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好奇（黃色）”一案中，我們決定針對黃色淫穢物品的這種司法規定方式發動一場進攻。當這部影片在波士頓被禁演後，我們在聯邦法院提起訴訟。我們拒絕向好奇的法官放映《我好奇》，以便突出我們的論點，即只要該影片是在一個大門緊閉的成人影院里面上映，該片的內容如何就不屬於政府管轄的範圍。…

我知道我一聽到這件案子就會決定接受委托。我最感興趣的法律領域有兩個：一是憲法第一修正案，二是陰謀罪。這個案子用一種極有趣的案情把這兩個法律問題都包括進去。

斯特賴克告訴我，他來找我的原因是他聽說我在為“我好奇”（黃色）一片辯護中勝訴。那部瑞典影片是在美國第一部進行商業放映的露骨描寫性活動的影片。

2 “我好奇（黃色）”案

“你這案子與‘我好奇’（I Am…

根據這條準則，《深喉》大概應該受到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保護。這部影片對至少有些觀眾來說是有點兒滑稽的，而且這部影片與同類種馬交配般的電影片相比技術要強不少。雷姆斯和他的出庭律師認為，以1972年1月實行的色情淫穢物品標準來衡量，他不能被認定有任何犯罪行為。…

作為參與這個陰謀而受到指控的人有技術人員、發行人員、給電影設計舞臺場景的紐約廣告公司等，實際上只要是與該影片的制作、發行或放映有關的所有人員都受到指控。帕里什後來說，“參與此陰謀的約有500人，”可是，“我們將不對有些人，如電影院售票員、電影院里出售爆玉米花的人或電影放映員起訴。”…

很多冷眼旁觀的人都認為把雷姆斯帶上公堂,是帕里什公訴生涯的一大發明。正如一位熟悉帕里什手腕的孟菲斯律師所說：“帕里什覺得把演員擺在被告地位是擴大宣傳的好辦法，而男演員又不如女演員那麼容易觸發公眾的同情。”帕里什自己承認，他對雷姆斯提起訴訟的目的就在於向世人宣告，參與制作黃色淫穢電影的人誰也不能逍遙法外，必將毫無例外地被起訴：

直到《深喉》問世之前，還沒聽說過有專演這類電影的男女演員。可是在《深喉》這部電影里，他們塑造了一位明星，竟至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正像你爹在你不聽話時狠揍你一頓那樣。是啊，如果斯特賴克先生在新聞媒介作了那麼許多宣傳報道之後，輕而易舉地逃脫責任，他的事業會益發飛騰，但如果狠揍他幾下，或許他會三思而後行。…

哈里·雷姆斯不單單是個性感標誌，他還是個極為聰穎的青年。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是“一個老老實實的猶太孩子，靠幹許多人花錢叫別人去幹的那種活計吃飯”。他出生於紐約州的斯卡思代爾市。他原名叫赫伯特·斯特賴克。他曾上過匹茲堡大學，但中途輟學參加海軍陸戰隊，後來開始戲劇生涯。他曾在“媽媽歌舞團”、“紐約戲劇歌舞團”及紐約市“美國莎士比亞話劇團”工作。他甚至還參加“威梯斯”麥片廣告表演。在1964年聖誕節期間，“工作很不好找，光景相當慘淡……有一個家夥說，他知道到哪兒能在一部黃色電影里當個男角兒掙75塊錢。”…

原题《為色情電影辯護及與原教旨主義者和女權主義分子之爭》



 1 孟菲斯審判

1976年5月的一天早晨，哈佛大學法學院前的停車場空寂無人，門可羅雀。這天是星期天，我在那兒等一個叫哈里·雷姆斯的新客戶。雖說他的面容對成千上萬美國人來說都已不是什麽秘密，可我並不知道他長得是什麽模樣。我未曾看過他在電影《深喉》里演的醫生角色，也沒有看過其餘幾十部給他帶來“無可爭議的公認的黃色影帝”桂冠的影片。可我認為我認出他來大概不會有問題，因為我也看過幾部脫露火爆片子，自認對黃色電影明星長的樣子心中有數。…

沃爾特·曼斯菲爾德法官和亨利·弗蘭德利法官，在我還沒走到講臺之前就開始對我的論據猛烈開火。這種攻擊有時就像是針對我個人，因為我接受了博格曼的委托為他辯護；我覺得好像我個人是這次上訴的目標，這些法官們幾乎沒有對特別檢察官有隻言片語的批評，而戈特爾法官已經認定，他的行為既不合時宜又是非法的。離開法院時我們大失所望，但也很疑惑為什麼有了戈特爾法官的事實裁定和最高法院的例判，上訴法院竟然還是否決我們的論點。

結論在1977年聖誕節前夕下達——三位法官一致裁決博格曼敗訴。這篇裁決書是弗蘭德利法官的手筆，這種結論竟出自他之手令人驚愕不止，摩掌嘆息。弗蘭德利法官是個極拘泥於程序細節的人。他對上訴法院不能用自己認定的事實，取代地區法院認定的事實這個規矩十分認真。上訴法院對博格曼案的裁決卻完全不考慮戈特爾法官認定的事實！…

在得出這些重大結論後，通常法官都會作出對我方有利的裁決。可此案絕非尋常，戈特爾法官也就隨後作出了一些奇怪的不合邏輯的決定。

首先，他辯解說，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是違法的，不合時機的，但它並沒有違反“庭外協議的具體內容”。法官承認該協議確實明確地禁止“在認罪後向記者發表聲明”，但他強調“協議中沒有提到判決後向記者發表談話的問題。”（他故意視而不見這樣一個事實，即判決明擺著在認罪之後，因此沒有必要再加贅述。）耍了這樣一個怯懦的小手腕，法官就可以作出結論說，特別檢察官的聲明並沒有在技術上違反《聖托貝羅》案例法的規定。

第二，戈特爾法官轉而討論特別檢察官在州法院量刑時，實際上所作的建議是什麼。在這個問題上他的結論也是對我們有利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我們預定的任務。法庭明白無誤地記錄下米利亞法官，曾經在報紙上看到特別檢察官“對聯邦法院的判決極為不滿”的報道；同樣不容置疑的是，當米利亞法官看到這篇報道時，他意識到特別檢察官有責任向自己建議，判處博格曼相同的刑期。因此，無可爭議的，特別檢察官清楚地向米利亞法官傳遞了，他對自己並非情願地向州法院正式提出建議的真實想法。這樣特別檢察官就可以到米利亞法官面前，拉長臉正式建議他也判處4個月徒刑，與聯邦徒刑同時執行；他自己心里明白米利亞法官知道他的真實觀點是，如果法官當真接受他的“建議”，特別檢察官當真要“極為不滿”了。

餘下來的聽證過程就平淡無奇，全是公事公辦了。新聞媒介對這次聽證極為重視，每天晚上在電視新聞節目里都播放聽證人參加者的速寫畫面。在聽證會即將結束之時，《紐約郵報》刊登了一篇羅伯特·李普賽特寫的專欄文章，我的家人讀到這篇文章時極為惱怒不安。該文有如下評論：…

我隨即開始對核心問題進行質證，使米利亞法官承認他是《紐約法律報》和《紐約時報》的長期訂戶，每天都閱讀這兩份報紙。我還使他承認，他收集了一份關於博格曼案件的剪報匯編。米利亞法官明顯地感到，他如果堅持說他對自己司法生涯中處理的最重大案件、報紙上頭版頭條的新聞一無所知的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自圓其說的。他變得閃爍其詞，後來他承認他在報紙上看到弗蘭克爾法官作出判決的消息：

問：在弗蘭克爾法官對博格曼博士作出判決的第二天，《紐約時報》頭版頭條刊登了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

現在當著你的面，我是否可以有把握地說你肯定看過這篇文章？

答：是。…

很明顯，特別檢察官海恩斯認為他的形像，比實現他在庭外協議中應許的承諾更重要。他支持這位新聞專家的意見，決定發表一篇公開聲明，對弗蘭克爾法官可能在判決中作的任何“從輕”處罰進行抨擊。雖然他明知這麼做會破壞他和博格曼的辯護律師達成的庭外協議，他仍然決意不預先通知對方他有意發表聲明。

聽證會完全證實了我們的懷疑。更有甚者，對弗蘭克爾判決進行抨擊，全然不是一種心血來潮的衝動，它是有計劃有預謀地用來維持特別檢察官“形像”，甚至以破壞庭外協議作代價也在所不惜。當戈特爾法官了解到這種預謀時評論道：“出現了一些始料不及的因素。…

聖托貝羅對這個判決進行上訴，認為檢察方面違反了庭外協議。像博格曼一樣，聖托貝羅在紐約州各級司法機構進行申訴都沒有結果，不得已而要求聯邦最高法院下令暫緩執行他的判決。與博格曼不同的是，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批准暫緩執行，隨後他的案子在最高法院九位大法官面前進行了辯訴。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作出裁決，認為由於檢察官向量刑法官建議判刑而違反了庭外協議。

博格曼聽證的關鍵問題,就是從聖托貝羅案例法中直接引出來的：特別檢察官公開批評弗蘭克爾法官的判決是否違反了庭外協議？量刑法官是否知道他作了這種批評？

審核證據的聽證一般都不會有什麼使人感到出其不意的地方，因為基本事實對雙方來說都比較清楚；這些情況都記錄在案以供此次聽證核查。可是這場聽證卻不斷爆出冷門，有時還有驚天動地的新發現。…

辯訴結束後，沃德法官回到他的辦公室，他答應很快就公布他的結論。這是十萬火急的關頭——還有16個小時博格曼就會被關進監獄了。如果沃德法官作出不利於我們的裁決，當天再上訴也來不及了，上訴法院第二天早晨10點半才上班，那時博格曼已經入獄半個鐘頭了。我們覺得通過辯訴已經說動了沃德法官，可是，他隨時都可能再次改變看法。

過了大約30分鐘——這30分鐘就像30個鐘頭那麼難熬——沃德法官從辦公室里回到法庭，開始慢慢地念他的裁定：

雖說司法部長已經表示本案中牽涉到的事實,與本庭經常碰到的情況並無特別不同之處，本庭對此不敢茍同。圍繞本案而發表的文章、評論、新聞廣播並非我們熟悉常見的那種。本案將被受理，這將會在今天下午受到媒體強烈的關注。…

現在已經是星期五下午了，博格曼定於下星期二早晨10點整入獄。我們只有最後一個希望——去紐約聯邦地區法院試試。我在這個周末連軸轉地工作，準備好了要求法院下達人身保護令的請求書及暫緩執行入獄的申請書。我在星期一早晨4點完成了全部文件，在9點整來到紐約聯邦地區法院把它交給了文書處。

到10點鐘左右要求緊急推遲執行的申請已經準備完畢。在聯邦法院總是有一個隨時聽取緊急要求的法官，這一天當班的法官是羅伯特·沃德。

我走進沃德法官的法庭坐下，等待正在聽審的案子臨時休庭以便插進去提出申請。法官審理的是一樁錯綜複雜的經濟案件，當事人正在提出非常技術性的動議。法官看上去對此很不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