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蘭言曾在沙畹的指導下學習漢語，於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三年間前往中國。他的研究是法國漢學與社會學/ 人類學相互融合的典范，在對山川崇拜的歷史追溯上，他比自己的老師走得更遠，專注於從上古到秦以前「封建時代」山川崇拜的歷史線索，即從標志社會結盟的聖地崇拜轉向山川的國家祭祀，填補了秦漢以前山川崇拜的社會史研究。

葛蘭言通過對《詩經》的研究，指出中國上古鄉村的季節性節慶總是在草木豐茂的山川場景中舉行的，山川崇拜的本質是聖地崇拜，聖地之所以受到如此尊崇，是因為它作為季候節慶之傳統紐帶目睹並保護著社會盟約。當上古的節慶儀式轉向「封建時代」的國家祭祀時，山川成為國家祭祀的對象，支配社會秩序的原則從節慶轉變為君主統治，山川在自然秩序中的角色被認為與王侯在人類社會中的地位是對等的，兩者是和衷共濟的，山川的力量不過是王侯力量的另一個面向（葛蘭言：《中國古代的節慶與歌謠》）。鄉民社會與封建貴族居住的城市有著截然不同的社會形態和分類體系，領主的宮殿、祭壇代替山川之中的神聖場所成為新的神聖中心。然而這兩種分類之間的關鍵聯系，在於統治者必須通過到地方社會的神聖之地膜拜，才能建立其神聖權威。葛蘭言的研究對山川崇拜的鄉民傳統（鄉村中兩性結合的聖地崇拜）如何被吸收、轉化為國家的山川祭祀（封禪、郊祀等）進行了富有開創性的探索。這對於探討中國文明形成的基本機制、大小傳統的關係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山川與中國人的生活世界

在中國，山川不僅構成有別於鄉村、城鎮、江湖的社會形態，也是宇宙觀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溝通天人之際的渠道，山川相關的信仰文化，貫通所有身份人群的行為實踐中，上至帝王封禪投龍，下至普通民眾朝山進香，中間還有廣大的儒、釋、道知識群體。他們或以山川作為出世歸隱的理想之所，或是作為尋求解脫開啟智慧的淨土，或是尋仙問道逍遙自得的樂園。從五岳圖式到民間縮微的「五頂」進香，從中原的岳瀆體系到邊疆政權政治宇宙觀構建，從文人山水詩畫到濃縮「微觀世界」的假山盆景，山川作為一個總體性概念，貫通帝王—士人—平民大眾之社會結構的思想和經驗范疇。出入山川，構成不同社會身份群體的生命樣態，生命的一端連接現實生活，另一端則連接山川世界。

中國宇宙論模型中的山不是唯一的聖山，而是將眾山秩序化為處於中心與四方關係格局中的「五岳」，中國的宇宙圖式基本確定，這個模型的特點是中空外盈、內低外高，與歐亞另一些區域廣泛分布的曼陀羅系統是一種對反關係（王銘銘：《人文生境：文明、生活與宇宙觀》）。五岳模式深刻影響了後世中國如城市布局、居住空間設計等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晚在十七世紀三十年代，北京的居民就已經通過碧霞元君崇拜在本地再造「五岳」模式的縮微樣板。五岳圖式也被複製到邊疆政治宇宙觀的建構之中，從南詔國的岳瀆體系到明代麗江北岳崇拜，表明邊疆政權如何將中原王朝的五岳體系與封禪禮應用到其政治宇宙觀的構造之中。由於這套岳瀆體系和封禪禮儀總是和王朝天命、帝王個人命運和家族命運結合在一起，因而總是體現出時代的創造和帝王個人在政治和禮制鼎革的抱負和雄心（趙丙祥：《心有旁騖：歷史人類學五論》）。

「封禪」作為帝國山岳崇拜的大傳統，它和民間朝山進香的小傳統，都是中國文明深層結構和宇宙觀的呈現，兩者處在長期的互動之中，既有深層的聯系又有標明差異的區分，從而能保持源源不絕的活力來不斷地豐富自身並維系持續的互動。民間朝山進香活動表現出不同的地域特點，妙峰山、泰山的香會組織體現出華北社會民間信仰的基本面貌。而在東南沿海地區，民間朝山進香更多被稱為「分香」「刈火」等，將靈力縱向地貫穿起來，從而將大大小小的廟宇聯結為一個由不同地方構成的等級秩序。西南的朝山民俗，如大理雞足山，則體現出多重信仰、多重世界的匯聚與共生。中國「朝山」「進香」「香會」等被西方學者對譯為「pilgrimage」（朝聖），然而其所體現的上與下、內與外、神靈與凡人、神明與供養人之間的關係卻未能在基督教個體尋求自我反省的朝聖概念中表達出來。中國式「朝聖」是歷史地營造和延續下來的文明的組成部分，這個儀式體系同時也是一套政治制度，它以與基督教宗教傳統截然不同的方式來呈現自己的世界（王銘銘：《走在鄉土上—歷史人類學札記》）。