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根據《史記》和其他一些資料，根據對秦漢時期人口和土地等進行數據分析，得出結論：秦故地的經濟是不能自給的。而當時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是關東的魏、趙、韓、齊這四國的故地。在秦漢時代，每年他們都要向關中輸出400萬擔糧食，還包括大量的紡織品和其他手工業品。

所以，上海復旦大學的葛劍雄先生就說，全面考察秦漢時期的經濟狀況，我們不能不承認，當時最發達的地區是關東。主要的財富，也積聚在關東。

那麽，秦國經濟既然不發達，政治上又極度苛霸，那他們到底想要怎麽樣呢？商鞅的一句話震驚四座，他說，“政做民之所惡，民弱；政做民之所樂，民強。”為政者就是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而絕不做老百姓高興的事情。你有能力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這才顯示你戰勝了老百姓；如果你要順從百姓，做老百姓喜歡你做的事情，那麽這就說明老百姓在牽著你的鼻子走，百姓強了，國家也就弱了。

他的思想與今天胡錦濤同志所提倡的“以人為本”的思想截然對立。“我就要做老百姓痛恨的事情，我就不做老百姓高興的事情”，古今中外恐怕有很多專制者這樣想，但是敢這樣赤裸裸地、肆無忌憚地說出來的也只有商鞅一人吧！在這樣的情況下，百姓過的是一種什麽樣的日子呢？

有很多關於秦國當時狀況的描述，比如說賈誼的《過秦論》，他把秦朝老百姓說得很糟糕，他們是反秦勢力，可以說他們別有用心。但是商鞅都用這種制度治理百姓，我們能不相信嗎？“強秦造福於人民”的說法，不需我們來反駁，商鞅、韓非子這些強秦理論家就是最有利的反駁者。

另外一個問題在於，為什麽這樣的所謂暴秦，居然還能成就大業呢？

古話道：“得人心者得天下”，這應該是一個很善良的說法，但是我認為這種說法只有在一種條件下才是事實，那就是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因為民主政治本身就是靠老百姓投票來決定你能否得天下，如果不得人心，怎麽可能得天下呢？但是，如果我把這個邏輯放到古代，像秦始皇那種狀態下那恐怕就應了“成者為王，敗者寇”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