轉化成國際語言。…

還有一些國家很有趣，比如說瑞典。

瑞典很有意思，瑞典在十七、十八世紀之交，軍事、政治勢力曾經非常強大，當時在歐洲可能僅次於英國，和俄羅斯不相上下，曾經幾次將俄羅斯打敗。它在這一段時間，曾經打敗過歐洲的很多強國，包括俄國、波蘭、丹麥和德國的很多大諸侯，大家知道當時德國並沒有統一，當時德國有一些諸侯是比較強大的，比如說奧地利、普魯斯等等。

那時候波羅的海被稱為瑞典湖，因為整個波羅的海是被瑞典征服的。瑞典軍隊曾經直逼莫斯科，變波蘭為它的附庸，干預奧地利的王位繼承，曾經橫掃歐亞，和彼得大帝決戰於烏克蘭的波爾塔瓦，但最後瑞典在這里被打敗了，國王沒有逃回瑞典，最後是逃到土耳其了，這個地方離土耳其很近，他們的軍隊因為擴張離瑞典本土已經非常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